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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两大源头。散文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一书中的文章有体条，该条记杨东山论文曰：“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这里所说的“散文”的含义，是同韵文或骈文相对而言的“散行文字”并不同于现在的散文概念。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散文一词，是混杂于笼统的“文章”概念之中，即包含文学意义上的散文，也包含非文学的文字。真正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散文”是“五四”以后才有的。
古典散文的核心是“载道论”：代“圣贤”立言，载不变之“道”因此“文以载道论”（“文”只是载“道”的器具）是其“主流”意识形态“最高”作文典型；而“情理交融论”或“情文并茂论”只是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之中，理、情、文的秩序是既定的，不可随便更改的，所以“理”便成为其魂魄。因此，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萧云儒在采纳师陀、王尔龄等人部分意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形散神不散”的理论，其实质是通过持论的全面，阐述的确切等找到了“散文贵散”与“散文忌散”二者各执一词之说的平衡点。他在文中说：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会写散文的人总是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见闻中有所触动，于是随手拈来，生发开去，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信笔所至的叙述中“这一论述被当作一个很有见地，也相当有概括性的命题，在一个时期以来的散文研究与鉴赏实践中，受到相当的重视，是并非偶然的。低估这一命题的意义也是不当的（韩少华）。”从萧云儒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提出的的“神”就是古典散文中的“理”钱钟书曾经对此说也进行过深入的探本求源的论述。韩少华则又依据钱钟书的思路，指出“形散而神不散”之说，与列子•皇帝中“心凝形释”的说法颇有共同之处，具有相当的对应和类比性质，而且用语简括，概念现成，有较强的表现力。自从“形散而神不散”的理论提出来以后，数十年间，人们便把它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尺，以散文的“神”为制高点来统领一切，在写作和鉴赏中时刻注意“神不散”时时顾及、纷纷靠拢，要求每个细节都要指向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林非、金长民、陈登报等为代表的部分散文作家和评论家，纷纷开始批评、诘难“形散神不散”之说，认为这一理论“强硬地驱迫创作循规蹈矩就范于这一先验性的框架，缤纷多彩的世界（情感世界、客观世界）变成了任意切割的对象，或者经过削足适履的剪裁，硬性地注入这一模式，对生活的流动形态和自然天放的情感历程视而不见。在‘神不散’的主导下，‘形散’也无非是多列举一些事实，在通向‘神’的道路上多设置几处回廊，从根本上失去了美学意义。”
稍微梳理一下散文理论发展历史，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散文的文类表明，散文的理论即是否定一套严密的文类理论。诗学之中没有散文的位置。散文的文体旨在颠覆文类权威，逸出规则管辖，撤除种种模式，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南帆）。”无论理论界如何说，散文由“议论”转向“抒情”就是“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这是散文发展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虽然当代抒情散文的实际发展却割断了和现代散文的精神联系，而在某种程度上和古典散文的传统衔接了起来，较为普遍的表现是“自我”的隐匿、逃避倾向和“主体”人格的弱化乃至丧失。所引发的后果是当代散文泛化的“抒情论”：抒“人民”之情，扬“时代”精神。这一点颇为令人遗憾。
刘锡庆对“散文”这一文体的本质属性又深入而精辟的分析，他说：散文姓“散”名“文”字“自我”
“散”即“散行成文”；“文”即“文学”；“自我”即创作主体，其本质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创作主体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写法，真实、自由的“个性”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裸露心灵、表现生命体验的艺术性散体篇章，即谓之散文。现在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再回头看看散文的本质特征：
一、表现自我的主观性
散文所表现的，主要是作者的感受——或感物之情，或所感之物，都离不开“感受”二字。这感受，就是情。无论是写景、写人、写事，目的还是在于抒写自己的主观感情。
散文总是从我说起，它所感的兴趣是与我有关的事件、经历、情绪和感受，是作者在一种自立的心态中不带任何表演意识的直白坦示，是检点自身、观察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以自身感受为纱布、以道德为刀，在散文这张手术台切割自己内心的过程，是以状写自己之情唤来读者之感，无论求真求境求美，都讲究的是写作者自身情感的投入。
二、排斥虚假的真实性
散文是一种面对自身的文体“表现自我”与“排斥虚假”关系极为密切。但“主观性”与“真实性”仍然有所不同：前者重在“表现”与“再现”相对，后者重在“实录”与“虚构”相对。
散文的“近于纯粹个人化性质，使它比任何文体都要更加重视诚实而摒弃虚假。散文的第一主人公是作者自己，第一读者也是作者自己，所以它往往是作者心灵的私语和倾诉，因此它厌恶并弃绝矫情——人不能对自己都不真实（谢冕）。”“在散文中的任何矫情、空泛、玩弄比在其他文体中都让人难受，因为这几乎相当于在作贱自己赤露的生命（余秋雨）。”“散文是需要真性情来结晶的（苏叶）。”“散文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最为自然和真实，而且往往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随手拈来，信笔挥去，似对一个知心的挚友娓娓倾诉剖析自己的灵魂，无须杜撰，无须矫饰，只有缕缕愁绪、阵阵欢悦，从心里自由自在地流淌出来（张抗抗）。”“散文大约是最真态的文体了。小说家的心，常常躲在人物和情节浓重的云霓后面，诗人的心又多少被文字精致地装饰着。真正的散文作者，却得裸身子站在审美的旷野上，让生命的光柱通体无遗地照射着自己（萧云儒）。”散文使作者的“性情暴露无遗，小说可以虚构，而散文则无法虚情假意，这是散文最优秀的品质，散文的灵魂是本真（王祥夫）。”
散文的真实性早已为多数人认同，如果有人想要构筑散文主体虚构的想法只能是贻笑大方而已，无异于痴人说梦。“就真实性而言，散文是反诗歌的，自然，同样也是反小说和反戏剧的（林贤治）。”为什么散文特别强调真实性呢？一是因为我国的散文发端与实用性，并且在实用性的摇篮里长大，必然带有写实的遗传基因。更重要的是“散文比起别的文学样式来，最不讲究技巧，它不需要小说通常所具有的情节结构，戏剧通常所具有的场景冲突，诗歌通常具有的节奏和韵律。散文在于敢于坦率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以便去打动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这就必须抛弃造作和虚假的东西，一切出于真挚和至诚（林非）。”
散文“表现自我的主观性”决定了散文“排斥虚假的真实性”；而散文的“真实性”反过来又支撑着散文的“主观性”散文的真实首先要求作者态度诚实，散文写作必须求诚的核心是感情的真挚。换句话说，散文的真实性中真情是第一位的。没有真情的为文而文的散文写作，所产生的作品必然是“伪散文”在保持散文主体真实（即与我有关的事件、经历、情绪和感受）的前提下，在有节制的条件下进行局部细节的虚构，首先是应该服从于散文的主观性要求的，与小说、戏剧、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的虚构不可相提并论。
三、散文写作的自在性
这里的自在性，包含有自由、不受拘束、自然、不勉强、不局促、不呆板以及随心、随意、随便等等意思。也应该包含有佛教的“空寂无碍”的意味。法华经•总序中说：“尽诸有结，心得自在。”注：“不为三界生死所缚，心游空寂，名为自在。”苏轼在文说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止，如是而已矣。”倘若把苏轼的这些话进一步翻译和变成更为简单扼要通俗易懂的说法，几乎和鲁迅所说的“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怎么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散文的自在性，展现出作者袒露自己心灵、人格的直率，也展现出作者对待读者如知己、知音的诚恳；不仅需要作者有摆脱一切精神束缚、压迫而解剖自己、透视自己的勇气，也需要作者有摆脱“语言的痛苦”而心手相应、意到笔随的写作修养。散文是无规矩的艺术，它美就美在无规矩，随意任性，作文无型，但同时散文更加没有说谎的自由，也没有违反人类思维规律、糟蹋语言艺术、违反艺术创作普遍规律的自由。
刘成章说：诗和小说都发端于口头文学，而散文不是。散文一开始就是文人的创作。在其后的过程中，诗和小说的创作虽以文人为主，但一直有口头文学相伴，并互为营养。而散文一直由文人独立撑持。所以，惟散文具有比较纯粹的文人因子。正是由于这样，比起诗和小说来，散文缺少些生命优势。但散文是不甘寂寞的，于是首先求助于诗，以诗为它的灵魂，结果出现了唐宋八大家（他们无一不是卓越的诗人）；接着又与小说竞赛，结果出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灿烂局面（压倒了无数小说中的最精彩的片断）。我们由此便可知道，当之无愧的优秀散文，首先应是一件艺术品。而散文不管写的是什么，其内核透露出的却是文人的人格消息。
因此来说，散文的特质，本身就是散文的美质。于是，散文的写作还要求文情并茂的精美性、文化环境的良好性、社会环境的宽松性、作者人格情操、思想品行、文化学识和文学艺术的修养性等等，这些，就不是能够在一篇短文里面全部涵盖到的。
最后还要说的一句话是，看到太阳神的文章没有意义，凭什么写散文一文，深有同感，略有所思。于是找出旧日的笔记来检索，也是对散文的意义做一点点尝试性的探讨，强调散文的真实性之本质，在真实的基础上追求散文审美性的特质，这美，是思想之美、是感情之美、是语言之美、是境界之美，说到底是真实之美。
太阳神说，没有意义，凭什么写散文。那我就说，没有真实的人格魅力，怎么作散文！
作散文，首先在于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