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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康造酒，醉死刘伶”这是我小时候听父辈说过的关于酒的诞生的故事。“酒”一出世便于死联在了一起，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古往今来，因酒误事，饮酒伤生的事可谓不胜枚举。因而，从小母亲就教育我们不可沾烟、酒。
然而父亲嗜酒，而且不是一般的嗜酒。父亲年轻时从事体力劳动，每日晚归必饮。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一般二两“山芋干”也就行了，主要是为了解乏。遇有老友相聚，必至酩酊不可。现在老了，生活好了，每日两顿老酒仍必不可少。那日生病住院，一连十数日未沾酒，闹坏了肚子里的酒虫。出院时其它注意事项未问，先问医生能否饮酒。记得小时候遇到父亲发薪，必到街上卖点猪头肉之类的小菜回来下酒，引得我们这些小谗虫远远地盯着桌子上的肉不走。父亲于是把我们叫到桌前，用筷子沾点酒让我们唆一口，辣得我们直伸舌头。于是父亲夹上一块猪头放在我们嘴里，我们便满足地飞一样跑走了。
及至到我参加了工作，第一次喝酒是到单位后与主任一起下基层，银行主任来了，生产队忙杀鸡牵鹅招待客人。见我是新来的学生，老支书非要敬我喝酒，被逼无赖，只得端起酒杯。这一端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调到城里工作，从小秘书到办公室主任，成天迎来送往，三天一大醉，两天一小醉“喝坏了身体，喝伤了胃”每次醉酒醒来，极难受。三天之内不能提酒字，数数儿也得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一说九即又有醉感。
古人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尽管古今文人多豪饮，斗酒诗百篇的李白，留佳句万古传诵。古今书法家也净是曲水流觞酒后狂草，王羲之之兰亭集序亦酒后写就，却成千载墨宝。可是哲学家酒仙稀少，物理学家酒圣罕见，数学家更少有酒客。我想这可能与思维方式的不同有关。前者为形象思维，而后者却是逻辑思维。六十度白酒火一样顺食管流下，血液沸腾，文思泉涌，思绪飞转，似我辈驽钝之人也偶有珠玑之句。
能与三俩好友一起把盏也确是一件快意之事。酒后抛却角色意识，面色通红时极坦诚、极率真。我弟弟曾去过日本，东洋的教授、高级官员、医生，整日里正襟危坐，晚上下班后在小酒馆里一喝，全没了大家风范，扮鬼脸说笑话，千姿百态。出了门东倒西歪，舌头发硬，第二天照样正襟危坐。
我爱和那些酒下肚便面红耳赤口无遮拦的人喝酒，觉得实在，敢交往。对那些越喝越清醒越喝越冷静越喝逻辑性越强的人，则心有余悸，敬而远之。尤其是那些平日真话不多，喝醉了，如一瘫泥了还不说真话的，绝对不敢靠。酒精考验都验不出来同，还有治吗？
那日回老家看望父亲，小院内小桌子上父子对酌，说些生活烦事，父亲快活得如孩子般。望着父亲满头银发，想到自己总推说工作忙不能常回家看望生我养我的父母，不能与父亲把盏，一股负罪的感觉由然而生。父亲，我会像歌里唱得那样：“常回家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