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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是遥远的，朦胧的；童年的记忆也是苦涩的，深情的
故乡山话
故乡在大巴山南麓的一个山阿里，是实在的“巴山蜀水凄凉地”故乡虽山色苍翠，却人烟星布；故乡虽空气清新，却处地偏远；故乡虽民风淳朴，却贫穷落后。故乡的山，毫无名气，因为那里没有了道成仙者；故乡的路，羊肠兽迹，蜿蜒于林莽荆棘；故乡的人，祖辈躬耕，骨子里融进了勤劳的基因。
故乡的山，好像叫“子午山”可少人知晓，只镌刻在先人的墓碑上；故乡的名，好像叫“天官堂”只是在当今的卫星截图上才显露头角；故乡的人，大半都走出了大山，留守的都是老弱妇幼。
故乡的树，多是松柏，终年披绿；还有青？麻柳，点缀其间；灌木野花，难识其名。童年时，满山都是水桶般粗的大树，直指苍天；林间兔奔狸走，花豹出没，百鸟争鸣；林下铺满松软的落叶，如踏地毯。有时为打发寂寞和无聊，会携把弯刀，漫无目的地穿行在林莽之中，或寻蘑菇，或采野果，或掏鸟蛋，或砍些适合的树杈做农具或弹弓；时不时碰上蛇或其它动物，必会惊出一身冷汗。稍长时，山中的大树被砍伐殆尽，只存荆棘护地，活水断流，满目萧瑟。近30年，政策调整，退耕换林，百姓自主，山树又年年疯长，恢复了山的本来的翠绿；故乡的山，又在希望中前行。
故乡在偏远的山里，蜀道难行，犹如愚公所处的“太行王屋”距离县城约40公里；距离周边的场镇，多在10至20公里以上。童年时，那里没有公里，出门全靠“飞毛腿”；后来有了机耕道，偶有拖拉机代替人力；现在虽有小公路，但雨天也难通行。
故乡的四周，有很多人家，多以姓氏聚居。或三五户，或七八家，没有定数。山前多为刘、苟二姓；山后多为陈姓；稍远点，王姓、谷姓、李姓亦多。周边的地名有大弯里、古墓弯、枧槽沟、刘家塬；山后则有漏米垭、四合面、旧房子、旁岭弯；稍远处有大坟坪、斑竹园、茶垭子、圆峰台、狮子寨、李家塬、上下谷家、大木林；山下则有大坟园、中间沟、龙行处、射口河；还有凉水溪、喜神滩等等；地名繁多，实难枚举。故乡原来是通江县铁佛区长滩公社所辖；后来将公社改为乡，更名为跑马乡；再后来撤区建镇并乡，现归为铁佛镇。故乡所在的村，1960年代叫五星管理区，后来叫五星大队，现在叫吴松坪村。
有古诗道出了故乡所在的位置：象王脚下有陆嵌，对面北风朝三关；清水龙行向射口，犀牛狮子望长滩。都是一些地名。故乡的祖居，就在离“犀牛望月”不远的山下。从家登至山顶，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山顶是密布的松树林，山势由北自南，蜿蜒而来，所以叫做“子午山”；山顶稍平处，据说早前有过一座小庙，叫做“天官堂”历史的陈迹已被树草掩蔽，留在心中的，只是一些古老的传说和模糊的记忆
但愿故乡的山还能神话出新的奇迹。
食堂岁月
时间大约是1958年的初夏，强劲的共产风刮到了山里，也刮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建立起公共食堂。家家户户都把存粮和生猪搬到了食堂，大家在一起共食共餐，享受起“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因为山区居住分散，食堂多以自然居住点为基础建立。大的食堂有100多人的，中等的有几十人的。我们所在的食堂是由大弯里、古墓弯和我家共三个点的5家20多个人组成，在食堂中算是比较小巧袖珍的了。食堂设在大弯里，几家人都搬到大弯里居住。原来住的房子都空置起来。
食堂开伙那天，很是热闹。杀了肥肥的猪，煮了白白的米饭，还有不少蔬菜。在大弯里的堂屋里摆了几桌。吃饭时，大家热情高涨，气氛融洽，都使劲地猛吃大嚼。因为不吃白不吃，多吃不吃亏。我也和小伙伴比赛吃粉蒸肉，每人都吃了一小土碗，整得满嘴流油。后来就是每天都在食堂吃饭，私人家不能生火煮食。如私自煮食被发现，会受到惩罚。
食堂配有炊事员和事务员。炊事员负责煮饭做菜，事务员负责管理粮食和账务。炊事员是就近选择，事务员是其他食堂或生产队交叉安排的。因为是20多人的小食堂，两个人也能拿得转。食堂开始烧的柴火都是每家集中起来的，后来则是隔三差五统一安排人去山上砍来。砍柴是重体力活，吃饭时可以多加两勺稀饭。
食堂头半年的日子还是充满阳光的。粮食油盐靠供应，饭能吃得饱，且每顿是现成的；大人们每天参加集体劳作，孩子们则放牛拣柴。时光就这样慢慢地过活着。1958年的下半年，壮劳力大多抽去大炼钢铁了，留守的劳力弱且少，地理的粮食很多没有及时归仓，红苕基本都烂在地里。孩子们去山上放牛时，会把没烂的红苕用手刨出来，点火烧着吃；吃不完的，就挖个小坑埋起来，打算下次放牛再去翻出来吃；可过几天去看，大多已经烂掉了。
1959年，推行生产标准化。插秧得用一条绳子拉直，然后顺着绳子插秧。如此下来，耽误了农时，误了季节。后来，老天连续干旱，田地裂开，滴水如油。地里的庄稼枯死殆尽；田里的稻秧干黄可燃。加之国家贫穷，供应的口粮难以满足，由开始的半斤一天，逐步减少为3两、1两半，直至后来的一年无粮可供，全靠野菜度日。1959年的下半年至1960年的上半年，每人每顿两勺稀饭，稀饭中的米粒都数得过来，是真正的“大锅清水汤”每天全靠米糠、树皮和野菜充饥。人人骨瘦如柴，个个有气无力。给食堂砍柴的老头，没有力气去到更远的山上，就把房前屋后的大树逐次伐倒，劈成柈子。每当他走到一棵树下张望良久，然后似有不舍地把斧子挥向那树时，那树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房屋周围遮风挡雨的大树也就越来越少。
吃饭人多的大食堂，不时有人被饿死的噩耗传来，会引起人们的唏嘘和恐慌，似乎也有走向末日的感觉。我们那20多人的小食堂，最终没有饿死人，大多苟延残喘到了食堂解散的那一天。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几家的大人会一起想办法，因为办法总会在饥饿时灵光闪现。有时会趁事务员不在家时，去把生产队的蚕豆、红苕、洋芋等拔些回来，煮熟后大家分吃（看季节而定）。晚上大家一起作业，第二天早上派人去向生产队报告，说某处的庄稼被盗，让队里来人调查。队里一般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大多不了了之。有时会把麦种等挖些出来，磨细连麸做成饼子，大家分吃；麦种都是堆放的，上面留有记号，只能慢慢从缝隙处挖取，如果弄坏了记号，会被生产队发觉；麦种都是用“六六粉”处理过的，虽经用水洗过，吃的时候还是会有大股药味，但为了驱走饥饿，没人顾及太多。一次，生产队开会，几家人都有代表去参加，且都是妈妈级别的。散会时，她们看到在生产队院坝的旁边，有一张牛皮。几个人就翻山越岭将那牛皮顶了回来，然后连夜用火去毛，用斧砍切成块，每家分几块。煮熟后的牛皮，厚厚的，绵绵的，很劲道，很有嚼头，无油无盐，也很好吃。
后来，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似乎可以允许私人家偷着煮些食物来吃。于是人们会去挖葛根，采水芹菜，摘灰灰菜等来充饥解饿。大约是1960年的一天，管食堂的事务员不在家。有人趁着夜黑，从房顶用绳子掉下，潜进保管室，偷走了不少大家的口粮。据说那被偷走的大米，后来在一个粪坑里被翻搅出来，已经发臭发胀。估计是盗者迫于压力，没有敢把生米煮成熟饭。在那饥荒的岁月，如此糟践粮食，实在可恨！还有一天晚上，抓住一个偷窃食堂南瓜的人，是漏米垭的。那人约四十多岁，瘦骨伶仃，个子高高，有气无力。被绑在柱子上，两个曾经是跟他一起学木匠的师兄弟，拿棍子和绳子抽打那人，他哎哟直叫，后来还是把他放了。饥饿的岁月啊，连师兄弟都不认了。那年的秋天，大约是播种秋洋芋的时候。一天，大人们都在“碑儿梁”干活，孩子们在那里放牛或玩耍。中午都回家吃饭，下午再去时，发现丢了一头黄牛，牛鼻绳是被镰刀割断的。于是大家都放下上午的既定农活，一边找牛，一边派人报告生产队。天擦黑时，在人们干活不远处的山崖下，发现了那头牛。牛已经死亡，在牛的屁眼上还捅着根木棒，显然是为人把牛整死的。第二天，公安特派员苟瑞太来了，还带了个在校的大学生帮忙。苟瑞太辈分很高，我得叫他祖祖。他们找人谈情况的间隙，小孩子好奇，就去瞅看。只看到那大学生在一张纸上画了个牛，其他看不懂。第三天，他们带走了一个人，说就是整死耕牛的人，那人就是那牛的看管人。那时的牛，都是集体的，分到各家喂养。破坏耕牛是重罪，那人被带到公社后，听说受到吊打和管制劳动。几个月后那人被放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饥饿的岁月，记忆中最好吃的是甜菜疙瘩。每天早上上学时，几个小伙伴，都要在食堂的菜地里拔两棵甜菜，把泥土和菜叶去掉，把甜菜头装进书包，这是中午的午饭呢！有时的午饭是母亲为我准备的一种叫“沃壤草”的野菜，洗净、煮熟，然后捏成团，用手帕包好；中午在老师的锅里加热，然后食用。好心的老师有时会给放上点咸盐，以佐其味。那时的咸盐是很宝贝的，这就是难得的师生之情。
饥饿的岁月，最难吃的是粗糠饼子和炒棉籽。粗糠饼子吃起来艰涩异常，难以下咽；吃后腹中发胀，拉不出来。棉籽则是吃时很香，吃后头晕脑胀。听说有的地方还有吃白土的，道听途说，不足为据。
1961年的夏天，食堂解散了，口粮分到各家各户，自己煮食，人们有了自主权，可以靠勤劳去弥补粮食的不足。空闲时间会去找野菜，挖葛根等等，饥饿比吃食堂时有所缓解。
在1961年的秋天，大弯里发生了一件令人至今难解的奇事：一天晚上，是每天人们准备睡觉的时间，突然听到碾子响起来，开始以为是有人在碾葛根渣，相互问问：谁这么晚还在碾葛根呢？都说没有。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趁着月亮跑去碾子那里查看，什么也没有。那响声好像又转到了对面的山上。此后的白天，如果仔细听，也能听到那咯吱吱咯吱吱的声音，一直持续了很久。人们问一个端公，他回答说是“地脉不安”到底是啥，至今没有弄明白。
1961年的初冬，大人们都到山下的“枧槽沟”搞“大兵团”（就是全生产队的劳动力在一起突击干活）去了。我们几个上学的学生放学归来，都把饭碗端着，聚在打过场的稻草堆里边吃饭边说笑。突然间，我们都同时感觉有个公社来的干部进了一个女人的家。我们就放下饭碗，几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那家的屋后，想看个究竟。板墙的缝隙都是被稻草和泥土堵上的，什么也看不到；仔细听，也没动静；几个大点的孩子就怂恿一个较小孩子使劲推门。那孩子真的就使劲推了两下，但没推开，我们就一哄而散了。那天的事，有人告了状，我们几个都挨了自家大人的打，而且打得不轻。
1962年的夏天，大约是胡豆小麦收获的时候，我家又从大弯里搬回了原来居住的老屋。此后，饥饿慢慢地远离而去，但日子仍然是十分紧巴巴的。好像是在农忙假期间，父亲扎了5把连枷，要我跟随大弯里的二婆赶麻石场去卖。5把连枷的重量，是我勉强能承受的，但要走20多里的山路，还是很艰难的。走到离场还有两里远的地方，有人要买，每把一毛五，我不卖；后来到了场上，开始没人问，后来有人嫌我开价的两毛太贵；眼看场要散了，我不得不以每把8分的价格脱手。平生第一次做生意，就如此不堪，很叫人失落。我将四毛钱买了两斤盐，买了一个饼子，还买了一本连环画叫甲午风云。散场后，跟二婆走散了，只好自己一个人沿着来路往回赶。路上碰到一个工作干部模样的人，问我：那娃，你们那里的秧插完没有？我回答：差不多了！他说：差不多，差不么多（就是还差很多的意思）吧！我不理他，只顾赶自己的路。
上学七年
1959年的秋天，快满8岁的我，去上学了。
学校在离外婆家不远的地方，是新开设的民办学校。报名的前一天，自己一个人从大弯里走10里山路去到外婆家。第二天去报名。学校设在“下谷家祠堂”老师叫吴光义。学生人数大约20人以内，也就一个老师。祠堂是厚厚的土墙筑城，墙壁用石灰粉白，屋顶有雕花的房脊，祠堂正房的泥塑都用篾笆遮挡；教室在靠北的屋里；南屋是老师住宿和煮饭的地方；房前有个石板铺成的小院坝，可供学生课间活动；院坝外是条大路。学习课程有语文、算术、图画、大字。
上学期间，寄宿在外婆家，吃饭在100多人的大食堂。食堂伙食很差，主要是野菜和地瓜秧等。有一次，吃了秋天腾地收下来的小嫩辣椒和辣椒叶子，拉不出大便，实在很难受。眼看着我的小身体日渐消瘦，父母不忍心，就给我转了学。转学的时间大约是在那年的11月前后，记得刚好学完语文的拼音课程。虽然在那里学习时间不长，但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表现也好，老师就让我加入了“少先队”红领巾是在转学后才带给我的。
新去的学校归麻石区的三合公社管，设在红灯大队的六队，地名叫“旧房子”教室就在旧房子的堂屋里。那学校距离我们住的大弯里约有5里路的样子，每天与同在一个食堂的n和x一起上学。放学时，会沿路找野果子或可以吃的野菜充饥，如田里的慈姑子，荒坡里的红籽，或地上长的照鸡子（一种小野菜，根可以吃）。凡是能吃的，都在寻觅范围。
学校也只有一个老师，叫邹德芹；有两个班，是复式的，人数大约也就30人左右。邹老师教学能力很强，很受学生爱戴。四年初小，换了四任老师。邹老师之后是叶老师，时间不久，叫啥不记得了。再之后是向福云老师。之后是向显云老师。显云老师教的时间最长，大约一年半左右。
一年级下半期，期末考试，我语文数学都得了100分，得到邹老师的夸赞。考试时，我最先交卷，邹老师当即阅卷，打上大大的100分，然后放在黑板架上。那时，我小小的心灵确实有点激动。四年级毕业时，成绩优秀，显云老师亲自给写了张毕业表，前面是评语，后面是成绩，复写的。因为我要回到本公社参加高小升学考试，那张毕业表是必须要有的。
旧房子学校的旁边，有一个土陶作坊，是三合公社搞的副业。每天下课时，同学们都会去看那些陶工制作各种陶器的操作。陶轮飞转，目不暇给，瞬间就把一块黄泥变成了各种形状的器物，感觉很是神奇。陶器的烧制分大窑和小窑。在生活困难的岁月，只烧小窑。小窑烧制的陶器，不上釉，既不美观，也不结实，是黄黄的泥土本色。大窑烧制的陶器上了釉，青紫的颜色，敲起来叮当作响。产品会在附近的各场镇销售，很受百姓喜欢。同学们常会去窑边捡拾一些破碎的陶碗或陶片，用作磨墨的砚台或用作“跳房子”的工具。那时学校也没有体育课，同学们多是在课间或课余玩一些如“抛子”、“跳房”、“打珠子”、“踢毽子”、走“五子棋”等活动。
1962年，大约是秋季开学不久。一天下午，同学们都到山上去给向显云老师拣柴火。我们每人都捡到了刺猪的翎毛，长长的，硬硬的，一节白，一节黑。放学时，就装在书包里。走在回家的路上，同学w责问同学n：为什么到老师处告状，说我们在路上乱写乱画？同学n不回答，同学w就用刺猪毛锥他屁股，虽然锥得不是很重，但也会有点痛。我打趣n说：你被打了几针。n有气无处洒，就想来打我；我在前面跑，n在后面追；追到一个地方，我在高处，他在低处；我手持刺猪毛胡乱挥舞，他奋不顾身掩面前冲；不想刺猪毛真就扎在了他的嘴角上；顿时血流如线，我和他都有些慌乱了；他哭喊着，我抚慰着，其他同学都没趣地跑走了。血止住的时候，我说给他一个新的作业本，求他别告诉家里人，他不应声，只是呜呜着；后来就各自回家。随后就是两家大人吵架，但母亲破天荒的没有打我。过后的几天，我不敢去上学；那天，向老师来家叫我去上学，说没有事的。我去了学校，下午放学时，我被老师留下直到天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还要路过坟地和密林，听着宿鸟归巢的争吵，心中忐忑，头冒冷汗。
1963年的夏天，初小毕业，回到长滩公社中心小学参加高小升学考试。升高小的作文题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编了个救落水儿童的故事。发榜时，考在前几名。于是开学时就到本公社的中心校去读五年级。长滩的学校到底是公社的中心校，盖在河边的高地上。教室的房屋是两层的瓦房，共有6间教室，还有老师的宿舍（兼作办公），二层是木板楼，前后都有走廊；教室的旁边有专门的伙房；稍远处有厕所；教室前面是操场兼做篮球场；教室后面种有一些果树和花草；外有一大块土地，是学校的菜地；菜地靠河边的角上，有一棵树龄百年的黄粱树。学校的北面不远处，就是公社办公的地方，还有卫生院，营业所，小食店等。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向永德老师，向老师出身地主，为人低调，但教学能力很强。他启发式引导学生的学习，比如他会组织课外书籍阅读座谈会，他不参加，让同学们自己座谈。他有时会在教室的外面听，然后在结束时，才突然出现，作些点评。记得一次座谈，我讲了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很受他的赞赏。向永德老师在文革初期被调到“兵马坟小学”任教，因为受不了冲击，上吊自尽了。了解他的人，无不唏嘘。六年级的班主任是毛清喜老师。毛老师为人严厉，不苟言笑。一次我跟一个同学吵了架，那同学告了状，他不问缘由就狠狠地批评了我，我有些不服气。学校除教学外，还会经常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如“深山探宝”、“活捉司令”啥的，很受学生喜爱。
五年级时，我住在外婆家跟幺舅一起开通学，每天早上去学校，下午回到外婆家；星期六才回自己家。六年级时，幺舅考去中学了，我就在学校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拿米和咸菜。
在长滩河读书时，我曾经用梦找回了我丢失的鞋。记得是新学期开学，我和n同学一起去到学校。当铺好各自的床铺（楼板地铺）时，公社小食店老板的儿子来约我俩去玩，还给每人一把麻花吃，我们就匆匆离宿舍而去。过了几天，我找不着自己的胶鞋了。那时的一双胶鞋还是很宝贵的，我终日思索着鞋会去了哪里？一天上课时，我突然想起头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鞋在床上。下课时，我就按梦去寻找。果然那鞋就在床铺的稻草里藏着。心里的压力瞬间释放。
1965年夏天，高小毕业。放假时，父亲来学校接我回家。时间是中午，就去公社的小食店吃面条；吃面时，父亲对我说：“书别读了，回家劳动挣工分吧”！我略作思索，回答：“如果初中考起了，我还是读吧”！父亲没再说啥，就背起我读书住校用的被子等物件往家走。
没过多久，通知去铁佛参加初中升学考试。那天，下着大雨，我和n一起往铁佛赶路。先打算走长滩河大路，走到茅滩子时，河水暴涨，过不了河。于是我们又顺着哗哗涨水的溪沟往上游走，走到离外婆家不远的拱桥沟过沟，走钟岭梁经李家河上松岭崖，最后平安抵达铁佛中学所在地。晚上住在中学的学生宿舍，没有被子啥的，就躺在床板上，思索着来日的考试。当睡着醒来时，突然感觉全身奇痒；暗想：这里的夜蚊子也太厉害了吧！后来才发现是遭了臭虫的偷袭，脸上、耳朵上、眼皮上都起了无数小包，小包散后就是无数小疙瘩，痒的心理发烦。第二天的考试就是在烦躁和无奈中坚持下来的。
考试的题目不难。数学题基本会做，只是着了一个圈套：一道题，是可以除尽的，题目要求保留两位小数，没认真看，没按要求答题，因为过去作的题都是除不尽才保留小数的。出题的老师很狡猾。语文的作文题有两道，选作一题。一道是给越南小朋友一封信，另一题是在一次队日活动上。我那时对写信拿不准，就选作队日活动那道题。写前先审题，我想着这不是记一次队日活动，而是要写在某次队日活动上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又编了个某次队日活动学雷锋，突然有同学生了急病，一个同学爬山涉水送生病同学去医院的事。故事纯属虚构，但估计会得高分。因为其他写成记一次队日活动的同学，都落了榜。我们长滩河小学21人参加考试，仅7人考取初中。那次考试录取最多的是东山小学，因为他们学校押中了写信的题。那年的全国升学考试都是写信，小学升初中是给越南小朋友一封信，初中升高中是给越南青年一封信，高中升大学是给越南人民一封信。因为那时美国佬正在欺负越南人，我们要声援他们。我没有写信，因为我不会写信。不写信，我也顺利地考起了初中。
1965年秋季开学时，我去铁佛中学报名上初中一年级。铁佛中学位于铁佛镇的土城寨山下，学校占地面积很大；有三层的“工字型”办公楼，有四栋教室，两栋学生宿舍，有一栋教职工宿舍，有食堂兼做礼堂，有篮球场及水泥做的乒乓球台，有大操场及一些体育设施，有实验室、图书室及医务室等，还有菜地；每个年级两个班，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农中班；那时的校长是吕庆立，副校长潘光述，教导主任赵国坤，政治干事郑文吉。我们是初68级，一共两个班，每个班大约45人，我被分在68级2班；班主任老师邹景先（女），语文老师钟大键，数学老师赵光政，英语老师王步清，地理老师龙光群，植物老师李开美，体育老师姓宋。这些老师都是个顶个的教学高手，很受学生喜爱；尤其是王步清老师，更是个全才型的老师，外语、美术、体育、音乐，无一不精；他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为人很低调，很受学生尊敬。
开学的第一课，邹老师带领大家到菜地拔草。大家表现都很积极，胆大的同学还不时跟老师交流，性格内向的我，只有埋头干活。干了一下午，拔完了一大块菜地的草，有些累，但心情还不错。后来老师指定班干部，赵建龙是班长，王大德大队长，我只是个中队长。
初中上了一年学，我的语文和外语成绩很好，数学成绩一般。每天除上课学习外，就是打乒乓球，有时也读一些课外书籍。我那时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财主的女儿等，感觉烈火金刚写得最好。一次打乒乓球，把新衣服的口袋撕破了，害怕回家挨打，担心了好几天。
记得邹老师组织排了一个节目，是个小话剧，剧名是一百分不算满分，参加排练的有邹老师、王大德、陈翠兰、白俊德，还有我。剧情是弟弟考试得了100分，有些骄傲，一家人帮助他认识到，一百分不算满分，使他明白了如何做人的道理。我在剧中扮演的是那个弟弟。此剧后来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演出过。
农忙时节，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到附近的农村助民劳动，如薅秧、刨地瓜、割稻子、打理冬水田等。一次去农村劳动，晚上住在那里，睡地铺。我跟平时要好的w同学挨着，他晚上尿床，湿了我的裤子，此后我不再理他。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初中一年勉强读完，就“停课闹革命”；秋天开学时，给大家发了课本，但是没有上课。每天都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吵闹声中度过的。后来，学校有了第一批“红卫兵”他们还选派代表去了北京。我幺舅也是第一批红卫兵，他也去了北京，回来讲了坐火车的感觉，还带回一些大辣椒种子。
文革初起
1966年5月，中央发出“5。16”通知，文革开始。此后的校园就不再宁静。开始动静不大，随着红卫兵串联的兴起，造反之风就吹皱了一池春水。最初的宣传活动都是由学校组织的，无非是唱歌、跳舞、背诵语录、写大字报等；后来就逐步发展到辩论、争论、语言攻击等；有时也组织一些有益的活动，如种树啥的，我们在附近的“三三大队”植了一片桉树林，还取名为“红卫林”
1966年的10月前后，学校规定有20元钱的同学，可以出外串联；没有钱的，组织回本公社宣传。我们几个没有钱的同学，就一起回了长滩公社宣传，除本公社的外，还有学校于朝声老师的儿子也参加了我们的宣传队，叫于光大。宣传队有王安南（我幺舅）、岳海林、谷继伦、程道义、苟兴玉等，都是男孩子。我们宣传队设想的行进的路线是从距离公社最近的跑马大队起，然后东升、五星、钟岭、长胜、凤凰，最后是走到钟岭就没再往下走。宣传队每天的任务是，白天跟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早上要到高处用自制的喇叭筒向群众朗读毛主席语录。我们还排了个节目，也是个小话剧，叫孩子们在战斗，说的是美国轰炸越南期间，越南的小朋友如何坚持学习上课，如何与敌人斗争的故事，我在剧中扮演一个美军军官，大盖帽是自己用竹篾做个架子，然后糊上报纸，再用墨汁涂染而成的。感觉很好玩的。此话剧只在东升和五星演出了两场，虽是闹着玩的，但群众仍然是不怕劳累冒黑跑来观看。
我们宣传到钟岭大队，住在岳家弯。每天都看到有举着红卫兵旗帜的队伍走过，开始有些好奇，后来有些羡慕，再后来就有些蠢蠢欲动了。听到铁佛赶场回来的人说，学校的红卫兵也发展起来了，成立了好几个组织，有旗帜，有袖章，还发毛主席语录等。我们几个终于耐不住了，就回到了学校。一看，所言不虚，到处都是红黑两色。红的是红旗、红袖章、红语录、红油漆；黑的是大字报，四处墙上都是，而且每天都有更新，很有些让人震惊。
我到处看了看，觉得“鲁迅战斗团”的袖章制作精美，字好，也印得好，加之是熟悉的67级同学王杰组织的，就参加了。王杰老家是四川宣汉人，他父亲曾当过红军；王杰平时对人总是狡黠的笑，外号叫“王疤子”他脸上有个小疤瘌。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初，当文革气候还不明朗的时候，王杰独自去过北京，听说还受到要员接待。回来后，他就在学校刷了张大标语：立即行动起来，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不准消极对抗，违者严惩！这标语立即在学校引起轰动，半夜里学生们就聚集在一起辩论。有说是反对文革的，有说是爪牙的，有说“消极对抗”不妥的，理由是“难道你要积极对抗”？围观许久，还是回床上睡觉舒服些。王杰后来是县革委委员，铁佛区成立革委会时，是他宣布的命令；再后来，王杰在县种子站上班，大约是在1989年前后，不幸死于车祸。
大约是在1967年5月的前后，我回到了家。父母听说外面闹得凶，很多地方已经在武斗了，就不让再去学校。父亲说：不要看闹得凶，闹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回家劳动吧，不要去了。我听了父母的话，没再去学校。后来证明，老人的话，总是有先见之明的。到文革后期，有几个闹得凶的，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被监督劳动；还有个同学与我同年入伍，入伍后表现很好，部队去函到地方调查他入党的材料时，被老区长发现，说：此人在文革中造反打人，现在俺的膀子还痛呢，怎么能入党！于是给部队回函说此人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被部队遣送回原籍。此是后话先说了。
1967年的的农村，也非避风港，农村的造反派也很活跃。也是大字报满天飞，批斗会天天开，道听途说，无中生有，闹得鸡犬不宁。不是斗走资派，就是批坏分子。我们生产队没有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每次就把一个因以前偷盗劳改释放回家的老太婆叫到队里开会批斗。批斗时，轻则跪平地，稍重则跪木块，重则跪瓦片；有时还得被棍子抽打。那老太婆被批斗得多了，有了经验，凡是叫她去开会，六月天气，她也会穿上厚棉袄，以备挨打时所需。那时的人，不敢乱说话，即使是贫农，说错了话，也会挨批挨斗挨打；如果有如私宰生猪等类的违法行为被抓住，不但批斗，还得胸挂黑牌，游村串户。
父亲那时是大队会计，造反派也说他是走资派，要批斗他。批斗父亲那天晚上，我也去了会场。造反派们先是喊了很多“打到谁谁”的口号，从北京到本村，该点名的都点了名；然后是安排人揭发父亲的所谓问题，揭发者都是些造反的积极分子，边揭发，边喊口号；最后是让父亲交待问题，父亲说：“我没啥可交待的”！有人就要父亲跪下，父亲说：“我站着比你们高些，跪着比你们矮些，没关系的”！说得笑了场。因父亲平时为人和气，从不得罪人，也就没有下跪，保留了一点尊严。批斗会开了约两小时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那些人揭发的问题是真的么？”父亲说：“都是胡编乱造的”父亲回答得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一定窝着火。此时此刻，对于一个老党员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
文革在继续，造反也没停。一直到1969年我参军离家时，据说县里的造反派还在酝酿大的行动。
务农两年
1967年的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就正式地参加了农村的劳动，每天只能挣到8个工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凡是一应的农活，除耕田犁地外，其它都学会了。每天早出晚归，风霜雨雪，从无间断；有时还得帮家里砍柴挑水扫地做饭。农村的活路，最辛苦的一是插秧，累得直不起腰；有时碰上“秧虱子”会满腿起疙瘩，其痒难挠。二是碾场，就是脱粒稻谷，这事都是在晚上进行，有时干通宵，整得人疲惫不堪。三是交公粮，山区交公粮靠人力背运，走几十里山路去粮站；到了还不一定能顺利交收，粮站的人会说你的粮食要么不干，要么不净，不是要晒，就是要筛；往往是天不亮出门，摸着黑回家。
在农村的两年，既是锻炼，也是无奈。有时也会思考人生的出路，曾想着去学木匠，或是跟外祖父学医，但都没有成为行动。到了1968年12月，参加了征兵体检，于1969年的3月离家参军。
（2014年9月5日—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