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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认为，喜剧是将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情景喜剧地下交通站却让我对喜剧有了另一种判断：喜剧可以将有价值的东西扭曲给人看。地下交通站的喜剧性就表现在对历史真实的扭曲，一是对正面形象的高度赞扬，一是对反面形象的极度丑化，二者被置于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中，并且对愚蠢的敌人的嘲讽成为笑料的主要来源。笑料固然是喜剧性所在，但地下交通站的笑料主要是建立在否定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因此对于这种特殊题材的情景喜剧，我们不仅要关注喜剧本身，而且要探寻一些喜剧性背后的东西，即消隐在感官笑料下的理性，也就是探寻该剧解构了什么，又重新建构了什么。
首先，地下交通站的喜剧性表现了对历史的解构。虽然我们不可能纯客观地还原历史，但可以尽可能地使我们的理解符合历史真相。而地下交通站不仅没能带我们走进历史真相，反而把历史进行了扭曲，让我们在对正面人物高度赞扬和对反面人物极度嘲讽的反差中体会到表象的喜剧性。对历史的解构很鲜明地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剧中的敌人长相丑陋、愚蠢至极还自作聪明，言行滑稽搞笑，这也许就是创作者追求的喜剧性，然而这种喜剧性的背后就是历史的缺席。地下交通站是我国第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情景喜剧，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尝试性和挑战性，这种尝试虽然在对敌人的嘲笑中营造了喜剧效果，但总有点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这种游戏历史的态度容易导致大众对历史的淡忘。也许地下交通站的创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去解构什么东西，也许只是想利用抗日战争题材对情景喜剧进行一次创新，但有人捧腹大笑的同时，必定有人会去探寻一些背后的东西。即便不符合创作者的初衷，也不能说这些探寻者无中生有，因为一种东西产生以后必定会得到不同的解读与理解。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这里的历史性就表现为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观点。因此，我认为地下交通站解构了历史，虽然营造了喜剧效果，但也扭曲了历史，容易导致大众对历史的误读。
其次，地下交通站的喜剧性表现了对战争的解构，主要体现为对战争的严肃性与残酷性的解构。战争是异常残酷的，我国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一段血淋淋的历史，而在地下交通站中，我们看不到残酷的血腥的战争场面，大多是敌人的愚蠢搞笑，阴谋败露，好像一阵搞笑之后敌人就失败了。很显然，这消解了战争的严肃性和残酷性。虽然是情景喜剧，但难免有拿战争开玩笑之嫌，这很容易让观众淡忘战争的残酷色彩。对战争严肃性和残酷性的解构，容易使观者丧失归属感，把战争营造成喜剧，容易使观者自我置身于纯粹的观赏者，导致他们不带着感情去观赏，而只是为笑而看。人们在笑过之后，普遍的评价就是好笑，而不会把自己归于战争中的哪一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一旦人们淡忘了战争的残酷性，就容易导致和平环境下的堕落与迷失。
最后，地下交通站的喜剧性潜在地解构了人们一定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历史观和战争观。情景喜剧在我国拥有很庞大的受众群体，很多人都会受到情景喜剧的影响。因此，地下交通站对历史和战争的解构，就会引导让人们历史观和战争观的转变，让人们潜意识中消隐了历史的严肃性与战争的残酷性。正确的历史观和战争观的缺失，容易导致当今时代人们的浮躁与焦虑，这是地下交通站这类情景喜剧必须要远离的“雷区”
一种东西被某种力量解构的同时，必然有某种东西被重新建构。地下交通站解构了历史和战争以及人们一定的思想观念，同时又重新建构了一种东西，我认为这种东西就是“快乐主义”
我这里所认为的快乐主义并不是指那种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纯粹的的享乐主义，而是指在生活中发现快乐追求快乐的生活态度。虽然地下交通站解构了历史和战争，但又建构了一种让人淡忘历史和战争，在现实生活中享受快乐的生存观念。快乐，是情景喜剧追求的东西，但我认为为了追求快乐而忘却历史和战争，这不是我们应该做出的牺牲。我认为我们应该在牢记历史和战争的基础上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快乐，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不管是解构了什么，还是重新建构了什么，都只是我个人对地下交通站喜剧性下的理性探寻，难免会有疏漏或者有失偏颇，但这是我的一种思考，一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