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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正处在一个陡坡之上。我说的不是脚下的路，无论是村庄通向外面的羊肠小路或者是盘山而上的沙石路，尽管这些路都很陡峭，但我所指的并不是这个。实际上这会的我正坐在应该属于我，或者至少部分一定属于我的暂时可以让我躲避风雨的窄小拥挤的一套居室里。
我说的这一道陡坡，是一首音乐。准确地说是一部乐章的一个部分，是这个部分中的一段小节。此刻，每一个音符都正在汗流浃背齐心协力地跋涉这道陡坡。它们虽然嘶哑着喉咙但仍不遗余力地挣扎着。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长江上拉着船逆水而行的纤夫，一个个青筋鼓胀，匍匐着身躯，所有的肌肉因顽强而突起。
这是勃拉姆斯全部音乐作品中很特别的一首曲子，名字叫做我用人的语言和天使的语言。勃拉姆斯在交响曲作品中模仿贝多芬的气势宏大、笔法精细、情绪变化多端、时有牧歌气息的流露，却仍带有自己传统、严谨、大气和略显压抑的诉说和随处可见的德奥民间音乐因素的风格。所以，很多人常常把勃拉姆斯的作品以为就是贝多芬的，我也把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与贝多芬的作品混淆在一起。而这一曲则明显与贝多芬不同。据说这部作品诞生在克拉拉去世以后，勃拉姆斯长久沉浸在几乎可以摧毁生命的巨大悲痛中，他把自己对恩师舒曼的怀念、对克拉拉无法表达的爱全部融进了这部作品。
当音乐作品通过音符而让倾听者感受到或理解了作者的痛苦时，只能说明艺术家用情过深的生命经历。好的音乐作品之中总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隐语，这些暗示像啤酒中的泡沫，你不晃动啤酒，就看不到这些泡沫。艺术家已经把这些泡沫隐藏其中，那么现在需要的就是倾听者用遐想来使这些泡沫泛起，从而发现或者发挥音乐艺术的暗示作用，一点一点去领会，一点一点去复活艺术家精神和情感的生存状态，从而通过音乐来展示艺术家的灵魂世界。任何艺术的目的都是为了召唤理想，无论是复原生活场景还是仰望生命结局。
在这部作品里面，分明蕴藏着作者难以解释清楚的感受，隐藏着艺术家内心的奥秘。是的，勃拉姆斯爱上了克拉拉，而克拉拉却是自己恩师的妻子，并且比自己大14岁，尽管他们相爱后不多几年，舒曼就去世了。但当时作者所身处的时代和环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爱情成长。无论是勃拉姆斯还是克拉拉，爱情已经诞生。传说中他们两人曾经有过一段很亲密浪漫的交往。那是在1857年舒曼在精神病医院去世一年之后，勃拉姆斯受克拉拉之邀，陪她去维也纳演出。也就是在维也纳，让他们的爱情得以成熟。原本半个月的演出，被拖延到了两个月之后才返回柏林。
回到柏林之后，在人们风起云涌的种种议论之中，勃拉姆斯发现他们的爱所给克拉拉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爱情本身的欢悦。于是，他不能不选择逃离。1858年他试图通过对女中音歌手冯•西博尔德的爱来冲淡对克拉拉的依恋，但这次恋爱是注定不能成功的，他不得不再次陷入痛苦的情感世界。此后数年，他到处漂泊，却始终以克拉拉所在的柏林为中心。直到1862年，在克拉拉的劝说之下，定居在维也纳，但也仍然不时去看望克拉拉。
自他深切地爱上克拉拉之后，就想给克拉拉写部作品。于是，这部名叫c小调钢琴四重奏的交响乐从1855年开始构思，屡经修改，直到1875年才最后完成，中间经过了整整二十年。1868年，当勃拉姆斯把第一乐章拿给他的传记作者戴特尔斯看时，他说：“请想象一个人将要开枪自杀，对于他，已没有别的出路。”1881年，当他把四重奏的全稿送给朋友比尔洛特时，他写道：“我把这四重奏纯粹做为一件古董送给你——它是穿蓝色燕尾服和黄色背心的人生活的最后一章的一幅插图。”这句话引用了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末尾对死去的维特的描写，其意不言自明。而在1875年8月，勃拉姆斯把这件作品交给出版商西姆洛克出版时，又在信中说：“你在封面上必须画上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用手枪对准的头。这样你就可以形成一个音乐的观念。为了这个目的，我将送给你一张我的照片，蓝外套、黑短裤和马靴是最合适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彩色印刷。”勃拉姆斯的这些话，证明这个作品反映了青年勃拉姆斯的“少年维特”式的生活和对克拉拉的痛苦爱情。
我用人的语言和天使的语言保持了勃拉姆斯内省的激情，而漫长的回忆经过了切割之后，成了一段一段叹息一样的陡坡，在旋律里缓缓闪现。于是使得这一首曲子更加沉重和阴暗，但却有着自始自终的饱满和温暖。此刻的这一段陡坡即将结束，仿佛是黄昏正在降临，万物开始沉浸到安宁之中，人生来到了梦的边境，如歌如诉，即便是死亡也是温暖的。这时候的大提琴和钢琴就像是两位睿智和谐的老人，坐在夕阳西下的草坡地上，面带微笑地欣赏着对方的发言。至此，你不能不相信勃拉姆斯是一位天才的音乐语言的伟大创新者。
欣赏这部作品，更加让人觉得激情是很接近痛苦的。在这部音乐中，勃拉姆斯把我们所理解为走进创作灵感的道路，恰恰作为他逃跑的路线。这就是艺术的胆识，而具备了这种胆识的人，无疑只能是具有高格调的艺术家。或者是因为他和克拉拉之间的爱情，只能以逃跑作为结局，才使得这一作品具有了特别的感人之处。
爱情诞生了，诞生了的爱情却并不一定能够顺利成长，特别是对于勃拉姆斯和克拉拉之间这样的很不符合“道义”要求和规范的爱情，最后得到的却是友谊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爱情的肥沃土壤里长出来的却是友谊的参天大树，情感的畸形发展让艺术家在作品中只能流露出真实的性情，并以作品的完美来寄托真实爱情的圆满。情感的移位补偿更加要求艺术家心灵的善良与美好，才能在作品里表达出来这种纯真、纯美、纯善，而这些真、善、美在音乐里面却又像羽毛一般轻，轻的让我们不知怎么才可以得到。并且这些羽毛隐秘在作品之中，形成了作品的核心内容和思考，其中感情的深刻和沉重，使得作品生气勃勃。
先有胸襟、人格和胆识，而后才有伎俩。音乐艺术，更加如此。通过音乐作品进行感情的移位补偿，勃拉姆斯把美好的回忆、祝福和向往转化为一声声长叹息的陡坡，让聆听音乐的人仿佛行走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陡坡之上，而每一次的聆听都会让我产生怅然若失的感受。因为艺术家在努力表达着他的本性，而我却在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之所以会成为艺术家而我却不会成为艺术家的根本原因。
音乐戛然而止，在刚刚爬上了这个陡坡之后。本以为爬上来就应该展现出一派最美丽的景致，而极目四望，却是空寂的四周。
我是在五楼窄小的很窘迫的居室里虔诚的聆听着勃拉姆斯的音乐，我在随着他的音乐爬过了一个又一个陡坡，在他戛然而止的音乐中沉思许久，突然觉得，我的这间斗室不可能盛下他这样澎湃着生命活力和爱情深意的音乐，我内心揣着对他深深的歉意走下楼来。而在下楼的时候发现，我上楼下楼，不也是在走着一个又一个连续不断的陡坡吗！或者，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由角度不同的坡路构成的，无非我的这些坡路倾斜的角度大了一些，和勃拉姆斯的音乐一样，是陡坡而已。而从五楼的窗户向下望去，那是绝壁。
无论坡度多么陡峭，只要不是绝壁，总要容易攀登些。我从五楼下到一楼，有六十四个台阶，勃拉姆斯诞生于1833年，卒于1897年，他活了六十四岁，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爱情却持续了四十三年，而我今年正好四十三岁。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的意义何在，但我知道真正的爱情没有结局，大多是戛然而止，那就是和生命的最后瞬间重叠在一起的句号。1896年5月20日克拉拉病逝，一年后的1897年4月3日，勃拉姆斯逝世。随着勃拉姆斯的去世，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而与这个时代共同结束的，是音乐界有关保守和激进的纷争，也同时熄灭了。
艺术作品的价值是由人决定的，作品的最终定位是生命的定位，艺术的最大魅力在于生命对生命的吸引。勃拉姆斯更加深刻的证明，比一只鸟儿飞得更高的只能是另一只对天空更加充满真诚渴望的鸟儿。聆听勃拉姆斯的音乐作品，你就会感受到，爱情也是一种艺术，即是艺术的源泉，也是艺术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