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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提笔写所谓的文章了,也许我曾经使用的那枝笔早已锈蚀班驳了吧。不是笔本身,而是心里头,或喜或悲,我不得而知。毕竟,这年头了,谁还玩这东西呢。时隔四年重提,感觉生疏,因此,我不知道我的这篇文字将被我涂鸦成一种什么样的颜色。
——题记
1月3日晚上,也就是大后天的前一周年,我终于磕磕绊绊地结束了我的那份感情。当然,准确而通俗地说,我可以把它称之为爱情。如果你的感觉足够敏锐,也许你能嗅出深藏在我笔底的那份遗憾。可是你却不知道,我遗憾的或许不是那个人,而是我的那份感情。我依然清楚地记的,当我跨出大门的那一刻,闪电像所有煽情剧里演的一样,借用一句极酸腐的话来说,划空而来。我下意识的回头,仿佛所有的记忆都在刹那间点燃。甜蜜的回忆,别离的伤感,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伤似乎已提前在我的胸腔里汹涌澎湃,波浪滔天。而当我顶着清泠泠的月光行走在奉化乡间林木密布的小路上时,心里头满是“单于夜遁逃”的凄凄与萧萧。
大半年的时间,而我的回忆里却悲哀地过滤得只剩下这可怜的一幕,是喜是忧,我不得而知。来惠州后,我曾多次努力地去回想整个事情的经过,像相机般去捕捉那些让我留恋的瞬间,然而我却悲哀地发现,我的所有努力竟如一河流水,把记忆里所有的细枝末节冲刷得干干净净,直至了无痕迹。或者,我今后所有关于她的回忆,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然而,这又如何呢。失忆有时的确比回忆现实。
所有关于甜美爱情的开头和经过或许都是甜美的,而所有关于甜美爱情的结尾却都不一定是幸福的,这并不如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童话一般,到最后都有一个皆大欢喜圆圆满满的结局,然后赚几滴如小女人般幸福而憧憬的眼泪。
于是,踩在2008的尾巴上,我倒上一杯酒,满斟,高举,然后洒下,祭奠我那夭折的感情,祝福我那些曾经爱过,曾经痛过,曾经痴情过,曾经绝情过,曾经相聚过,曾经别离过,曾经花前月下悱恻缠绵过,曾经眼望欲穿相厮相守过的往事如烟。
然而,往事真能如烟吗,我不得而知。
7月8日中午,我迷迷糊糊接通电话。平常,我不大往家里打,准确地说,是不敢打,我想,也许我总在下意识地逃避无线电波里传来的那份沉重。当父亲用努力抑制的哽咽的颤音说完整个事情,我的心也渐渐遭遇另一场地震。不同的是,汶川地震是全中国人承担,我的地震只由我受着。
请假的时候,因我已递辞呈,所以那厮对我百般询问,好象我是在刻意编造一个人人都不可能相信的理由,来骗取他的同情一样,他那躲在瓶底般厚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的全是怀疑的贼光。如果不是急需回家,我可能会象当初在宁波那样,跟那胖得失去了所有线条,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冬瓜的总经理大吵一顿,然后,拍一拍屁股,不带走半片尘土。我没有,打工之人,有谁愿意跟钱过不去。况且那时我急需用钱。坐在惠州开往南昌的火车上,闷热难当,我的心里却落满了深秋凋零的枯叶,满是灰败。
母亲禀赋了中国所有农村女人的优良传统,持家,勤俭而精明,母亲也像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罗嗦。我记得,在我大学毕业后,母亲的罗嗦里又肩负了一项神圣而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总在不厌其烦,而又不知疲倦地催我成家,以至我常常惊异,她那病弱的身躯何来那么充沛的激情和精力。每次看到她那被极度渴望燃烧得神采飞扬的眼睛时,我都心生愧意。身为人子,也许我未尽到孝道。
说实话,我并不讨厌母亲的罗嗦,早年读书的时候,每次寒假回家,母亲都会为我做可口饭菜。那时,母亲下厨,我添柴。母亲一如既往地罗嗦,东家长,西家短,我静静地听,偶尔附和两句。冬风冷冷的刮过,火苗红红的燃着,母亲静静的说着,我淡淡的应着,多少个寒冬的晚上,都这样温馨而悄悄地流逝。也许多年以后,这将是我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的所有关于家的记忆的核心内容。而此时,我那向来乐于而善于罗嗦的母亲却不能罗嗦了。看着骨瘦如柴的母亲,我的心揪痛。
七月的南昌骄阳如火,我的心情异样复杂。两个同样酷热难耐的七月,我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已经或即将在这个被称为英雄城的火炉里上演。像所有类似的电视剧情一样,母亲走后,医生向我和父亲详细说明了母亲的情况,嘱咐我们保密。走出诊室,母亲迫不及待地用一种细若游丝的声音问我。这个时候,她对她儿子的依赖远胜于她朝夕相处的伴侣,就像我小时候对她的依赖和信任。母亲不识字,甚至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她对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话特别相信。看着母亲完全消除担忧而彻底放松的表情时,我真的一度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善意的谎言。对不起,我可怜的母亲,也许我不该给你如此大的希望和喜悦。
离开医院的时候,这个城市的街头像配合我们的心情一样,已然飘起了小雨。在那间逼仄的旅社里,父亲服侍母亲睡下后,又说起了往事。父亲说的其实我早已听过,甚至耳熟能详,然而这个时候听起来格外沉重。夜深而无眠,耳边持续传来母亲因疼痛而发出的轻微呻吟,夹杂着南昌街头渐行渐近又渐行渐远的车鸣,想起母亲的点滴,一时悲从中来,不觉潸然泪下。
病者尤为敏感,母亲终于在我们的只言片语,和隐蔽得近乎偷偷摸摸的行为里迅速捕捉到了她病情的全部真相。那个七月闷热的晚上,母亲伤心地哭了。其实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母亲迟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所谓的善意的谎言,也无非只能让被哄者得到暂时的慰藉罢了,而最终呢。请原谅,我可怜而亲爱的母亲,也许我那时的确不该给你那么大的喜悦和希望。听到母亲因了身体的疼痛,和极度的压抑而时断时续的泣诉,我的心一片空白,如那冬日里断线的风筝,沉沉下堕。
母亲要强,要强的母亲始终把儿子的婚事当成一块最大的心病。和所有温顺的中国农民一样,母亲已习惯于她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已习惯于她素来足不涉远的生活方式。所以,母亲并不在意立不立业的问题,母亲着急的是儿子的婚事。在她朴素而纯粹的想法里,男人是风筝,女人是线,男人可以自由去飞,但不能没了这线,否则就失去了管制。当她看到儿子成家后,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也许会盛开笑靥如花,当她抱着她可爱的小孙子,自豪而骄傲地在村头转悠时,她也许觉得她一生的辛劳都有了最充分的回报。哥婚姻的失败似乎让母亲有些许的失望,于是,母亲对我催得更紧了。上周五晚,当母亲在电话里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声音重新提起时,我惭愧的发现我所谓的坚持有多么的愚蠢。于是,第二天晚上,我拿起电话,打给那个叫我现在依然放心不下的女人。
天佑母亲。父亲说母亲已经有些起色,其实母亲还是缺乏照料的。哥在县城,父亲还要做事,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母亲还是要自己照料自己的。
也许,我是该回去了。
年少轻狂的时候,总幻想遥远的地平线处有更美的风景,总憧憬山的那边云淡风清,桃花灿烂。而等到流年沧桑,韶华逝去,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其实不过是在原地打转。
从上饶到宁波,从宁波到奉化,从奉化到惠州;从教师到文秘,从文秘到到采编,从采编到教师,我用四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一次从中国最发达的两个经济圈,长三角到珠三角的转移,也悲哀的诠释着那个魔咒般的谶语。7月22日,我离开病痛的母亲,顶着炎炎烈日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来到这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令当时所有中国人为之眼热心跳并趋之若骛的城市。蛹化而为蝶是为了获得新生,而我的这种所谓的跳槽也许不过是一次最机械而简单的复制而已。
早熟往往意味着早衰,堂皇转眼凋零,那些纯粹而简单的憧憬早已云淡风清,烟消云散。靠梦想和激情支撑都是畸形的,毕竟那都不是生活的常态。有道难行确实不如睡,有口难言确实不如醉。问题是,醒来后我们还都往下走,即便跌跌撞撞磕磕绊绊,我们还得往下说,即便含含糊糊支支吾吾。
于是,我只得蜷在生活的夹缝里尴尬着。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不只是我,也许你也一样。
每次有意无意的说起,我都能从他们闪烁的眼神里,清晰地嗅出深藏在我身体里散发出来的尴尬。一开始,我总天真地想去解释些什么,然而我每次的努力到最后都淹没在他们的众口一词中,如羊入狼群,噬啮的不留片肉根骨。我悲哀地发现,在他们近乎质问的围攻里,我所有的解释都变成了苍白的掩饰和虚妄的辩护,于是,我只能象那些滥俗电视剧里,似乎心有不甘而又无法说清的人一样,在心里自嘲的说一句,懒得理你。又能如何呢,徒劳的解释,自欺欺人罢了。不理解是他们的事,我在乎的是我的尴尬何时结束。
然而何时呢,也许,是时候停下了,我。
生活也许很简单,先生,后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百年过后,黄土一掊。或者,我们都应该最原生而纯粹的活着。
1月18日,我将像每年的假期一样回家。然而我却惊异的发现,自己不过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而已。去年这日,我走在淡水如日光灯般苍冷的冬阳里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后来,在寒流汹涌肆虐的家里,我瑟瑟的想,如果晚一点,我那时的心绪也许正如那跋扈的暴雪一样难以平复罢。
牛年和鼠年,一样的故事,不同的版本。我不知道哪个是原版,哪个是盗版,也或者,两个都是盗版。宁愿是猫吧,不是有位伟人说过,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么。
也许,我还会去到那个城市;也许,我还会看到母亲那嶙峋的面颊和失望的眼睛;也许,我还会像多少个从前一样,找不到那早已尘封进回忆的,儿时的年的感觉,也许,我们都应该坐下来,先过一个年。
然后,有话好好说,真的。
别了,我的2008;
别了,我那夭折的爱情,我曾经亲密的爱人;
别了,我那多病多痛的母亲;
别了,我那些无根无蒂飘若陌上尘的日子。
孔子他老人家站在几千年前的川上说,逝者已如斯。于是,我双掌合十,问天祈祷,我的2009。
200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