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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离婚的成功人士来说，他对再婚的兴趣不高。婚姻毕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既然不用负上太多的责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消费到美色，何必自挖陷井呢？钱钟书老先生不是已挑明说了吗？围墙内的人都想跑出来领略无限的风光。古诗不是说得很生动吗？满院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他们允许自己一脚踏无数条船。未离婚之前搞婚外恋，离婚后搞情外恋，总之，无限地满足自已的理想。
可是，妻子外遇，或女友不忠了，中国的男人就没表现出多大的胸襟，对妻子的惩罚轻则是离婚，让她净身出户；次之则把她和奸夫毒打一顿；重则是杀了她和奸夫，没几个能泰然处之的。
本市东方广场就发生了一场惊骇的情杀案，男子把汽油淋到已分手的女友身上，点燃火柴，看到她在大火中焚烧，发出痛苦的嚎叫，他抽出早已准备好的小刀，向她的喉咙割去，在众目睽睽夺过了这个21岁女孩的性命。也是发生在本市的另一个地方，同样是情变，一个以卖肉为生的丈夫操起砍猪肉的刀，砍向婚外情的妻子，导致她当场命毙。这样的血淋淋的例子，常常发生在身边女人对男人的婚外情，只是哭闹而已，或到网上发贴发泄情绪，极少残杀对方。
这方面，咱们的中国男士可得向英国的查里斯王子学习，他那绅士的风度可真的做到家了。戴安娜王妃有外遇，他一如既往地包容。戴娜和她的情人出车祸死了，他悲痛万分，为她收尸厚葬，处处表现出君子的大度。
倒是在孔子礼教倡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男人，熟读四书五经，满口仁义道德，对野蛮的蒙古外族入侵而建立起元朝，能忍气吞声，俯首帖耳；对回族侵占而建立起来的明朝，能卑躬屈膝，在荒唐的“东厂”和“锦衣卫”两大政治产物鞭打下忍辱偷生；对大清满族灭顶之灾的“文字狱”能视若无睹。可是对家里那个妻子的一举一动，就格外注意了，先用班昭这个女王八写的女诫作为行为准则，稍有不周，就动用家法；后用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残害她们的肉体，把那一双双健康的大脚裹得血肉模糊，不能正常行走。这些还不算是最狠毒的，社会对卖淫或通奸的女人则严惩，送给她们亲属男子绿帽，以示最高的侮辱。
自古以来，中国男子就很在乎自已头上那顶大绿帽，没戴上则兴幸一辈子，被戴上的则马上脱下来，竭尽全力去报复奸夫淫妇。至于国家大事，那是大家的事，不是个人的事，不需紧张，戴绿帽才是头等大事。孔子的教条，诸如什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三思而后行”统统去见鬼了。
由此可见，中国男人把“绿帽子”看成了人生的首要大事，国事倒是次之再次之，于是，慈禧老妖怪跳出来，振振有词地说：对于中国国土，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于是，忧国忧民的现代范仲淹们大力提倡：我爱国，我嫁中国人。更有广告词如裸露的小孩子一样坦诚地说：让中国男人的胸怀广阔起来。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老先生在丑陋中国人书中了指出了中国男人的毛病，他就坐牢了。中国男人的胸襟为什么不能广阔起来？这与深层的民族自卑感有关，与对绿帽子的态度有关，与女性甘愿为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