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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理念，仿效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写法，就对毛泽东一生所作67首诗词如何评价，与偏狭过激论者逐篇展开具体辩说。依据宪法党章规定和邓选论述，阐述应当怎样公正评价毛泽东诗词瑕瑜得失，批评了偏狭过激观点；进而论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开展善意有益文艺批评，应当遵循的5条原则。在辩明是非基础上，对毛泽东诗词历史地位给出科学定义。文章内容繁富、结构宏大，逻辑严谨、气盛言宜，有驳有论、有破有立，亦史亦论、亦庄亦谐，文理兼胜、嘲讽成趣，新见叠出、隽语纷呈，是近年来文坛少见的单篇巨制争鸣力作。文章凸显一条哲理：“矮化巨人，并不能长高侏儒。”文人的价值地位要靠自己对文学宝库所做的新贡献。
关键词诗词评论观点争鸣现当代文学史毛泽东
一
好像是3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从南京师范学院毕业，在南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任教。有一天，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文艺学教授徐中玉先生，应邀从上海渡江，莅临南通做学术报告。主题是文艺批评，他的老本行。那时国家刚改革开放，文化人说话初得自由随愿，所以报告很精彩，令在场听众耳目一新。
他说了许多话，当时有记录，现在却只想得起一句，自然是印象最深的。那是他转述外国学者同他交流时说的一句话。具体原话也忘了，大意说：“你们中国学者，要学会对现状有所质疑。只有善于质疑，才会产生思想家。”其实，两千年前中华的孟子已然说过类似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因为思想的闸门刚刚开启，所以徐先生转述的话，当时听起来特新鲜。
也许中了那个外国人的“毒”从那以后，我逐渐有了一个奇怪观点，那就是：“众人都说毛主席好话，这时有一人敢于批评他说的错话；众人都说毛主席坏话，这时有一人敢于肯定他说的对话。这才叫真正的‘反潮流’！也许，这些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并且是中华文化必定要领跑世界的思想保证。”
言归正传。从网上读到先生的大作（荣生按：文中尾注仅有序号），是评论毛主席诗词的。我们这一代人，上中学是伴随着记诵毛的诗词成长的，所以对先生的文章油然而生阅读兴趣。初看标题：王者之气与大同之梦——从头品评毛主席诗词，以为是正面论述的。读下去，才知道被标题所骗。平心而论，先生对毛的诗词，也不是一概否定，在少数几个地方，尤其一些无关紧要之处，也有过惜墨如金的审慎的肯定。但就文章的主旨和基调看，先生对毛诗词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否定的，至少是基本不欣赏的。悬猜先生之所以撰此大作，好像是担心别人非毛成功，论功行赏，而您落寞向隅；所以急于赶潮流，参加这非毛的大“围剿”、贬毛的大协奏，侧身挤进乐池，去拉一把大提琴。
何以有此猜测？因为先生开辟的战场，是才学平庸之辈轻容易不敢闯进去侃侃而谈的艺术殿堂。只有才艺精熟的高手，或者自命不凡的莽汉，才敢于挤进去高谈阔论，指点正误，轩轾优劣。所以先生的非凡勇气，是让学生油然生畏，不由得肃然起敬的。
关于毛的诗词，中国早有定评，世界早享盛誉。前者如1964年山东大学高亨教授写的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起巨龙飞舞，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后者如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提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即席朗诵毛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先生的文章博大精深，汪洋恣肆，分为十八章，外加开头结尾，篇幅总长两万一二千字。小子不敏，生性愚鲁，领会不易，所以虽经反复诵读，却只浅识皮毛，未知涯涘。首先，要肯定先生写作动机严肃，是出于怕由您独家“发现”的毛诗词中的“反民主”、“反科学”的谬种流传，故须挺身而出，详加指正；其次，要肯定先生学识渊博，对中国古典诗词造诣深邃，故能引经据典，议论风发；再次，要肯定先生锲而不舍，对毛诗词下过深功，故能引史考据，钩沉显隐；又次，要肯定先生手法老到，对毛的不同作品分类对待，或就文论疵，或质疑版权；最后，要肯定先生文法精熟，冷嘲热讽、嘻笑怒骂，旁敲侧攻、顺手排击，皆成文章。
学生才疏识浅，不敢与先生pk辩难，但先生文章中有一些费解难懂之处，不敢不懂装懂，必须求教先生。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求教的顺序，是先就具体问题求教，然后再就文艺批评方法，如何对待作品，如何对待作者，如何对待自己，谈学生的几点愚者千虑，以听命于先生。总的宗旨，是围绕贯彻中共十八大文献，就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谈谈文化人适宜做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
二
我们还是沿着先生大作的顺序，循序渐进。先从前言看起。开宗明义，先生写下这么一段，为全盘否定毛诗词，首先造势：
“由于作者的特殊地位，毛泽东诗词一经问世便备受世人关注。不管你喜欢与否，它的影响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其思想和艺术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众说纷纭。誉之者认为‘诗人毛泽东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用尽天底下最奢华的形容词如‘前无古人’‘千古绝唱’‘词坛第一国手’‘时代的诗魂’‘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犹嫌不足，还要号召人们‘沿着毛泽东开创的当代诗词创作道路奋勇前进’；毁之者则责难其‘帝王思想’，指其语象粗豪重复，袭用前人成句，质疑其某些重要篇目的版权，直欲摘下其诗人桂冠。有的评语，如鲁迅说毛泽东诗词有‘山大王气’，则被作着不同的解读。斯人早已作古，尘埃应该落定。尽管还有某些疑云一时难以消散，我们还是不妨对其成败得失，作一个大致的评估。”
对于毛泽东诗词这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因为记录着建国前中国革命争夺天下的血火历史，承载着建国后中国人民探索前进的汗泪历程，广大人民群众是“喜欢”的，诵读引用，赞美学习的。听先生语气，您大约属于“与否”一类，必欲毁之而后快的了。“毁誉参半”恐怕先生把“与否”一类的成分估计多了，诋毁毛诗词的虽然不止先生一人，但与赞赏毛诗词的人数不可同日而语，岂止不足“参半”平分？学生稍有阅历，所见排兵布阵、掏根兜底诋毁毛诗词的，您的文章是首创。先生所引述并加以揶揄的赞扬用语，在“喜欢”毛诗词的人看来，甚是平常，不过出于真诚，脱口而出，尚未刻意拣选“最奢华”形容词，而且至于“用尽”且所赞誉，不过就某一方面、某一角度而言，未可咬文嚼字、胶柱鼓瑟。例如“前无古人”、“千古绝唱”云云，乃就其某一方面成就而言，非指全体，古今论诗大约方法雷同，未可拘泥。至于是否“沿着毛泽东开创的当代诗词创作道路奋勇前进”论者有权建言，是否响应，作者完全自主。有的用现实主义，有的用浪漫主义，有的用革命现实主义结合革命浪漫主义，悉听尊便，没人霸蛮强加。所谓“帝王思想”是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文人加给毛泽东的一个骂名，因为他胆敢向国民政府蒋总统争天下。现在这个口实被先生承接过来，以便“直欲摘下其诗人桂冠”也算是“古为今用”至于先生有无此等能耐，需待历史检验，大众认可。“语象粗豪”、“袭用成句”诗家做诗，受主客观环境多重影响，哪能篇篇名作、句句创新？这也是“喜欢”者见仁见智“与否”者见盗见淫，因为先生憎恶毛诗词，所以“仇人眼里出东施”的缘故。至于“质疑”重要代表作品的“版权”这倒是先生“摘下其诗人桂冠”的“杀手锏”只是威力尚未明朗。关于鲁迅说毛诗词有“山大王气”学生阅历肤浅，惟见网上有人透露，未见权威出版的鲁迅文集有此妙评；只知毛对鲁十分推崇、终身敬仰，称鲁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旗手”、“空前的民族英雄”；也知鲁对毛甚有好感，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里怒斥贬低“毛泽东先生们”的人，说他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不屑于与他们为伍，而以得引“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的毛及其战友“为同志”而“自以为光荣”纵然先生所引属实，鲁迅的口吻也是善意的、幽默的、玩赏的，符合他特有语言风格的；退一步讲，即使释为贬义，释为批评，释为嘲讽，如先生愿，那也只对应着毛的一小部分作品，因为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在1936年10月19日就离世了。同月，红军二、四方面军到达陕甘，与毛率领的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中国革命新的光明局面从此开启。鲁与毛心相通，事相补，不同的只是战场：一在文一在武，一在白区一在红区，而目标完全相同，都是为了追求中华民族解放。1949年10月17日，郭沫若先生写的诗鲁迅先生笑了，反映了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对毛鲁一致性的普遍认识。
紧接前文，先生对毛泽东诗词在中国诗歌史上得到如此广泛的普及，表示强烈不满。先生写道：
“不过，有推崇者说：‘也许可以夸张地说，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的普及，应归功于基督教所强加的人必诵咏的圣经。我们许多的古典诗词知识，也许应归功于毛泽东的诗词在文革期间的广泛普及。’这就不免似是而非了。可叹我辈，生逢秋来九月八，一花开后百花杀，正该发蒙读书，却遭遇十年一出荒诞剧，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文化艺术几乎尽被指为封资修货色，予以禁毁，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散曲，统统都在禁书之列，上下五千年，泱泱我诗国，只剩下一本红宝书三十几首诗词流布于世，灌输于人，别无选择。归功耶，归过耶，千秋功过，谁人曾与评说？”
把政治和文艺混为一谈，是先生贬斥毛诗词的基本策略。其实，桥归桥，路归路，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不是单打一的，在党犯错误时期也有光明面，在路线正确时期也有阴暗面。“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未可一概而论。就毛泽东诗词的传播普及来说，确实主要在“文革”时期。学生那时正上初中，十四五岁，最早接触的只有两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红卫兵组织印在一本介绍毛泽东一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6位亲人的小册子，——书名好像叫毛主席的回忆——，铁笔钢板油印小册子的封面上。由此引起对写诗填词和欣赏毛泽东书法的浓厚兴趣，日积月累，后来逐渐能背诵几乎全部37首毛泽东诗词。当然，其时只粗晓七律是每句七字，韵脚规律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首句入韵多见。其余知识：结构的“起承转合”得知于1972年在部队阅读当时新印的红楼梦；句中平仄交替、句间平仄相对、联间第二字平仄相粘，三四、五六两句必须是两副对联，拗句可救，以及整首平仄格律，由诗而词，知晓词律系由诗律变化而来，旁及通过景情交融、实虚相生、静动结合来营造意境，等等，皆得知于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工农兵学员时，通读王力古代汉语，听老师讲文学课。我想，那个时代的人，当然不包括先生似的生而知之、先知先觉的人，大都有过类似经历。这些都是学生亲历的事实，虽然先生不予承认。
说“文革”十年文艺荒芜，是事实。但说“只剩下一本红宝书三十几首诗词”则不是事实。学生愚陋，记性不好，所见尚有：马列著作，鲁迅著作，革命现代京剧、歌剧、舞剧，浩然小说，杨朔、秦牧、刘白羽、魏巍散文，四大名著，电影英雄儿女等；大概从林彪爆炸以后，文艺逐渐松绑，1975年邓小平整顿之后，文艺的冬天行将结束，创业等新电影接踵面世。至于“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本身并不是值得诟病的毒草邪物。语录并非自毛首创，两千年前孔子的论语，是这种体裁的渊源。邓小平说得好：“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钻研大部头马列经典，是专门家的事，实际工作层面的人做不到，也不必要。所以，小红书在向识字无多的中国最广大民众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上的正面的历史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上，古今中外思想家烙印后人并发生影响的，往往不是他们博大精深的经典著作，而是他们精警动人的经典语录。当然，学习语录不应断章取义，不可同整个思想体系相割裂就是了。再补充一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文化艺术”都能读到，而80后、90后出生的人，写诗填词的日见其少，不知先生作何评论？先生好夸大其辞，自是文人本色；但是“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还是应以准确为基础，然后讲求鲜明、生动。少年轻狂，容当信口开河；老年世故，还是返璞归真为好。
先生文章的第一第二章是评说毛早年即少年时代的诗。在第二章最后一节，这样写道：
“这一时期的最为后人熟知的名句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作者一生奉行的斗争哲学的著名表述。晚年则演绎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于是，战火硝烟之后的岁月仍然处在斗争和动荡之中，不得片刻的喘息和安宁，中国古代圣贤的‘和为贵’的教诲已经淡远无痕，‘窝里斗’堂而皇之。”
这段话与先生在文章前言中所说的“平心静气，不存任何偏见”“做一回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初衷有所不合。首先“与天斗”原文是“与天奋斗”拿掉一个“奋”字，不但不合诗句的节律，而且改变了感情的色彩。一般地说“奋斗”是个好词，直到最近党的十八大还在使用；“斗”则常携贬义，类似无原则纠纷。其次，斗争哲学，一般地说，并不是坏东西，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极其强大、极端残忍“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优点和法宝，中国革命死了几千万人才获取成功，这是今天坐在空调间里，喝着咖啡，跷着二郎腿，空谈“和为贵”的书生们难以想像的。再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曾加重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写有论断，否定的只是“扩大化”又次“战火硝烟之后的岁月”因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存在，斗争直到今天仍在延续，还不能一味“喘息和安宁”还得保持忧患意识。最后，党内至今存在反对左右倾向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不能以“窝里斗”一词“堂而皇之”地一概抹煞的。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错误，主要地不是奉行斗争哲学，而是在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因为缺乏理论准备，缺少实践经验，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实“斗”与“和”既相反又相成，例如，无论美日对中国，还是中国对美日，都是斗与和交替，从来如此，至今如此。“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书生怕斗，这大概就是单纯的书生不仅不能取天下，甚至也不能守天下的原故了。
先生在第三章，发表对毛的两首婉约词虞美人？枕上和贺新郎？别友的品评。学生只见您见多识广的考证，不见您对词的内容意境本身的评论。本来是评论家普遍看好的两篇作品，经过先生一番自以为是的“考证”原来被认为是写毛为了革命大业，两次与爱妻杨开慧新婚离别的凄婉爱情，被说成一篇是纪念第一任妻子罗氏，另一篇是留恋女友陶斯咏。于是，庄重纯洁的爱情没有了，代之以似是而非的小道传闻。也许这正是先生“矮化”伟人的本意。但是，从这里，学生只见先生有“传播小道”的哗众取宠之心，看不出先生有“就诗论诗”的实事求是之意。至于先生笃信小道的理由，说是“为中共建党‘开天辟地’而奔忙而亢奋的年青革命家，会为一次夫妻小别而‘百念皆灰烬’、‘不抛眼泪也无由’吗？”此说尤与先生矮化毛的初衷自相矛盾！须知这是托诗寄情，可先生为了贬毛抑毛，却先把毛“拔高”成没有常人七情六欲的神人了。至于“既是别妻，为什么题作‘别友’？”并不能成为疑问，因为革命夫妻同时也是革命战友，这在革命年代属于司空见惯的通行称呼。似是而非的考证，不应影响对这两首好词的充分肯定。此外，毛对自己的作品，在手稿上有所改动，自有他的理由，也是他的权利，别人揣度构思、妄加褒贬，实非所宜。“放言遣辞，良多变矣。”文无定法，各有所思，先生正不必专己自是、崇己抑人。至于斥“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为“自我神化”这不仅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艰巨性、残酷性隔膜少知，而且涉嫌打棍扣帽，尤其不是评论家跟创作家切磋技艺的平等态度。先生又借今人以“人有病，天知否”为书名，刻意引申：“当年的人，已经成为后来统治人间的天，后来的人们在天的统治之下，肉体和灵魂多有病痛，天高高在上，可曾知晓？”这些话用在评说毛的早期作品上，颇有点生拉硬扯、罗织罪名之嫌了。先生认为在婉约中不能插入豪放，只是先生一家之论；文似看山不喜平，按照艺术辩证法，动静文野、粗豪婉细之间原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艺术家是可以随心所欲，营造自己所喜爱的意境的。
先生在第四章，品评毛词沁园春？长沙。首先指出该词与菩萨蛮？黄鹤楼，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年轻时的两首代表作。”接着对毛关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自注提出质疑。毛自谓本意在说“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先生却认为这是毛“刻意掩饰”自己的帝王情结：“其实，诗言志，诗所言之志是不必掩饰的。指点江山，问鼎苍茫，正是领袖情结，王者气概，没什么好欲说还羞的。”初一看是在为毛说话，其实是“请君入瓮”在为文末结论里坐实毛的两大罪过之一——想当皇帝——预留地步。先生健忘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杰出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是单纯个人的主观愿望，他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群众和阶级意志的人格化代表。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者是从阶级、从集体、联系地、动态地说事，庸儒们是从个人、从独体、孤立地、静止地说事。
但这还不就完，先生并不以把毛推入帝王之瓮而满足，笔锋一转，干脆质疑起这首代表作的著作权来：
“有一个说法，称此词是20年代初毛泽东和他的一些同学同游岳麓山和橘子洲头时的集体联句，经几位老师修改而成。此说有无根据，已难索考。以毛泽东的天赋和功力，独作此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若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道得个语，必是某人，似乎也失之武断，是尘埃落定之后的推想。曹操有一名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中原方逐鹿，群雄并起时，敢问大地主宰者，当不乏其人。”
这段话颠三倒四，闪烁其辞。先披露谗言，似己亦信；继以质疑，似又不信；却又自我否定，引经据典，仍是信谣。翻来覆去，还是归结到质疑著作权。因为这是代表作，关系重要，质疑版权，杀伤力才大。现代法律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既无证据，却热衷信谣传谣，实非正经文人所当作为。以“莫须有”的谣言污人清白，不仅有损先生为人的令德，也是当代法律所不鼓励的。学生阅历浅，读书少，只见有长篇排律由两三人联句而成的雅事，未听有句数无多的长短句也由一群人联句而作的稀闻。且本词上阕描写眼前秋景，身份尚容泛解，说成集体联句，或可牵强蒙混；而下阕回忆同学旧事，立场已越学子，道是同学分作、老师改定，岂非无缝下蛆？至于在毛泽东的青年同学之中，还有其他谁人想主沉浮，用先生的意思，就是“想当皇帝”恐怕不只先生自己心知肚明。故此处采用质疑版权的策略，实非头脑清醒、思维明晰之人所当乐为。
在第五章开头，先生对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诗词有一段总评价：
“这段时间的十几首诗词，多系行军打仗的纪实之作，泥于事功，黏着具象，诗意无多，除忆秦娥？娄山关等个别篇目，不足以代表其艺术成就。如果毛泽东只有这些诗词，其艺术品位则只与陈毅、董必武诸人相当。都说毛泽东喜欢三李，不喜欢杜甫，喜欢李白的豪放飘逸，不喜欢杜甫的沉郁质实，其实，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诗风，恰恰更近于杜甫的史笔，长于诗中见史，拙于史中见诗，艺术上更逊一筹。”
这段话道出了部分艺术的真实，只不过仍然不忘随手贬毛损毛。其实所谓诗风，是就诗人的代表作品和表现题材的主要倾向而言的，偏重叙事的称为现实主义，偏重抒情的称为浪漫主义，两者并非截然分割。李白也有叙事作品，杜甫也有抒情篇章。就连“采菊东篱下”的陶潜，也并非只是沉湎田园，仍有“精卫填海”的金刚怒目，还有闲情赋的卿卿我我。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虽身处枪林弹雨，却仍有做诗填词的豪情雅致。有意思的是：遭先生贬斥“诗意无多”的作品，却引起第三世界政治家的赞赏，以至于在联大即席朗诵，引为豪迈，可见先生个人的喜恶并不能代言他人，更不能包括全体读者。
先生说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里的“不周山”——共工是个不好的形象，并且用四点考据证实己说。大概先生忘了：诗家用赋比兴中的比喻，是就喻体和被喻体的某一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的相似性来说的。例如“共产党像太阳”是就普惠人民来比的，不是就冬阳暖人、夏阳烤人来说的。共工敢与颛顼争为帝，共产党人敢与国民党争天下，相同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勇精神。先生评说十六字令三首，认为“刺破青天锷未残”象征破坏旧世界“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象征建设新世界，进而顺手排击毛：“可叹诗人一生，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刺破青天之后，于苍生拄天之赖，终有所负。”事非亲历不知难，看人挑担不吃力。先生在这里颇有点事后诸葛、苛求前人了。毛泽东一生，在极其艰难环境里，建立新中国，巩固新中国“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已经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盖世功勋，先生不应当向他要求更多东西。
先生评论忆秦娥？娄山关，谓其“笔力劲健，非同凡响”却又说毛是“追摹”李白“且用其原韵”意谓毛词逊色李词。学生则谓：比较二词，虽同造恢宏苍凉美境，而一咏个人，一咏阶级，境界应有小大之别；一写凄清，一写惨烈，色彩仍有淡浓之异；总论艺术成就，毛词无愧为承继前贤而有所超越。至其用韵，则并未步趋。先生说七律？长征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学生不敢苟同。诗的首联写红军官兵对待长途转战的总心态，接着用两副对联举例分写行军与作战，尾联写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取得最终胜利。如果说首联是开端，颔联颈联是发展，则尾联便是高潮结局。五个地名划出“长征路线”写出“线性的长征纪实”烘托出长征的特征，没什么不好。从头到尾，诗中的主人公都在行动，或行军，或战斗，最后得胜而喜，喜而朗笑，并不“缺少诗的灵动”“腾细浪”、“走泥丸”突显长征主要事象是行进在漫漫山路，必须具备坚韧意志和豪迈激情，好比前贤用“白发三千丈”写“愁”并未“夸张失据”也许时过境迁，今天的书生已经很难体验当年长征的艰难和红军的豪迈，所以才这般吹毛求疵、蛋里挑骨。先生质疑毛对清平乐？六盘山里“苍龙”的自注，认为“不妨指张国焘”“兼指党内最高权力”这是先生把严峻的对敌斗争，偷换成无谓的党内权争，借以坐实先生对毛预定的罪名：“想当皇帝”学生就此发现先生有一癖好：总是只从个人争斗落笔，总是把革命事业看成纯粹个人的恩怨权争。按照历史唯物论，杰出历史人物的动机，代表的是时代的群体的意志，例如：毛泽东搞革命，代表了中国人民渴求解放的愿望，邓小平搞改革，顺应了中华民族追求富强的愿景；离开时代的阶级的群体的情绪和追求，把重大历史事件仅仅看作历史人物个人的主观意志，那就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
先生批评毛“这一时期的作品，其另一见肘之处是意象重复”“‘旗’的意象反反复复出现”“造成诗境的单调和雷同”；“可谓终其一生，人在旗在，旗的意象与诗思始终纠结在一起。”这是学生非常佩服先生的地方：观察独到，见地深刻！不过“旗”的意象反复出现，并非江郎才尽、捉襟“见肘”而是因为诗人一生以红旗插遍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做诗离不开他的实际生活。不仅毛，而且邓、江、胡、习，都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情有独钟，夙夜在心。其实不仅中共，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也对演变中国的旗色纠结不放？他们不是“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么？以先生之明，不可能没有看到，只怕是心知肚明，而装作视而不见吧？
在第六章，先生评说毛的两篇代表作品。对念奴娇？昆仑，先生说毛在这里“表现的是一个‘大同梦’。”见地很准确，也很深刻。只是先生对此“大同梦”亦即共产党人为之终身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表现出不屑一顾。您这样写道：
“念及全世界被奴役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于是决意要‘搅’，‘搅得周天寒彻’，要‘倚天抽宝剑’，将我昆仑‘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要让这个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只不知道这革命输出，人家领不领情？”
共产党人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情结不是罪过。先生可能遗忘了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初创时，考虑到国际资本力量强大，互相联结、声气互通，仅凭一国无产阶级不可能战胜国际资本，所以认定“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同时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举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到了列宁主义，发现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各国无产阶级做不到同时举行革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之处的一国首先被突破，于是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为了推动中国革命，列宁曾派员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而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为了帮助中国坚持抗日战争，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先生看来，难道这些都是不必要而无价值的了？邓小平鉴于两极世界格局消失的新语境，适应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新世情，作出了“不当头”的英明决策，实因“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书生们据此批判毛泽东时代支援第三世界人民斗争是“输出革命”其实书生们“忽略”了：帝国主义者直到今天，一如既往坚持着他们的“国际主义”“输出”着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模式；“苏东巨变”刺激了他们的“热情”为了彻底“消亡”国际社会主义，最终建成由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他们支撑着、乃至裹挟着国际资本的力量，共同遏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扰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义事业。
沁园春？雪是有目共睹的毛最享盛名的代表作。先生深知此篇非同小可：
“毛泽东的全部诗词创作，如果抽去这一首，其艺术成就不免要大打折扣。1945年11月，国共和谈之后，此词在雾都重庆发表，无论是所谓无产阶级英雄气魄，还是所谓帝王气象，都让许多惯于期待英雄呼唤英主、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的人们为之倾倒，也让那位声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蒋委员长气急败坏。如果说‘诗人毛泽东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其实就是这首词让他声名大振，胜出对手的。”
以先生的历史观，是不服膺从代表阶级的群体的意志角度，来评述杰出历史人物动机与行为的，所以在“无产阶级英雄气魄”之前加上“所谓”对“帝王气象”的说法呢，心里是首肯的，嘴里不好明说，因为这是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口吻，不便公然站队，所以也冠以“所谓”最让先生鄙视的，是那时许多的人们“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以致“惯于期待英雄呼唤英主”学生不知道先生为何总要把“英雄”和“民主”对立起来？但学生知道，中国各族人民正是在伟大的共产党及其英明领袖毛泽东带领之下，凭借武装斗争而非议会民主，争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邓小平说得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时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经典论述写入宪法党章，大家共同遵守；而先生们顽固坚持非毛贬毛污毛损毛乐此不疲：是“许多的人们”“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呢，还是先生们不知党纪国法和人民民主专政“为何物”呢？
因为这篇巨量级代表作品极其重要，所以先生在如何品评时着实费了不少心思。毛为预防别人误解主题，1958年对作品主旨写有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然而，为了坐实毛有“帝王思想”的罪名，先生对毛的自注提出质疑，置若罔闻，七拐八弯，写了很长一段：
“其实，作品一经问世，作者自己是不必注解的。此处的注解，大概是有意回应当初敌对阵营对其‘帝王思想’的抨击。关于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注解也只能是一家之言，只能说明他的初衷，或导读的企图。读者则完全可以根据作品本身提供的意象去理解，所谓‘反封建’，所谓‘指无产阶级’，都不应该是定论。与作者关于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问‘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的自释不必拘泥一样，这里所谓‘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也不妨理解为一种谦词或婉言。既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领袖，所谓无产阶级，当然也可以是作者自指。领袖代表党，进而代表阶级，这是合乎逻辑的。至于毛泽东到底有没有帝王思想、独裁倾向，抨击者们是否会不幸而言中，这是需要由后来的历史验证的。”
东闪西绕，万变归宗，咬定毛想当皇帝，以便按照“皇帝＝封建余孽”的公式，把毛打入地狱。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在先生的概念里，什么才是“帝王”的准确定义？如果说大权独揽，那么资本各国的总统哪个不是帝王？如果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那么毛一生只结过三次婚，超过此数的人多的是；如果说生活奢侈，那么他最爱吃的只是辣椒与红烧肉；如果说世袭特权，那么他的后代没一人身居要职。
把毛定罪为想当皇帝，先生还嫌不过瘾。在写下一段夸赞文字之后，紧接着就指摘作品有缺陷，比喻失当，以便抵消刚才的肯定。仍嫌不够，又把在品评沁园春？长沙时用过的策略，故伎重演一次，干脆就质疑毛对作品的版权。先生写道：
“有一个传闻，说此词出自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之手，胡乔木临终前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恢复他对此词的著作权。不知是否确有此事？”
这里，先生给毛下了“进退两难”的套儿：要么承认自己想当皇帝，自注辩白是不管用的；要么承认自己剽窃了部属的作品，索要证据是没有的。无论承认哪条，对毛都不是利好，横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先生的做法，前此已然有人用过。就是写文章质疑所谓“大人物的著作权”这里的“大人物”却是专门针对毛的。他们的“根据”大约是当今一些首长讲话，常由秘书班子先行起稿，然后由首长审稿认定；由今及古，逆推毛的文章想必如法炮制。全然不顾毛是中共党内最能动笔之人，纤笔一枝抵得十万精兵，谣居然造到他头上。而且矛头直指经典作品，说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都是“由别人代劳大半”要说“人有多大胆，谣有多荒诞”先生们算是盖了帽了，其“艺术价值”可与“大跃进”时的口号后先媲美！然而造谣者并未直接说到胡乔木，大概当时胡还活着，规避当面质证。现在先生直引胡乔木名姓，是否因为斯人已逝，死无对证，可以信口开河呢？否则，为何不当乔木在世，当面质询此事，而使真相大白呢？
按照先生转述的“传闻”这就意味着1936年尚未做毛泽东秘书、仅是一般干部的胡乔木，有“帝王思想”曾经想过要当皇帝！学生草民低微，不知党中央有未接到胡氏临终前的归权申请，更不知先生何以知晓胡乔木24岁时不安己分，竟有过想当皇帝的奢望？这种无稽的谰言，不但脑筋正常的人们不会相信，即连先生自己也未必会信，难道也有故弄玄虚、广为传布的必要？党章赋予党员“有根据地批评”别人、“负责地揭发”错误的权利，法律禁止公民用造谣传谣的方式侵害他人名誉。先生的做法，是否有侵害毛的合法权利的嫌疑呢？“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倘若有人谎称：“听说先生的女眷与他人有染，不过暂时还没有拿到证据。”您一定会勃然而怒，喝令出证，否则兴讼问罪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低俗手段，用在高雅的文坛论争上，对于增加先生的高名清操，只怕是南辕北辙的了。
顺便说及，先生指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不够工密，以为前半类比“不错”后半设喻“勉强”其实先生忘了所谓高原，正由一连串矮平山丘起伏构成；象的脊背弓平，有似山原地貌，用群象奔驰象征高原起伏，何其神似！又指摘“银蛇”、“蜡象”相对于“欲与天公试比高”“格局不免小了些”这是先生拘泥于实际生活中的蛇象体积而言。其实艺术作品中的事象，是可以任凭想象夸张到无限大的：倚天且得抽宝剑，将莽昆仑裁为三截；艺境中任意大的蛇象，相对于与天比高，又何小之有呢？
先生又斥责儒将陈毅的沁园春和诗：“指斥明确，语言犀利，实际上已超越了一时的意气之争，足为百世舞文弄墨者戒”先生此语，学生不以为然。古有“愤怒出诗人”一说，意谓诗人在感情激越奔放之时，比兴不足以酣畅淋漓地抒情，则无妨以赋体一吐为快，例如屈原的天问。当然，做诗要用形象思维，过分标语口号地直说，毕竟没有委曲蕴藉地表达来得好，先生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学生以为：即使直言笑骂，即便缺少韵味，毕竟仍算做诗，仍是用着文艺的方法来论争；惟有使用非文艺的方法，例如捕风捉影、飞短流长，罗织罪状、谣诼伤人，以村野长舌妇的能事，移用于高雅文学之殿堂，所行被正直文人所不齿，那才真的是“超越了一时的意气之争”值得百代“舞文弄墨者”鉴戒的负面的典型的例证。
先生在第七第八章，是要批评毛处事不谦虚，行文不近人情。先说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此篇亦颇负王气，与唐太宗赐萧瑀有神似之处。”可是，先生却在这里特意强调：“尽管当时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而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这里牵扯不上什么“王气”表扬红军将领，是作为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的毛职权范围内极平常的事。关于学习和认识党的历史，十八大重申要“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在党的特殊历史时期，有过两次，党的领导核心并不是党内职务最高的人。但是就各自发挥的实际作用而言，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邓小平，作为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地位，早已被全党全国全世界公认，先生不宜再说三道四。在评说祭黄帝陵时，先说“超越了阶级政党之争，着眼于国家民族之义，诗便展开了全新的襟怀，全新的境界，可圈可点。”把“阶级政党之争”与“国家民族之义”对立起来，忘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刚说了一句好话，立马挑刺抵消：“概括国土沦丧之耻，不提被沙俄强夺的广大失地，虽有隐衷，终欠允当。”离开当时当地历史条件，采用抬杠思维，冲淡中日民族斗争才是当时主要矛盾。一刺不够，又挑一刺：“‘东等不才’一语略欠谦恭，既与‘总司令朱德’联署，似应称‘我等不才’或‘东德不才’。”依学生推敲：“我等不才”不如原文的“东等不才”因为旧时以对人直称己名为谦恭。至于“东德不才”等于对人说自己以外的他人不才，有如狗尾换貂，明显逊色，先生还是收回为好。
在第九、第十两章，先生时时不忘对毛顺手一击。评说七律？忆重庆谈判，先说“前三联入对，亦庄亦谐”紧接着批评“略显拼凑痕迹”学生只知律诗工对不易，却不知如何不显“拼凑痕迹”莫非先生自己做诗，每联行云流水、天衣无缝？无奈诗界有眼不识泰山，至今未传先生雷名。先生又说“炸桥挖路为团结”一句“还有点费解”大概先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知战争“为何物”更无暇深思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因此“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的军事辩证法。接着又抓住“无非一念救苍生”加意影射：“这七字，是为政者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应该作为其一切夙求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不只是作为在野之时的策略性标榜。正如民主和自由不能只作为在野时的策略性标榜一样。因为前者是民生，后者是民权。”先生这段话完全正确，没人异议。只是放在这里说，似是影射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前后，对民生和民权的态度前后不一致。这不合事实。党和毛泽东在建国后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误，失误并非因为遗忘民生民权，而是因为：一，没有经验；二，胜利后不够谨慎。这些沉痛教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得到系统总结，成为党推进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宝贵财富。评说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先生在说了五句好话之后，立马追补一句：“只是‘不可沽名’一语隐含某种危险性，似乎为后来的许多有误英名之举埋下了一个伏笔。”这里，先生指出毛的特殊性格导致后来的错误，见地不俗，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还是回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那里对导致毛晚年错误的主客观原因作了中肯的过细的分析。
接下来，先生评说毛与柳亚子6首唱酬诗词。一番串讲之后，仍是紧扣毛有“帝王思想”的主线不放：
“君臣唱酬，各得其所，乐也融融，其词艺工拙，已不必细究了。而不管是真诚讴歌，还是曲意逢迎，‘开天辟地君真健’、‘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柳亚子的词似乎都在回应着毛泽东此前两首沁园春里的名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开天辟地之‘君’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君’，‘一人’也。”
此言“君臣”前称“御笔”（荣生按：本文未引），先生在批判毛有帝王思想时，自己先已钻进封建文人的思维定式，戴了有色眼镜，所以看什么都不顺眼。在先生看来，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前线捷报，因为出现了先生认定的“君臣唱和”场面，属于“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都没有值得真诚欢歌的价值。这是因为先生未在旧社会生活，缺少新旧社会形态的对照，所以淡漠了新旧政权的价值对比。先生说柳对毛“曲意逢迎”学生认为有失偏颇。在先生看来，似乎只有海瑞骂皇帝、鲁迅刺当局，才是值得尊敬的文化人。其实，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家与政治家，根本利益一致，奋斗目标同向，双方理应肝胆相照、相衬互补、同进共荣。先生以鄙视口吻写柳亚子、郭沫若，不能算是公正的。至于先生对“一人”的憎恶，认作是“反民主”的代名词，那是因为先生囿于西方灌输的抽象民主的陈词滥调，没有认真研讨领会列宁对“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精辟论述。在历史唯物论者看来：历史是由群众创造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主持的。“一人”之所以必要，并非为了个人崇拜，而是因为一政党、一国家、一民族，如果没有万人景仰的人尖子，作为精神领袖、团体旗帜、领导核心和凝聚支点，那就必然会是一盘散沙，一事无成。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党中央政治局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求大家“以高度的自觉性”“有意识地”“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核心”这不仅是政党民族政治成熟的表现，也是国家社会最高利益之所在。这是只知空谈抽象民主、不谙军事政治实务的书生们，不经过静心认真思考，便不能深刻领会的社会政治哲理。
在第十一章，先生评说毛的几首寄情山水诗词。对无瑕疵作品只串讲不评价，对“有瑕疵”或平庸作品则直言指斥。先生说五律？看山里“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不好，认为“在业已形成的一派柔美意境中，闯入一只强悍的鹰，很不协调，何况是迎客呢？‘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肠断’，此情此境，干鹰何事？”乐听莺而厌见鹰，这只是先生自家爱好。据学生所知，大凡革命家，都对英勇强悍之物情有独钟，那是因为要推翻旧世界，继而巩固新政权，都必须依靠强力，温良恭俭让不能济事。大自然是和谐的，阴阳强弱，相反所以相成，实有其景其象，并不违犯艺术辩证法。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是内容格律气象境界俱佳的好诗，但在先生看来，并不值得肯定；因为涉嫌“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反而必须揶揄。且看先生所写：“登高四望，满目升平气象，书生赋诗，不颂而颂，南巡云云，油然颂圣口吻。和者踌躇满志，仍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想三十年前指点江山，三十年后一统天下，故地重游，感慨自是不同：既然不负韶华，也就不必叹息韶华之易逝了。”“南巡”并不是个坏词，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960万方里国土，执行中央政策容有差异，消极腐败现象无时无之，不似蕞尔小国、弹丸之邦，瞻目所及、呼吸相通，所以自古建立巡视制度。有皇帝亲历各处的，有委官巡按各地的，对于洞察民情民隐、促进政通人和有益。又且历代中国，政治重心多在北方，经济重心多在南方，所以自虞舜以来直到康熙、乾隆，南巡传统绵延于后。不但毛邓都有南巡之举，而且直到今天，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都对下属建有巡视制度。这没什么不好。先生把南巡与“颂圣”、“封建”联系起来，显然是苛严得不在理上。
对七绝？观潮，先生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了。且看先生所写：“此乃钱塘江观潮之作，也是‘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一个写照吗？相传吴越王钱镠曾造三千利箭，令武士一齐射向大海，将这里的狂潮一举制服。这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策略，6月实施反击，从容制敌，旋即大获全胜。”在这里，先生借评诗的由头，对1957年反右斗争表示愤恨，屁股决定脑袋，理所当然，可以理解。但不知先生忙里偷闲，有未翻阅邓选：那里否定的只是“错误在于扩大化”而认定对“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的人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不仅如此，那里面还认定在整个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先生面对邓公此语，又当作何评论呢？还有，把自己与“杀气腾腾”向党索要领导权、执政权的人捆在一车，对于彰显先生的“大勇”不无小助，但对于彰显您的“大智”是否会求荣取辱、欲益反损呢？
在第十二章，先生借评说蝶恋花？答李淑一，借题发挥，对毛的婚姻品德大加挞伐，尽展先生卓越的讽刺才华。学生由此真的见识了什么才叫做“功夫在诗外”这篇曾被改编为苏州评弹乃至歌舞剧，享有盛名的婉约词杰作，经先生如此这般一番搬弄，便不能给读者留下任何正面印象了。且看先生妙笔：
“这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之一。‘我失骄杨君失柳’，由‘杨’‘柳’二位烈士的姓氏生发联想，驰骋想象，构思颇妙。于婉约中见豪放，堪称大手笔。此篇的不足之处在于，下片难以为继，被迫转韵。还有，‘杨’‘柳’对举，只将一‘骄’字私授‘我’之‘杨’，于‘君’之‘柳’不免有所失礼，不大合乎国人谦德。作者可能已有察觉，有一份手迹上，这一句写成‘我失杨花君失柳’。不过，这一改动也未尽工稳，且不免让人联想到北魏太后那首旨趣不高的杨白花。或许，‘杨花’之‘花’可以虚化为‘兮’？”
先生首先指摘作者因江郎才尽而“难以为继，被迫转韵”实因先生籍非湖南，隔膜湘音。相信毛的押韵才华可能不及先生，但还不至于找不到合于词律的韵脚，因为押韵对偶之类雕虫小技，旧时私塾早在开蒙初期，已将学子训练精熟，不容置疑的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即说学生所在南通小市，所属6县方言土音尚且不尽相同，外人虽不能粗分，土人却皆可细别，何况中国幅员辽阔，先生岂能臆断毛的语音一定与您雷同呢？学生悬猜：在湖南韶山“柳”、“九”、“有”、“酒”、“袖”、“舞”、“虎”、“雨”的读音，其韵母应当是互相接近或者相似。且容举证：在平水韵部里“雨”、“舞”、“虎”、“努”、“虏”同属“上声七雨”部，而“努”、“虏”二字，在我老家镇江东乡方音中，都读“ou”韵。由此推之，在韶山方言中“ou”、“iu”、“u”、“彼母鲈希且艚梢酝ㄑ旱摹h跃僖焕涸谀贤u乔揭糁校熬拧14啤焙汀熬佟钡亩烈羰窍嘟摹v劣凇坝惺隆保壬岬貌唤饲椤u馐亲鞔剩沧质衤桑衲茉诩褐把睢焙腿酥傲敝耙宦杉由舷嗤男稳荽剩涑伞拔沂Ы狙罹Ы玖保棵源诵从凶宰3骸芭痈锩テ湓傻貌唤荆俊比缬得蟠茫薹涟选敖尽弊挚闯杉刃奘巍把睢保毙奘巍傲保斫馕姆ㄉ系摹盎ノ募濉被颉俺星笆÷浴保薏豢伞v劣谑指澹掌耸窃逦把睢保Ω奈敖狙睢保壬庇诒崛耍颐x邪汛涡蚺叩沽耍 把罨ā被崾谷肆氲健八匝罨ā保奈敖狙睢敝螅癫煞裳铮赐幌裕≈劣谙壬啄卑选把罨ā备某伞把钯狻保穹窍浊巯灼亍19靠鲇拢坎魂菪Υ蠓讲殴郑庖彩鞘樯梦耸Φ酿篑保怀芑16嗳9肺残酰凰狄舶铡？
先生的妙招更在后面：
“毛泽东的诗词多言风云之志，少缘儿女之情，其一生作品，婉约缘情者仅见几首。其中虞美人？枕上和贺新郎？别友情为谁抒，至今还不甚了然，只有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本事明晰，无须考索。只是有人说，不是‘我失骄杨’，而是‘骄杨失我’，因为当年杨开慧在白色恐怖中拉扯着三个孩子，一心记挂毛泽东：‘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1930年10月被捕后，拒不同意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遂遭枪杀。而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却早已移情别恋，1928年6月就另娶了十八岁的贺子珍。尽管这是事实，不容辩驳，但由此就说作者虚伪，就说这‘蝶恋花’纯属虚情假意，却不免责之过深。也许正因为辜负了杨开慧，内心一直歉疚不安，‘我失骄杨’的情怀才格外痛切。”
我真是服了先生了！为了贬损毛，不惜采用人世间一切找寻得到的枪弹，居然学起红灯记里鸠山的手段，用毛的亲人为材料！倘若杨开慧在天有灵，她会容忍您借她为武器，来糟蹋她舍命守护的丈夫的名声？众所周知，毛与杨、毛与贺的婚姻，发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是敌我之间惨烈斗争语境里的产物。那时信息远不及现在灵通，爱人们之间不知对方生死的情形司空见惯，因此才发生这样悲剧。毛贺相识过程，现在网上已有实证史料，可以参阅。学生弄不明白：地主老财、国民党军阀三妻六妾，先生不做文章，老是纠缠毛的三次婚姻不放，到底是在研究学术，还是无端找茬？从来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杰出人物革命生涯的正道上有什么不好？刘少奇同志结过五次婚，前后有五任夫人，夫妻之间也不都是风平浪静的。如果照先生的战法，他老人家还不知道要经受您怎样的拷问、磨削和责难？
先生还不这样就完，飞短流长的战法用上瘾了，接着又来一出：
“诗人后来另有一首名作卜算子？咏梅，据传是为一位有过一段情缘的女子所写，因为该女子呈上陆游的咏梅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借以倾诉被冷落的委屈，毛‘反其意而用之’，予以宽慰。不知传闻确否。即使缘此而作，该篇仍不失为佳作。‘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毕竟是开阔的诗境，许多政治情怀、人生情怀都不妨寄寓这诗意空间。”
仍是以所谓的考据索隐，来回避对毛这首非常著名的华美词章作艺术成就的正面评价，而尽情施展其含沙射影的能事。子曰：“道听而涂说，道之弃也。”学生就此为先生感到害骚！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以编故事哗众取宠、转移视听，信谣传谣、招摇撞骗，自编自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鸣得意，这算是哪门子文艺批评？其实，作品一旦问世，作者究竟为谁而作，并不十分重要，没必要椎洞挖眼、故弄玄虚。东汉张衡的四愁诗没有写给妻子，并不影响其传为名作，收入昭明文选。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作品，营造了怎样的艺术境界？对前人有何超越，对时人有何影响，对文坛有何贡献，对后人有何启示？用心了解这些，才算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营养、增益创作的正道。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品尝风流韵事，而淡化了怎样探索前人艺术成就，怎样在前人基础上继承创新：那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势必会把文艺批评引向邪门歪道！
先生仍不这样就完。在第十二章末尾，先生断言：“自此以后，毛泽东诗词就几乎乏善可陈了。”在邓选里，谈论毛泽东一生功过，大概以1957年为界，邓小平话语是：“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他并没有一概抹黑1958年之后的毛。然而，先生凭何资质，借何法力，轻薄一语，就将毛此后的诗词一笔抹煞呢？都说不可因人废言，不可因言废文，滥用政治标准，替代艺术标准，不利于促进文艺健康发展，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所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已被党中央明令废止。依凭毛在政治经济指导上的失误，就株连斩杀他在艺术上的创造成就，先生有多少法律的、艺术的理论根据呢？
在第十三章，先生借“大跃进”说事，集中火力抨击毛诗的全部内容与形式。用先生的话说：“就诗论诗”毛的作品“可圈可点，佳句联翩而至，意境优美可人。可是，一经置于其时代背景上，就让人不禁心生疑窦了。”遗憾的是：先生批评“大跃进”错误，并没有遵循邓小平的论断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口径，而是自出机杼，尽情挥洒，飞扬跋扈。
对七律二首？送瘟神，先生说是“陶醉于大跃进的浮想和人民公社尧天舜土的幻觉中”“与‘大跃进民歌’相得益彰。”在这里，江西余江人民自力更生消灭血吸虫病的事毫无意义，不值得高兴，只因它发生在1958年。对七绝？仿陆放翁诗，先生说首二句“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里面的“上太空”不是指苏联卫星，而是指中国的粮食产量；而“五洲同”则是“一个更为急切的‘环球同此凉热’的旧梦。”不能说先生的“事后诸葛亮”说得不对，只是在这里，党和人民急于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善良愿望不见了。对七律？到韶山，先生批评说：“这一年，大跃进已呈败象，毛泽东却继续沉醉在假象中。”这是因为先生置身事外，乐得风凉，毛刘周邓都不及先生对经济建设规律生而知之；又加先生生在和平环境，对从血雨腥风中九死一生夺得胜利的快感难以体谅。与先生的嘲讽态度适成对照的，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特写韶山的节日，在追记毛回故乡过程中，插叙毛一家为革命牺牲六人，并议论道：“一个多么伟大的革命的家庭，真正是一门忠烈！这个可敬的家庭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义烈和敢于降龙伏虎的无畏的气概。”虽然其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但在先生看来，那是“颂圣”之作，是“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自然无庸借镜的了。对七律？登庐山，先生认为毛是“恨不能叫出陶渊明来一同欣赏他的现代版桃花源，实在是浪漫得让人啼笑皆非了。”又把它同庐山会议直接挂钩，而又无视会议前期确实以纠左为主题，后来因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戏剧性地演变为反右。照邓小平论断：“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照胡乔木看来：“彭德怀采取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可是，他们的研判都不能让先生痛快，似乎都不如先生高明，当然也不会被先生采纳。
对七律？答友人，先生怒斥：“三年饥饿，哀鸿遍野，六亿人民饿死三四千万之众，毛泽东却还在梦里，梦里依然是仙女来仪，红霞万朵，歌满大地，国尽朝晖。对大跃进造成的弥天大祸并无歉意和悔意，在他的诗词中，见不到一句悲悯苍生、反躬自责之辞。”可谓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的了。先生对毛过失的声讨，没人拦阻，只不知先生言之凿凿的统计数据是从何方神仙弄来的，权威何在？可靠与否？在这里，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见了，纯粹人为，毛能叫田里不长粮食！在这里，全国一团黑，省际之间没有差异，湖南河南一个样！在这里，面对困难局面，共产党人只许哭丧着脸，不允许有革命乐观主义！在这里，毛带头不吃肉，带头勒紧裤腰带，带头在七千人大会做自我批评，带头反思教训总结经验，带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带头钻研经济工作，亲自给全党生产小队以上干部写信，恳求“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统统不见了！先生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之外，不是与党和人民一同探索前进，一同感受摸索的苦难，一同感受前进的欣喜，而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事后诸葛、铁嘴说人，谁能有先生这般独享“无冕之王”的冲天牛皮呢？
在第十四章，先生集中对毛读史评人的诗词展开评论。对七绝？刘蕡，先生离开诗作本身，牵连而拿毛在读新唐书？刘蕡传时，于书页旁批的“起特奇”三字说事：“不知这里有什么古今联想。五十五万人刚刚因言获罪，这时除了弄臣的谀歌，焉得不万马齐喑？”借端生发，顺手排击，手法高超。反右斗争扩大化，造成令人痛心的悲剧，先生批评得对；惟需指出两点：一是先生像鸵鸟似地回避了邓小平给反右斗争所下的结论；二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特别大“五十五万人”绝对值很大，仍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小部分，其余绝大多数、占比95 ％以上知识分子中继续写文章的人，并不都是“弄臣谀歌”
对七绝？屈原，先生写道：“不知怎么又忽然想起了屈原？是替三闾大夫遇非明主而抱憾，还是痛恨楚王昏聩，近小人而远贤臣？其实，楚人离骚，牢骚而已，哪有杀人刀那么大的威力？这一句不免过誉。而‘一跃冲向万里涛’之类事件，哪个时代没有呢？”毛为何不能想念屈原呢？屈原是浪漫主义诗人，毛也是。“艾萧太盛椒兰少”谓治国得人不易，德才兼备的人才宝贵，也是“国难思良相”的意思。要不是毛身边聚集了中国几乎全部最杰出的文武人才，他怎么可能率领全党全军，向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国民党军队作战获胜，进而向国民政府夺取政权，继而巩固新中国呢？“握有”兴许是“无有”之误，音近而讹。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不会不犯错误，但是党会承认并且改正错误。党难以避免冤假错案，但是一经发现，党就会爽快地纠正冤假错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党的这些政治信条，想必先生并不陌生。党为了应对1950年代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图谋，曾经多次发动政治运动，在抑制腐败的同时，也给党性不纯、挟嫌整人的人提供可用机缘，由此造成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领导全党痛快淋漓地纠正冤假错案，废止“阶级斗争为纲”积极探索不搞运动保持勤政廉政的有效办法，开启了推进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对七律？咏贾谊，该篇因无手稿为证，论者对于是否为毛的作品存在异议。对此，先生写道：
“（此诗）再度感叹一代奇才的遭遇，但笔墨粗疏，多为诟病：‘全首各联句平仄七处出律（庙、堪、罗、照、竟、白、罗），颔联与首联失粘，为其有七言格律诗发表以来所仅见。虽云大家可不拘于此，或曰原作如此，未经他人润色，本人定稿，但以毛润之之诗词水平，当不至于此。此三首（包括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引者注）均无手稿为证，疑为不懂格律者之作品混入。’上佳者即认定，粗劣者即存疑，此亦为尊者讳的思维定式使然？”
先生所引用的论者，对毛已有贬词：以为毛的诗作必须“经他人润色”才成上品，一旦缺此程序，仅由“本人定稿”即成下品。其言所据，大概虚依所谓“大人物的著作权”之类主观臆测；实据臧克家、郭沫若等人，曾应毛要求，或主动，对一些词句提出修改意见。例如将七律？长征颈联的“金沙浪拍”改为“金沙水拍”以避免在同一首诗中重复使用“浪”字，毛接受了意见，事见毛的自注。其实，改“浪”为“水”只回避与颔联“腾细浪”的重字，却仍与首联的“万水千山”重字，惟有重字远近之异耳。这里的问题，是对毛将诗稿征人意见怎么看？是虚心，还是低能？曹植曾请杨修修改作品，信函载入文选美谈；白居易也将诗稿读给老妪，轶事传为诗坛佳话。“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文人相互切磋技艺，彼此取长补短，有助创作精品，无涉谁拙谁能。非有真凭实据，公然质疑他人著作权，已涉嫌名誉侵权；而先生督信不疑，公诸媒体，实有信口雌黄、传谣伤人的连带干系。先生虽自视“无冕之王”然现代社会并无法外公民。如何解释作品里的“出律”现象？“体有万殊，物无一量。”学生对此有二说：一说，若作者原未标明“七律”则可视同古诗，不必苛求格律；纵以格律相衡，尚可视为拗句，拗句有句中自救，有对句相救，有坐视不救，因为毕竟内容重于形式，唐人如崔颢黄鹤楼也有出律现象，前人论诗并无大惊小怪；“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毕竟“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不尔，仍可视为变体，例如“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以拗句对拗句，歪打正着，对仗尚属工整。二说，出版社编发此类作品，实非出毛本愿，他生前明言某些作品“不宜发表”；即使考证确系毛的作品，亦当视为尚待推敲的毛坯、并未定型的初稿，不能反映诗人正常水平。论者对半成品大放厥词，攒射冷箭，只怕是用拳头打空气，用力不得其地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先生这种轻薄论文的做法，正是古人指摘批评的。
对贺新郎？读史，先生了然其为毛“晚年力作”因而着意贬斥，用力嘲讽。且看先生写道：
“一部二十四史被概括为流血史，阶级斗争史。正史记载的三皇五帝及其功业被嘲弄，揭竿造反的盗跖、庄屩、陈胜等，被推为正面英雄人物。不无偏颇的历史观，强调的是一种阶级血脉。至于造反者成事之后的几无例外的变异，则不是此诗思考的。历来的强人，打天下时决不承认‘谋逆有罪’，坐天下时决不再提‘造反有理’，到毛泽东这里却有了一个例外，直到晚年，他老人家还让红卫兵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终其一生，诗人都没有完成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的心理转变。其王者之气，终究未脱山大王气。”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全世界劳苦民众谋求解放的理论武器，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民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必定要胜利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这个“本”忘不得，也忘不了！马列的这个原理，先生或者是从未真诚接受，或者是认为“时过境迁”而弃如敝屣。至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农民运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已有论述。“贺新郎”虽是长调，毕竟容量有限，先生不宜要求在短短一首词里把革命道理全部穷尽。据学生推想，先生是知道“民主宪政为何物”的，是憎恶帝王之类“统治者”的，那么请问：“终其一生，诗人都没有完成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的心理转变”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革命者”本色，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只有“完成”从共产党人到“统治者”的转变，从公仆变成老爷才好吗？转变为“统治者”是“帝王情结”；不转变，保持“革命者”心理本色，是“山大王气”：横竖不是人，先生还让不让人活了？您还讲不讲道理呢？
在第十五章，先生对赫鲁晓夫情有独钟，对毛称赫为“现代修正主义”忿忿不平。且看先生行文：“这些诗体的杂文，表达着作者对于所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鄙夷和嘲弄。随着中苏交恶日深，‘反修防修’持续升温，其诗词的这一批判锋芒也就日见犀利。”“修正主义”一词，是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张“议会道路”而又自居马克思主义正统继承人时，采用的专有名词。现在有人著书，公然蛊惑，说马恩晚年修改了共产党宣言的主张，列宁主义错了，伯恩斯坦才是马克思主义正统。不知先生对此作何评论？“反修防修”与防止“和平演变”意思差不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提法。前人不及今人聪明，用语不尽科学，但提醒全党警觉“人亡政息”、“政怠宦成”防止重蹈“历史周期率”的覆辙，有其积极意义。应用邓小平哲学观点，手段只要有助于实现目的，就有值得肯定的价值。邓小平批评“文革”错误，在说到毛的动机时，也沿用过“反修防修”的术语。直到今天，党中央还强调党员要保持共产党人纯洁性，拒绝腐朽思想侵蚀。不知先生何以对“反修防修”这一历史用语如此鄙夷不屑？
说到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时，先生借题发挥、顺手排击的好戏就来了。先生这样写道：
“三打白骨精本是神话，用来附会反修斗争策略，不免生硬。郭沫若原诗中有‘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之句。文革中，北师大学生求教，郭沫若复信说‘大圣毛是有用意的，你们似乎没有看出。’什么用意呢？他卖了个关子，欲言又止。有人代为说破，‘大圣毛’就是‘毛大圣’。看来，即使是在个人迷信最狂热的年头，如此谄媚之辞，还是有点儿不好意思说出口。”
这里，先生采用“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战法，先损毛泽东，再辱郭沫若。做诗要用赋比兴，喻体与被喻体之间只要具有一个以上相似点，比喻就能成立。白骨精与现代修正主义者都有危害善良人的共同特征，引喻贴切，怎么说是“生硬附会”呢？“大圣毛”的含义，郭氏未即言明，是谁得到授权“代为说破”的呢？倘若自说自话，自编自演，岂非如同唱双簧一般滑稽？先生自鸣得意之时，可曾觉察，您一不小心，犯了一个文家忌讳的低级错误：自相矛盾！按照通常释义，由“大圣毛”转化而来的“毛大圣”也就是花果山上的美猴王。这个角色照您的定义，不过是“没有完成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的心理转变”的山大王。它本身就是个贬词，与先生“英雄所见略同”应当正中先生刻意贬毛的下怀，何“如此谄媚”之有呢？先生岂非翻云覆雨、唯我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以先生高德，犯此忌讳，情有可原：大约贬人心切，慌不择路；或者前后文章原非同日写就，写到后语，忘却前言所致。学生愿意提醒先生注意防止一个危险导向，就是：在你们看来，文学家如与政治家同心同德便是“谄媚”只有“卓立特行”、“不为五斗米”与当局合作的人，才是本色文人。这种偏颇的旧理念，已经不适用当今和衷共济奔小康、步调一致图复兴的新时代，弄不好要误人子弟！
先生对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嘲讽也很辛辣。对第一首，先生写道：“此乃七十书怀，自觉已经抵达从心所欲的人生境界了吧。中苏分裂后，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站在中共一边。虽则孤立无援，与‘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却不屈不挠。”对第二首，先生写道：“更添几分夸张与戾气。原作给人以处于守势之感，和诗更欲主动挑战、四面出击。”对第三首，先生写道：“自比‘鲲鹏’，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雀儿’充满鄙夷，不屑见雀儿向往的‘仙山琼阁’、‘秋月和约’，只对‘天地翻覆’的乱象情有独钟。如果不曾把自家人民折腾得饿殍遍野，嘲弄起人家‘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一定会更加雄辩。兴起时，索性置‘文采’、‘风骚’于不顾，径直以屁入诗。”应该说，先生的讽刺才华在这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示。毛泽东没有先生聪明，因为先生比他晚生许多年，沐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春风。尽管毛一生勤奋，但他确实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急于求成，犯了“大跃进”的错误。他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推进共产主义”的问题，所以领导了中苏论战，争论的话不都是正确的。既然错了，理当忍受先生嘻笑怒骂、嘲弄蹂躏，也是命该如此、在劫难逃。学生只是觉得：人非生而知之，如果先生置身事中，而非超然物外，谨遵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基本结论，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对前人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您的卓越才华，本来可以得到多数人赏识，而不是只得少数人追捧，甚至只有自家孤芳独赏。公平评判，中苏交恶并非毛的错，这当中既有两党关于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歧，也有两国关于国家安全的利益博弈。至于中共“孤立”主要还是苏共“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惹的祸。邓小平说得好：“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依靠自力更生硬是搞成“两弹一星”依靠自身形象逐步赢得天下朋友，并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至于说自家曾遭饥荒，就不可批评别人，只容低头做小，不许扬眉吐气，世无此理。至于以屁入诗，诚属不雅，但是考虑到作品发表是在1976年元旦，当时毛已重病，视力微弱，难以修饰作品；如若假以时日，从容修饰，把词句斟酌得更儒雅些，应当不是难事。
在第十六章，先生批评起杂言诗？八连颂来毫不留情：“这是毛式顺口溜。其实也不怎么顺口。而且罗嗦，至少‘因此叫，好八连’两句可删。‘思想好’实际上只是‘思想方法好’，接下来，绕来绕去，只为绕到‘团结’一辞，带出来末尾两个七言句。”文无定则，各人完全可凭自己意思写诗。列宁说得好：“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鲁迅说，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不要相信所谓“批评家”之类，只要能表达自己意思即可。子曰：“辞，达而已矣。”先生正不必以自家章法限制别人，更何况您所面对的，是“纤笔一枝”可抵十万雄师的毛泽东。还是带头遵从先生自己提倡的“谦德”不必自我感觉太好，更不必到处“好为人师”接下来，先生批评其他“毛式顺口溜”翻箱倒柜，从1948年批到1976年“绕来绕去”只为抖出“有问题，找江青”这个“包袱”以展示先生消息灵通，独家报料，有“绝活”能探知金匮石室的绝档秘文。由于没有中央文件佐证，只怕先生又是合理想象、自编自演的双簧。学生1976年在南京师范学院就读，亲耳听过传达，亲见会议录像播放华国锋手举照片，共有三张，分别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先生连24岁的胡乔木有“帝王思想”、“想当皇帝”之类的异闻都能捏出来，您所心造的这最后一句“毛式顺口溜”能有几人会信以为真呢？
在第十七章，先生对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望文生义、妄加议论，写下一段妙文：
“‘草上飞’原本是流寇的代称，全唐诗载黄巢晚年自题像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以之自况，除了调侃，也应含有某种认同。‘战锦’一语，曾被解释为1948年的锦州之战，果如此，则夸张失度。锦州之战纵然意义重大，也是不能与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长征相比的。今人多弃此说，却又难有通畅之解。或以为，此乃作者的粗疏或语病所致。以我浅见，‘战锦’还是与锦州之战有关，是由‘战锦州’的字面生发出来的联想：战胜锦衣玉食的诱惑。这两句应该是说，万里长征夺取全国政权还不是最艰难的，如何抵御锦衣玉食的诱惑，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不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才更加严峻。颈联‘斥鷃欺大鸟’‘昆鸡笑老鹰’之叹，语近陈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与念奴娇？鸟儿问答里‘蓬间雀’与‘鲲鹏’的对举也是一致的，还是‘反修’主题。最后两句则似孤王痛失老臣的口吻，不无动人之处。这‘国有疑难’的‘疑难’，就是国际国内的反修防修，是诗人晚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
首先，先生引据唐代农民起义首领黄巢诗，坐实毛自我“认同”是“流寇”自认罪名，这就怪不得先生要对“山大王”大加挞伐了。其次，说“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一联“夸张失度”“此乃作者的粗疏或语病所致。”再次，说毛始终记挂“反修防修”是值得嘲笑的无谓的“梦魇”又次，说毛做诗的语气是把自己当成帝王，以“孤王痛失老臣的口吻”说话，犯了“不知民主宪政为何物”的错误。据学生细思所悟：不是毛而是先生自己，思维有“粗疏或语病”本诗首联追叙罗帅作为红军将领的矫健形象“草上飞”不必拘泥为用典调侃，而宜看作对“机动灵活、行动敏捷”的写实。颔联不是先生们自作聪明、强作解人所说的那些意思。此二句皆就林罗关系来写：遵义会后的土城战役，因情报不准确打成消耗战，林对战后四渡赤水“兜圈子”、“走弓背路”有意见，写信要求中央撤销毛的军事指挥权，改由彭德怀指挥红军，毛生气地说：“林彪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因为林的意见未被中央采纳，所以诗里说“不是难堪日”锦州之战，林拥有在各解放区中最多军队和最好装备，却忧虑一旦“关门打狗”必定逼成国共双方军队拼死搏杀，所以迟迟不下决心；而能否攻占锦州，不仅关系辽沈战役全局，而且一旦东北蒋军入关，必将改变华北、中原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影响全国解放进程，所以诗里说“方为大问题”先生们钻研金匮石室多了，对网上人所共知的真实史料了解就少了。颈联用反衬，烘托罗帅胸怀宽广、顾全大局。尾联表示对逝者痛切怀念。至于“反修防修”是否蛇足或无谓“梦魇”只要看“苏东巨变”后党中央提出“两个考验”十八大又重申“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就能得到解答；书生们另有视点，所以对巩固政权、预防“颜色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无足深怪。至于毛是否把自己当成帝王来写诗，答案是否定的。多事之秋，痛失战友，写诗记念，再自然不过。只因先生自家有封建嗜好，习于把领袖部属比拟为君臣，这是先生自设格局，与历史人物并无干系。
在第十八章，先生挥舞“文革”大棒，对毛1965－1973年5首诗词赶尽杀绝，仍是以冷峻尖刻的政治声讨，代替理性平和的艺术分析。且看先生对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如何声讨：
“1976年1月发表，立即传诵一时。‘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成为歌颂文革大好形势的最方便的套话；‘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成为表达革命豪情的最时髦的格言。作为格言，‘可上可下’源出前人‘青天揽月’和‘瓮中捉鳖’的成语，尚有重组之趣；后者就只是借用民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凑韵，草草改动几字而已。”
先生回避了正面评价，着力搜集多种负面情况，来抵消、抑压作品的艺术成就。“传诵一时”有什么不好呢？那时文槛严峻，轻容易没有新作品问世，所以凡有新电影公演，人们奔走相告，也是特殊时期特殊景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代，仍有新作品引起轰动效应，以后就逐渐稀少了。“旧貌变新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本身并无不好，不能因为人们曾用以形容“文革”就归罪诗句本身，像对待成语“史无前例”那样。1927年创建根据地，经历38年旧地重游，前后跨越腥风血雨的磨难和艰苦卓绝的奋斗，书生们未历其事，对诗人欣喜情怀感到隔膜，也是情理中事。“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反映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雄心壮志，但在不期望中华复兴的人看来，无非“吹牛皮、放大炮”；可巧2012年我国既有“神舟奔月”又有“蛟龙潜洋”毛的两个梦想历经47年双双实现，不知先生是否与全国人民一同欣喜？至于以考证出处来贬抑他人，实属闲人无聊；除先生之类神人而外，凡间的李白杜甫也未做到语语新造。至于拿民谚入诗，所谓化凡庸为神奇，正见出诗人熔铸题材的本领，这并不是诗家的羞处。
继看先生对念奴娇？井冈山如何糟蹋：
“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多为陈词。与上一首系同时同地所作，可能因为其艺术成色不足，语象雷同，平仄错乱，作者生前不曾发表，身后只入其诗词副编。其中‘风雷磅礴’‘万怪烟消云落’等意象，则不妨视为文革劫难来临的不祥征兆。”
把作者生前不愿发表的半成品拿来发表，本是编辑家出版家要尽量全面地保存毛泽东作品的好意，没想到却给憎恶他的人提供了穷追猛打的箭靶。这就好比毛发动“文革”原为“反修防修”的善良动机，结果却给林彪、“四人帮”乘机谋私篡权提供了机遇舞台。造化弄人如此，使人慨叹。对着别人的半成品滥发弓弩，犹如强令工人把正在流水线上加工未成的产品送交质检，然后却以“不合质量、偷工减料”为据，对工人大加责罚一样；虽自以为得计，然其别有用心、蛮横无理与滑稽可笑，自是不待赘言。把时事政治与文艺作品混为一谈，是先生品评毛诗词的基本策略。但是，众所周知两点常识：一是文艺是离不开政治的，二是文艺与政治是有区别的，文艺并不等同于政治。拿政治的大棒裁量文艺，曾经酿就多少文艺错案？此一时彼一时，过去是“四人帮”肆虐文坛，现在轮到先生们了。
接着看先生对七律？洪都如何编派：
“来到南昌，想起祖逖，谅非偶然。西晋末年，中原大乱，祖逖率众来投镇守建邺的司马睿，后召集勇士，准备北伐，收复失地。晋书？祖逖传：‘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而今，天下一统，却有‘击楫’‘挥鞭’之念，这个国家又合该有事了。是不是北京市委已经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形成，需要再次挥鞭北伐了？”
先生捕风捉影、混淆古今、罗织人罪的能事，在这里发挥到蛮不讲理的地步。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楫，掌故家喻户晓，在先生抨击毛诗的文章里，本无详加征引的必要。不过先生鉴于世风浮躁，以为学人知有肯德基而不知有晋书，不厌其烦抄书，也是好意，可以炫示史识渊博。东晋至南北朝，中国分裂长达264年，祖逖因向往统一、立志建功，而被后人记取。1949年春，苏美列强都希望中国划江而治，毛泽东鉴于“霸王沽名”教训，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遵照新政协集中的人民意志，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军如卷席”实现祖国南北统一，人民无不衷心感戴，惟有先生竟以“不可沽名”为忧，认为“隐含某种危险性”先生说毛想起祖逖，就是想生事乱国，未免武断。照先生逻辑“而今天下一统”党和国家发展红色旅游，宏扬先烈精神，也有鼓励造反、重启革命、误国乱邦之嫌了？罗织人罪，也须有个边际。随意引申发挥，有似“文革”中造反派上纲上线，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然后看先生怎样声色俱厉地责难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它代表了先生讽刺艺术的高峰：
“这一首很重要。之所以重要，不在诗艺，而在主题，在于作者以诗的方式表达了他一向对秦始皇及其极权统治的推崇。‘焚书坑儒’如何商量，要平反昭雪奉为楷模吗？‘百代多行秦政制’，秦的专制暴政还要施行到何时，毛的时代还是这‘百代’之一吗？1974年1月18日下发的批林批孔文件，给林的罪名是：‘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可怜十批判书的作者，对秦始皇曾有批判的郭沫若，一见此诗，即无条件附和，自我批判，颂主求饶，于1974年2月7日作七律二首？春雷‘呈毛主席’：”
对秦始皇如何评价是历史公案。且先重温史书记载他的功过：击灭六国，统一华夏；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制定严刑峻法，划天下为36郡，实行郡县制，长官由中央委派，执行统一法律政令；定期巡视天下，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筑长城，建宫殿，修陵墓；焚书坑儒，烧去秦以外6国史书，坑杀有碍执政的460个儒生。其中引起文人痛恨的是焚书坑儒。筑长城御匈奴本是好事，建阿房宫、修骊山墓也是历代帝王常行的事，皆因操之过急，企图把事功在短期内做完，加重人民负担而引发民怨，民间故事有“孟姜女哭倒长城”所谓秦王暴政、民不堪命，主要谓此。至其二世而亡，主因在秦始皇巡视途中中暑猝死，引发接班人事生变局，最后激起民变——陈胜吴广起义，为刘项逐鹿腾出舞台。从他开始，中国才成为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国。他的功与过都很突出，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突出缺陷是法治有余、德治不足。如若为他投票，大概政治家多看重统一而投赞成，文化人多看重焚坑而投否决。分歧之点，则在一颂“集权”一詈“极权”屁股决定脑袋，利害决定立场。惟鲁迅例外，他说秦皇“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先生虽引鲁语贬毛，以此观之，不过拉大旗作虎皮，骨子里价值观与鲁并非同道。学生早年为编撰盐史巨著出游多地，最大感觉是：“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神州之大，一省比拟欧洲一国乃至多国；因为国土统一，跨省通行时，无须像欧洲国与国之间签证通关，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能不想到他的好处。当今世界，公理没多少位置，国家版图小了，大概只有做附庸和受欺辱的份。我不知道先生为何硬要把自己与有碍执政而被坑杀的460名儒生放在一起，而不是与不妨碍执政而没有被坑杀的4600、甚至46000儒生放在一起？宪法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共产党且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别说两千年前的儒生必须遵守法律，即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没有文化人可以成为“无冕之王”的法外公民。“百代多行秦政制”这是转述唐人柳宗元封建论关于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的观点。唐人寻绎历代治乱分合在体制上的原因，从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多从逆乱，而郡县皆不附逆，并与周朝相比，得出结论：封土建王不及郡县制利国利民，秦朝灭亡不是错在郡县制，而是错在施政苛刻。这个百代多行的“制”内容有三点：一是每一块国土都是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是每一地方政权都必须遵行统一的中央政令；三是地方政府官员都由中央任免，少数民族政权头领和藩国国王都由中央册封。这个“制”不仅中华百代沿用，而且美国大体略同：本来合众国是联邦制，法律规定每一加盟州享有自由退出权利，可是当南方奴隶主为黑奴问题真要退出联邦时，林肯坚持不许，遂爆发南北战争，结果南方战败，国家维持统一；设想如果南方分出，国土国力减缩一半，美国还能称霸全球70年吗？与此对比，苏联解体之后，综合国力元气大伤，恰好成全美国一强独霸。或问：这一句不是明白写着“秦‘政’制”吗？问得好！此处的“政”并非什么“专制暴政”而是秦始皇姓名叫“嬴政”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先生要么是没弄清句义就急于贬人，要么是为了贬人而曲解句义。由于没有正确解释诗义，以下诘问力度再大，先生也是无的放矢了。至于又拿郭沫若开涮，辱他为“颂主求饶”则是先生自己有封建情结，因为戴着有色眼镜，把诗人之间切磋观点、正常互动，恶意渲染为“君叫臣死，不得不死”这种强加于人的霸道，先生亟宜终止。
关于“焚书坑儒”因为是两千余年历史公案，还须多说几句。古来公认此为秦皇暴虐，摧残文化，已成定论。说法并不错，因为假如始皇有足够的宽仁，本来可以不采取这样极端方式。但思辩并不这样就完，还可从中抽引更多东西。大凡政权更叠，初始巩固阶段为非常时期，新政权统治者为防止旧政权反扑，一面加意怀柔，一面加力弹压，所谓“乱世用重典”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义同此理，惟有性质不同。这是政治学的常识，书生们于此未必留意。政权巩固期的长短，并无常数，例证是中共执政60余年，尚有人主张复辟资本主义；苏共执政80余年，最后在内外敌对势力合攻下归于失败。“焚书”只是针对“天下”民间所藏秦记以外史书“博士官所职”中央图书馆以外“诗、书、百家语”不包括“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摧残”则是“毁灭”则未，否则司马迁史记何由撰著？“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统一，动机并非一无是处。“坑儒”牵涉到文学家与政治家合作与对抗的命题。文化人因为不适应社会形态演变之后的新语境，而采取非理性的对抗的方式，它所体现的是“妨碍统一”与“巩固统一”的对立，因而酿成悲剧。与此相对照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体现的是“轮流坐庄”与“党的领导”的对立；1989年政治风波，体现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中国的儒家，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书面文化的收纳者、传承者和加工创造者，除了进取兼济和修身自持的主流而外，也有一少部分人自视甚高、目无法纪，习性懒散、率意而为，惯以“不与当局合作”沽名钓誉。据史记，导致“坑儒”事件有多方面原因：先答允始皇为求仙药，后认为他“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乃不告而“亡去”；受始皇“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之，以重其“不德”；“诸生在咸阳者”经始皇派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初诺后悔、阳奉阴违，在人际交往的价值观上不无理亏，何况面对的是“天性刚戾自用”的秦嬴政。应该说儒生们行为的方式和选择的时机都是不幸的。社会进步、政治清明时期，文学家理应与政治家合作。社会停滞、政治晦暗时期，文学家常取反抗，但方式是有讲究的；否则以卵击石，事与愿违。或问：“鲁迅不是公然与国民政府对抗，而安然妥存吗？”答案有四：一是鲁迅德艺双重，国内外影响巨大，对方不能不有所顾忌；二是有宋庆龄等人暗中保护；三是鲁迅本人也曾受过“通缉”被迫躲藏避险；四是鲁迅明确反对许褚、李逵式的“赤膊上阵”一向坚持“壕堑战”为文善用曲笔，从不肆意直言，由此催生“杂文”这一文学新体裁成长壮大，成为中国杂文之父。
最后，看先生历经以上逐篇过堂审问，高屋建瓴、落叶归根，对毛的全部诗词所下的精彩结论。结论共有5小节。第1小节是总冒，为最终结论做个总的提示：
“晚年的毛泽东，说他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诗言志，他的诗所言之志，大多与这两件事有关：关乎前者的是‘王者之气’，关乎后者的是‘大同之梦’。”
先生精熟文法，写到最后，想到必须点明全文标题，以收后先照应之效，方法严谨，结构完整。而重在提示读者：下面所做的宣判，是关乎毛的全部革命和建设生涯的终审决定。
第2小节，以论定“王者之气”来否定毛的前半生。先生判道：
“毛泽东欣赏无法无天的造反英雄，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工、盗跖、庄屩、陈胜、黄巢，还有大闹天宫的美猴王，造反英雄一直是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山大王气’或‘帝王思想’是无庸讳言的。从‘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到‘劝君少骂秦始皇’，他的诗词王气十足，霸气十足。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对前来为国共两党媾和的民盟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等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开国大典前，毛泽东驻进了明清皇宫一隅的中南海，做了‘万岁’。”
人民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是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牺牲大约两千万人，才获得的第一次较为彻底的翻身解放。全国人民乃至海外侨胞都对毛泽东做的第一件大事拍手称快，独有先生摇头否定。理由是毛明知天上已有蒋介石这个太阳，还要自己出一个新的太阳“东方红，太阳升”明摆着是有“帝王思想”并且“无庸讳言”不容抵赖。学生纳了闷了：夺了蒋介石的政权，就是想当皇帝，那么蒋氏政权这个先生心目中原先的“太阳”算不算皇帝呢？先生的立论是否使用了双重标准呢？关于“驻进了明清皇宫一隅的中南海”历史事实是：三大战役完胜之后，毛率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京赶考”先驻在北京郊区的西山，只因警卫不便，中央办公厅请求周恩来出面劝说，毛才克服自己对皇宫的忌讳，进驻中南海。中南海回归人民，至今党中央仍然驻在那里。判断谁有“帝王思想”不是看他驻在哪里，而是看他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于“万岁”不过是个愿望，英语的表达是“long live”也就是活得长一点；毛虽没有先生聪明，还不至于傻到以为自己能活一万岁。需要提请先生注意的是：人民革命胜利，虽是毛领导的，却不是他一人的事业，他只起“带路人”作用，也就是“出主意，用干部”事业是人民大众干的。您否定毛做的第一件大事，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全体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整个正义事业。
第3第4小节，以论定“大同之梦”来否定毛的后半生。先生判道：
“毛泽东是诗人，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多梦幻色彩，少科学精神。念奴娇？昆仑便是一篇大同梦。1958年以后更是梦话联翩。‘桃花园里可耕田’‘芙蓉国里尽朝晖’描绘的，是他所一往情深的人民公社乌托邦，‘金猴奋起千钧棒’‘满街红绿走旌旗’所欲缔造的，是一个红彤彤的大同世界。他‘但悲不见五洲同’‘四海翻腾云水怒’，让人联想到切？格瓦那，红色旅，联想到文革年间红卫兵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最后总攻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如果只是一个诗人，怎么浪漫都是他的自由。如果不仅是一个诗人，他的浪漫还要成为全民族的‘行为艺术’，还要造成全民族的灾难，诗人自己就难辞其咎了。”
应该说，先生在这里罗列的前提都是事实，但所得的结论是不对的。造成“大跃进”、“文革”那样的“全民族的灾难”并不是因为“毛泽东是诗人，是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党和人民都没有现成经验，只能在摸索中不懈前进。除先生以外，世界上有几人是生而知之、永远正确、不犯错误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里，说15岁以下的人“能够看到”并且“亲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邓小平带头做自我批评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面对党和人民在探索前进中的挫折，先生不宜幸灾乐祸、兴师问罪，而应设身处地、用心总结，帮助党和人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继续前进。有理想、有梦想、有幻想，并非一概不好，只要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就会转化成无穷的创造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当时他们就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共一大只有12名代表53名党员，那时就预言党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的梦想，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逐步变为现实。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否则就会“缺钙”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胸怀复兴中华的“民族梦”并用实干兴邦托起“中国梦”邓小平说得好：“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中国人民在逆境奋斗中形成的理想、信仰、信念和进取精神，对于一个走上坡路的民族，是永远需要的。中国追赶世界，超越列强，靠的就是这个。
第5小节是先生2万多字长文的华丽结束。且看先生对毛诗词的最终判决结果：
“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仍然被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夙求相悖的王气（反民主）和浪漫（反科学）主导着。通读毛泽东诗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国，民主与科学之路，何其曼曼修远，也许还需要几代人的艰难探索。”
先生这段写于“2003年愚人节前后”的长文，对毛的67首诗词逐篇过堂，结果竟得出这样的宣判：“王气——反民主”和“浪漫——反科学”先生如椽巨笔轻薄一挥，就把毛毕生创作的67首诗词一概斩杀、一笔勾销了！其暴戾之气，不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谁赋予先生这样大的权力？您这种“赶尽杀绝”的文化专制主义，恐怕连“文革”十年文坛霸主姚文元也要自叹不如！俗话说：“过头饭好吃，过头话不好说。”先生的判词明显过分了，说了过头话了！这还不算，又影射改革开放25年之后的2003年，中国依然远离“民主与科学之路”而且“何其曼曼修远”“还需要几代人的艰难探索”这才能走上先生所定义的“民主与科学”的正途。先生攻击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已经与宪法党章不合，如果牵连现实一同抹黑，只怕就有公然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了。学生疑惑：知晓“民主宪政为何物”的先生，莫非被西方民主的“定式”灌输得晕了头，对“什么是民主，怎样实现民主”和“什么是科学，怎样推进科学”在价值观上进入了误区？误到飞离现实，进入外层空间了？以致您看不到当代中国在推进人民民主、昌明科学精神上的巨大进步。在先生写作长文5年之后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优越于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十八大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随后要求全党全民增强“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先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理应与时俱进，增加政治钙质，积极医疗“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政治软骨病。虽说“吹牛皮、放大炮”不用上税，但文人的话过于离经，说得豁了边，也是要承当社会后果乃至法律责任的。
据先生所撰长文，学生悬估先生其人：丰于知晓诗词格律理论，啬于体验诗词创作甘苦，稍欠虚己尊人文德修养，熟娴罗织人罪刀笔特技，专长“眼高手低、崇己抑人”擅场“拉旗作皮、狐假虎威”于所谓“心戾笔辣、哗众沽名者”的桂冠，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三
受教了先生的洋洋长文，现在就来与先生讨教：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何开展善意的文艺批评？为了开展善意有益的文艺批评，批评家应当采用怎样的方法和合宜的态度？以及批评家怎样扶持文学创作，文化人怎样成就自家人生？最后，托出学生对毛泽东诗词历史地位的看法。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写诗填词是复杂高雅的精神生产，需要作者具备艺术天赋，并且付出创造性劳动。通晓诗律易，写出好诗难，所谓“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鲁迅杂文都曾描述文艺创作艰辛过程。作家必须胸怀高尚动机，用心注情观察生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抢抓稍纵即逝的灵感“凝神结想，一挥而就”“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词是语言艺术，而以语言写意传志殊非易事，所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创作必需灵感“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有时灵感来临，创作顺利：“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有时灵感阻塞，创作不顺：“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诗词又特讲究锻词炼句，巧构警句佳联为“诗眼”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为求佳对出彩、平仄如律，需要煞费苦心：“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甚而“吟安一个字，撚断三根须。”“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于此可知名篇佳作铸造之艰难！毛的诗词以风骨意气见长，而情境词采兼擅。它的壮景丽境，成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人格象征；它的美联佳句，成为中国人民奋发进取的人生格言。其中的甘苦得失，不仅作者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也有赖批评家设身处地、理解认同。古人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毛不能引先生为知音，并非毛“曲高和寡”亦非先生“操千曲而不晓声，观千剑而不识器”实因毛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能引起先生共鸣“道不同，不相为谋”毛虽失去先生一类“阳春白雪”的傲慢欢心，却赢得千千万万“下里巴人”的真诚喜爱。他并非如先生嘲笑的那样“只有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做朋友，他的知音遍及全中国全世界，他并不孤独孤立。
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是颂瑜指瑕。金无足赤，文无完文，通常作品大都瑕瑜互见。评文不像打仗，打仗要的是歼灭战，尤其渡江战役过后，要的就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敌人的痛快效果。文艺批评不能那样痛快。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诗论诗、就文论文，通盘观照、细心研究，宣扬成就、指正缺点，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角度适中、分寸恰当。文艺批评有如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鲁迅比喻为“剜烂苹果”要切除坏的留下好的，而不能像恩格斯批评的那样，在倒洗澡水时连同澡盆里的小孩一同倒掉。先生不是这样。您看您在长文里都做了些什么：不是就诗论诗，而是以政废诗；不是就文论文，而是考据索隐；对毛坯，以正品标准大加挞伐；对精品，信传谣诼以疑版权；对名篇，一带而过以掩地位；对佳句，考其源流以去光彩；对杰作，捕捉风流以避正评；对小眚，刻意放大以掩宏德。这些都不是文艺批评的正确方法。以上纲上线罗织人罪为能事，是“文革”中造反派的脾气，先生既万分憎恶“文革”实不宜承其衣钵。建议先生重温唐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是专论评价前代有缺点诗人的，他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里，杜甫对轻薄子恣意讥嘲前贤作品的行为，表示愤怒，严厉批评，并还以辛辣嘲讽。
文艺批评的基本心态是尊重作家。用十八大报告的说法叫“理性平和”文学创作需要呕心沥血的艰辛劳作。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人挑担不吃力，事后诸葛何其易？评论家的职业道德是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理解作品、理解作家，贡献才智、成人之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嫉妒别人成就，不乐见别人一丝长处，是庸俗文人的痼疾。好榜样也有，例如：伯牙钟子期，曹植杨修，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毛泽东柳亚子陈毅郭沫若，等。对文艺家的缺点要宽容，刻意求全责备，无异“用笔杆子杀人”无论运筹帷幄戎马倥偬，无论治国理政日理万机，毛坚持马背填词、子夜赋诗，勤奋何其金贵难能，精神理应尊崇景仰！可是先生长文都写了什么？通览毛诗67首，曾无一件作品博取您的千金一笑，竟无一联半对赢得您的真诚赞赏。由此观之，先生心气可谓高矣，心火可谓旺矣，心态可谓冷矣，心肠可谓硬矣，心胸可谓窄矣。学生生平崇拜英雄美人，对于具有“我所不能”之优长的人，总是肃然仰视，不敢轻薄妄言。不知先生武艺如何了得，可以瞰毛的革命生涯为草寇山王？又不晓先生文德怎样轶世，能够觑毛的诗词作品为假冒伪劣？毛的地位载在宪法党章，不知先生是甚样特殊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