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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商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在古代，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后，农业部落与畜牧业部落间开始交换产品，便有了最初的商品；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从此有了为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可是“商”从它生出的那天起，名声就似乎不太好，我国是大陆国家，人们只有以农业为生，在传统思想中，有所谓“本”“末”之别“本”即农业“末”即商业，因为人们认为农业是生产产品，而商业只交换产品，在交换之前，必须先生产。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般都是采取“重本轻末”的政策，汉初晁错论贵粟疏把商贾大大贬抑了一番，并把农业凋敝的罪责，归到商家头上。北魏时，专门制定了抑商的法律“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士农工商”传统的四个阶层，士通常就是读书人，农就是农民，一般说来，这是两种光荣的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很可以自豪一番的，至于从事末业的商人，是什么形象呢？吕氏春秋上农篇拿它与“农”做了比较：农民朴实，容易使唤；孩子般天真，较少自私；财物复杂，难以搬动；一旦国家有难，他是不会弃家而逃的，而商人呢，心肠坏，不太听话，诡计多，太自私；财产简单容易转运，一旦国家有难，必定先行而逃。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说法使商人无情无义的形象深入人心。到后来，商人就像是戏台上的曹操有了个脸谱，提起“商”自然会想起：重利轻义，刁钻奸猾，自私刻薄，等等。社会上对商人的的操守也有了公众心里的要求。荀子修身篇言：“良贾不为折阅不市”意思是说，好的商人不能因为怕赔钱就不做买卖。
如今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商家的素质是古代不可比拟的，商业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搞活流通，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商人的资产不仅稳固，许多人品德高尚，还能把所赚的利润拿出来做了公益事业。但勿庸讳言，在商业领域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小买卖人”思想还时有表现。比如：常有某地某行业由假货起家、掘得第一桶金的传闻；有时市场上某种商品的匮乏，探其原因不是生产领域产品少，而是个别商家囤积居奇、人为炒作产生的；一些经营者在市场上不是靠正常的经营取得利润，而是钻市场空隙，大捞一把。市场上什么紧缺吵什么，炒钢材、炒水泥、炒辣椒、炒苹果、炒棉花，赚了个盆满钵盈，这种投机性的经商法于市场的平稳发展、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是极其不利的。有专家对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原因很多，但其中商家的炒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国务院连出了一系列“抑炒”的重拳。提高存贷款利率；三套房贷叫停，提高二套房贷首付比例，并明确规定不允许用公积金贷款用于炒房渔利。对炒房者如此严厉是对的，然而对其他行业的炒家也应做一些硬性的约束。如此，对挥洒着辛勤汗水的生产者和对社会、对消费者负责的商家才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