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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于1999年2月4日去世，终年80岁。
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很崇高、很伟大的，在父亲的身上体现了许多中华民族优秀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代怀念和学习的。
父母二老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将我们兄弟六个养大成人，并供上学读书，成家立业，他们吃的苦、受的累，是我们这一代无法体会到的。尽管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享受今天的美好生活，可是直到父亲去世，他都非常满足，因为他看到，儿子们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并且生活的很好，连重孙子都见到了，他享受了“四世同堂”的人生幸福。他知道这在旧社会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人生待遇，他今天也享受到了，他很知足。他感到自己的一生很值，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他没有任何遗憾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我们。
父亲一生，勤俭持家。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说：“庄稼人只有勤俭二字，才能过好日子。”父亲兄弟姐妹七个，他前面一个姐姐，在三个兄弟中他是老大。听父亲说，我爷爷一直在催八里庄一户姓催的地主家扛长活。常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父亲14岁时，就挑起了全家的大梁，地里的农活，犁、耙、耕、种样样都会。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什么样的累活、重活都干过，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好作风。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生产队当队长，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是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这些我都没有印象。那个年代，每天晚上生产队都要给社员记工分。在生产队的饲养棚里放一张桌子，我父亲和会计就坐在桌子边给社员记工分。每户来一个人带着“记工本”先报当天自己家里人参加劳动的情况，生产队会计负责登记，然后再由我父亲盖上他的手章。等将全队三、四十户社员家的工分记完后，生产队的几个干部还要开碰头会，汇总当天工作的进展情况，研究布置明天的工作。等这些工作都做完，已经是夜里很晚了。听我母亲说，每天天还没有亮，我父亲就起床了，他先围着村子捡一筐粪回来，这时候天才大亮，他再敲钟带着社员们去地里干活。
父亲一辈子从不讲究吃穿，在生活上要求很低。他常说：“吃饭能吃饱，穿衣服干干净净就行了。”在那个年代，父母亲要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供儿子们读书，给孩子们盖房、娶媳妇。直到父亲七十多岁，不能下地干体力活了，他就买了几头羊，坚持天天去地里放羊。父亲常说的话就是：只要我能动，就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放羊这几年父亲又攒下了几千元钱。
父亲还是一个关心集体，爱社如家的人。一个生产队就是一个集体，生产队长就是这个集体的领头人、当家人。我父亲从一入社就当生产队长，直到1976年，我四哥高中毕业回村里当上生产队长后，我父亲才退下来。父亲当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在他任队长期间，每年，他不但要带领社员们完成上交国家的公粮任务，还要解决一百多口子人的吃饭问题。同时还要拉扯六个儿子，供他们上学读书，成家立业。作为一名生产队长，又是一名六个儿子的父亲，可想而知，他肩上的担子是多么的沉重。
在我小时候，经常看到这种情境。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别人往家里跑，我父亲却冒雨扛着铁锹往地里跑。这时候，他牵挂的是生产队的庄稼，看看地里排水怎么样，哪块地里排水不畅，哪块地里庄稼被淹了等。他要做到心里有数，发现险情及时排除。
每到收割的时候，地里、打谷场里到处都堆满了收下来的庄稼、粮食。这时候也是我父亲最忙碌的时候，在家里几乎看不到父亲的身影。他白天带着社员干活，夜里还到田地里、打谷场里巡查。
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令我感动的故事：有一年，种麦子时，天旱，好久没有下雨，我们队的麦子比别的生产队晚播种了几天，眼看着别的生产队麦苗都长出来了，而我们地里小麦迟迟不见出苗。父亲每天都到地里扒开播下去的麦粒看看，仍然不见发芽。父亲着急啊，他担心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万一出不了苗，或出苗不好，耽误全队一季的收成。
干了半辈子庄稼活的父亲，凭他的经验，他知道，唯一补救措施，就是再将播下种子的地用石磙子碾压一遍。为了确保这块地的麦苗出齐、出好，父亲就叫上生产队的一位单身社员王清林，两人一起拉磙子，整整拉了两个晚上，才将那块地碾压完。这一补救措施，果然奏效，不久，这块地里的麦苗就长出来了。
当年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没有太上心，也没有追问，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不组织全队的社员一起拉磙子？为什么两人利用晚上干？现在想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父亲的自尊心强，自己决策的事错了，怕别人说三道四，或让别人看笑话。干脆，自己干。但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通过这件事能充分地表现出，作为生产长的父亲，那种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体现了我父亲为了集体的利益，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甘愿奉献的精神。
父亲更是一位尊重知识，尊重文化，重视读书的人。我一直认为，虽然我父亲是位农民，一天学没上过，但他是位远见卓识，思想开通的人。
刚解放时，他只是参加过村里组织的扫盲夜校，认识了不少字，后来经过他自己的努力，达到了能读书看报的水平。那时候，上级下发的文件，他都能看懂。我入伍后写的家信，他基本上都能读下来，看明白。
我们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穷人，从我父亲这辈往上，好几辈子里找不出一个认字的文化人。他亲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他更知道，孩子们如果不上学，不读书，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是永远没有出息的。所以，他无论自己吃多大的苦、出多大的力、受多大的难，都要供儿子们读书。在我们兄弟六个中，除二哥、三哥因当时的历史原因，没能上中学外，其余几个兄弟都是高中以上学历。
父爱如山。在我的眼里父亲就是一座山，是我们全家的一座靠山。曾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左右，前面三个哥哥都已经结婚分家另过了，家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却供着我们兄弟三个同时在上学。四哥、五哥分别在清水、万善两个公社读高中，我在本村里念中学。当时，在生产队干一天活一个工才值3角钱。我们家一年到头，吃的主粮就是用地瓜干面做的黑“窝窝头儿”连吃顿玉米面“窝窝头儿”都是一种奢望。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有的亲戚朋友就劝我父亲，你已经五十多岁了，靠你一个人干活，供三个孩子上学太累了，还是留下一个孩子在家里做帮手吧。可我的父亲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劝说，他的回答就是，只要孩子们自己愿意上学，能继续上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一个孩子失学。父亲就是以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供我们三个兄弟读完了高中。如果不是我父亲咬牙支持我上学，我就没有资格参加后来的高考，更没有我的今天。
听母亲讲，要说最难、最苦的还数供我大哥在县城读书的时候。那是六十年代初，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次，大哥和我叔家的大姐从县城中学回来，两人进门就哭，父亲问他们为什么哭啊？他们说，学校要每人交8块钱的学费，两个孩子都知道，家里没有钱啊，张口向大人要，也是让大人作难，这才进门哭起来。父亲劝他俩：“不要哭，没钱我想办法，一定要让你们将学费带回去。”
当时家里确实一分钱都没有。那时候，国家困难，老百姓更困难，家家都没有钱，想借都没地方借去。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围着咱家的院子转了三圈，没有找到一件能值16块钱的东西可卖。这时，他见我们家的大黄狗卧在家门口，为了让两个孩子按时交上学费，那天，我父亲卖掉了那只大黄狗，才换回了十几元的学费。可见，当年我父亲为了供自己的孩子上学做了多大的难啊。
尽管我父亲为了供我们读书自己做了很多难，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在孩子们面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为难的情绪。别管是谁向父亲要学费，他都是二话不说，很痛快地答应。父亲是坚强的，他是全家人的主心骨，顶梁柱。他从来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从来不想让孩子们替他操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病重、病危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都守在他的床边。从县医院请来的一位副主任医师诊断后说：心、肺都已衰竭，老人已经不行了，并要我们做好后事的准备。这时候父亲的头脑还清醒，还能和我们进行语言交流。有时候，我看他的眉头紧皱，表情显得很痛苦，我问他：“爹，是不是难受啊？”父亲总是很平静地回答：“不难受。”一个处于病危中的老人哪能不难受呢，他是不想让孩子们分担他的痛苦，父亲一生就是这样，天大的困难，天大的痛苦都由他一个人承担。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父亲永远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