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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y点hu在由完完全全的无产阶级变成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之前是一个无知但却好学的青年。在我的记忆里，一切无知的青年都有一双无邪的眼睛，当他表现出较常人好学之后，无邪的眼睛就渐渐开始变得较常人邪恶。因为无邪和邪恶的原故，久而久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好学就成了无知的代名词。
话说那时候，在碧波万倾的大海上，在蓝天白云覆盖下的海上采油平台上，在夜深人静花睡去之后，一名来自全州的男青年时常爬在机舱的导管架上夜读，状若一切好学而又愚蠢的古人。读者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姿势呀：下半身挠住导管架，上半身扭成个麻花儿伏在书上，可能时不时的还需要抄抄写写。船舱里虽然整日整夜地点着白炽灯，可轰轰的机器声不说震耳欲聋也够闹心的。一切场景刻划得如此惨烈，血淋淋地摆在读者面前，整个画面就差萤火虫了。向我讲述这个情景的人就是当年的当事者，那时候他是来自全州的无知但却好学的青年胡杨，若干年后的今天他是美国一家大公司驻中国北方地区的agent――erny点hu。erny点hu说当年这种鬼鬼祟祟的乐趣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后来逐步从书书本本走向以逃过万恶的轮机长对好学的无知青年文化膜拜一次次白色的扫荡为目的了。
“我的大学是在各类导管架上念完的。”多少年后博士erny点hu在泰达酒店里向我说起这话时声音异常平静。而我时而抽搐的左眼皮和华丽大堂里以白色三角架钢琴为点缀的，以美妙音乐琥珀酒酿手磨咖啡为背景的一切与堕落标准有关的布景都在不断地提示我：他还有话要说，他还有话要说。
“我无话可说。”erny点hu西装笔挺地坐在我对面，从一个高雅的坐姿换到另到更高雅的坐姿，频率苍桑而且幼稚。“我无话可说，真的。”erny点hu把烟灰轻磕在垫了浸着香水湿纸的水晶烟碟儿里。在我的记忆里erny点hu是不吸烟的，不知道那天关于他外表的一切回忆怎么会出现了这个镜头，我记得一直是我在吸烟，美丽的服务员每每过来更换烟碟儿也只是冲我甜甜地一笑。或许是在过去年代里、在无知但却好学的青年胡杨人生的某个郁闷阶段他抽过烟，而我却把那个时代的记忆错安在了今天这个华丽的店堂里。这种错位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无论是在他的行为中还是在我的记忆里。
“我无话可说。当年轮机长把我的考研资料死劲往床铺下这么一扔，喏，就这么一扔。他说：‘小子，你不是好学么？有种爬进去够出来吧’。我站了一会儿，然后爬下身去，钻进床底把书够出来”
大堂中央有一个圆型的小舞台，白色的钢琴就放在上面。整个下午轻渺的音乐缓缓地不断地流泻源自那里，我注意到弹琴的女人身着紫色的纱裙，而且演奏的音乐也绝对适合缓慢的下午。这使我对她充满了好感。
erny点hu熄灭烟蒂站起身去洗手。他站直了也有1。75吧，快四张的人了看着还跟二十八九岁似的。男人就是这点儿便宜，结不结婚无论从身材上还是从生活上都不受什么摧残。但让我嫉妒的还不是这个，而是erny点hu青春一点儿都没耽误的革命史：从高中毕业到取得博士学位，从普通工人到外企的金领，从有老婆到没老婆，从有儿子到没儿子。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一路杀过来。我对所有的不惜一切怀有敬意，而且向来如此。所以不禁举杯敬向刚从洗手间方向走过来的erny点hu。
按照老规矩，erny点hu的杯子在我的杯壁三分之二处轻轻碰了碰。撞击发出很好听的“嘤――”的声音。“cheers”他说。碰杯的位置虽然还是保持在低于我杯口的三分之二处，但败兴的是过去他碰杯时说：“我操”而在说“cheers”过去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很低发音也很模糊大概也就是这俩字儿吧，但听着很有味道。现在我们以酒沾唇，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仰脖就干了。
我以为接下来，他会走寻常戏路，摸着油光锃亮苍蝇也站不住脚的脑袋对我发一些炫耀似的牢骚。我还想到了如果他过一会儿借着酒劲跟我动手动脚，我也毫不客气地走一次烈女的戏路：一杯凉水泼他脸上。可出乎意料的是，erny点hu在倒向沙发的中途忽然象踩了猫尾巴一样弹起上半身向我探过头来做“附耳过来”状，神情非常的神秘。这种动作足矣揭示erny点hu虽然看着洋派，但也是地地道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六十年代的人，招招式式都和某个时期的电影表演有着深刻的联系。
“嘛呀？”我习惯性地扬起半条眉毛斜眼看着对面这位貌似革命道路上的同志，需要说明的是我恢复对erny点hu的不太尊敬状态也完全是出于不由自主。“有话你就说吧！”我经常发现昂贵的衣装下包裹着的男子还是来自全州的青年胡杨，而不是假洋鬼子erny点hu，通常这样的时候，虽然我在语言上略有冲撞，但却能很放心地吃他的喝他的一点儿也不用为涉外交往的一切繁琐礼仪而操心。
“我怎么不成了呢？”erny点hu。
“什么就不成了？”
我扭头看着中央台子上白色钢琴后的紫衣女人，据说做一名优秀的钢琴师条件之一就是不仅要求手指纤长有力，而且姆指和食指伸直了要180度才行。没达到这个度数又哭着喊着想弹出点儿名堂来的人大都去做了手术――把俗称“蹼”的那节割开。我低头看着自己大约120度的蹼，寻思着如果它们被割开了以后将是什么样子。
“sai呀。”erny点hu。
“sai嘛sai？”我。
“哎哟喂，你认真点儿行不行！”
erny点hu有点儿要急的意思。“sex呀。”他的脸红了。当天的店堂里很亮，服务生特多事儿地把我们周围的灯熄了几盏，这个错误的体贴完全是由于erny点hu刚才那个附耳过来的手势造成的。因为光线的原因，我感觉erny点hu的脸有点儿红，也许并不是因为害臊，只是因为着急。
“哦。有病治病。”我继续扭头看着弹琴的紫衣女人，这时候一曲结束。她抬头翻弄着琴谱，脸色苍白，样子疲惫。
我不是个冷漠的人，只是认为做为erny点hu曾经的同志，小时候的战友，今天的合作伙伴，无论从哪层关系上讲这样的事儿我都不太方便出谋划策。况且，对此类的病症我的知识也仅限于从大马路电线杆子上的张贴得来，实在是有限得很。此时，战友erny点hu用近似仇恨的目光看着我，我想今天的晚饭我得自己找折了。
回想认识erny点hu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那年冬天跟我了十年的掉秃了毛的毛公仔我的熊儿子突然走失。我抹着眼泪满大街地找，后来不仅找到了熊儿子，而且还认识了青年胡杨。当时他看着挺象好人的，于是我就叫他“胡杨哥哥”（一种贱不罗嗦的叫法）。关于我的熊儿子的事是这样的，它是我难得真情的人生里一段不可顺便忽略的情节。我想将来我会用专门的一章来讲述我和它的故事，然后着力分析一下为什么我做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会对一个毛公仔那么大精神头儿的原因。在我和我的熊儿子的故事里还横着一个男人。现在我的熊儿子就在他的手上，所以他一直是我的威胁。
那年冬天当我找到我的熊儿子之后，满心欢喜地坐在刚认识的胡杨哥哥的单车后架上由他送我回家。途径面馆，他还请我吃了一碗凉面。当天刮着凄厉的北风，胡杨把我的熊儿子揣在皮大衣里，把围脖儿系我脖子上，顶风冒雪地送我回家。我想这人不错，长大了就嫁他吧。
等我到了合法嫁人年龄的时候，已经是胡杨所在公司机关里一个小头头了。后来据某些革命同志反映我当年的一举一动也是牛叉得不行。有一次我下去检查工作在电梯里遇见了助工胡杨。掐指算算那时正是他在导管架上啃读的岁月。他穿着油渍麻褐的工作服在电梯里拍拍我的肩说：“小丫头，嘿嘿嘿。”我说：“请你严肃点。”
许多年后在一次关于我们俩为什么没有火花不起电的讨论中，erny点hu说当年我那一句“请你严肃点”就要了他想追求我的癞蛤蟆的命。我好象早就忘了那个大雪的冬天我曾暗暗许愿要嫁给来自全州的无知青年胡杨的念头。对面命运，我们都不禁搓叹：擦肩，绝对的擦肩。
车轮一转。事隔若干年后。在总部大厦的外宾会议室里我们迎来的美国公司代表团首席代表谁也没有想到竟是当年的无知青年胡杨。这个打击被好事的撰志者写进了总公司的发展史。胡杨的历史在我们的路这节篇幅里被升华得惨不忍睹，也不知道宣传部打哪儿找来的照片，都是胡杨在海上一线船上抡圆了胳膊大干的场面，还有一张是胡杨爬在导管架上看书的模糊远照，姿态丑陋不堪。知情的人都知道这张照片的作者是当年的轮机长，意图是为抓胡杨不安心工作的小辫子而偷拍的罪证。照片背面右下角有一行蓝色的钢笔字写着：如此青年。当年的意思是：这就是不安心工作的胡杨！现在的意思是：如今美方的一把就是当年我们的同志，看看我们曾经是怎么栽培这个青年的吧！
那天会议室里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全用英语交谈，各种口音，一派鸟语花香。尽管erny点hu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我还是觉得他很晃眼而且牛叉得一塌糊涂。
弹钢琴的紫衣女人大概下台喝水去了，大堂里因为音乐的消失忽然变得现实起来。我见过太多的象紫衣女人这样有才华的人一家三口住十平米的房子，脱了纱裙就得去排队买蜂窝煤，孩子一个月只能上一次麦当劳大人还得在旁边装着已经吃过了饭。她还算走运的，起码还能把艺术摆上华丽的店堂换俩子儿，虽然在座90％以上的人耳朵里都塞满了马料草。
erny点hu在本地做为美国利益的代表常驻下来。我参观过一次他城堡式的花园别墅，矫情的书房、华丽的起居室、遮得严严实实的卧室，我问他是不是象当年林副主席一样怕光？他说不是怕光是怕死，而且怕得要命。他和其他鬼子一样时不时地和住宅区的保安状况、大气污染指数、健身设施等叫劲，有时候絮道得象个妇人。购车的时候他选择了耗油的三凌吉普，这在我们这个平坦的地区除了禁撞之外突出不了任何优越性。他比任何一个当地人都熟知本地的俏皮话儿、时令的海鲜瓜果。我在总部大厦里经常看见人五人六的erny点hu和上层人物们出出进进，通常遇见这样的时候我基本采取刮目相看的态度，当着人我叫他胡总，没人的时候他叫我小姑奶奶。
erny点hu在本地没有亲人。本着助人为乐饱汉子理解饿汉子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我决定把我的美女同学娇娇发给erny点hu。
见面那天我们在一家湘菜馆吃饭。就我们仨。erny点hu还来晚了，而且穿着随随便便，我敢打赌他一准回家故意换成这幅德行的。席间他云山雾罩地胡说八道，还叫厨房给他剥了一碟青蒜送上来，完全不象话。我在桌子下面狠狠踢了他几脚，他还嘻皮笑脸地大声问我：“你踢我干什么？”当晚十点我安排他送娇娇回家，十点半我就接到他的电话了，他在电话里笑得喘不上气来：“太，太假。那姑娘。吻别的时候，她居然不躲，我这一嘴的蒜味儿哟，我自己都受不了，哈哈哈。”当时气得我咔喳就挂了他的电话，从此不管他怎么哭着喊着挤兑我让我给他介绍女朋友我都不搭理他，我把他归类为“不知好歹型”大鱼大肉吃多了的主儿再给他上大鱼大肉也等于给他喂鸡屎，所以干脆晾着他，老话儿叫：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去年圣诞节，抱着教育和挽救同志的目的，我发了一封私人性质的电子贺卡给他，画面是一支雄纠纠的红缨枪，留言处我是这样写的：银样蜡枪头的erny点hu先生，生蛋快乐。
跟erny点hu来往的情节在记忆里大都发生在冬天。以上正是无数个冬天里那个产自全州的男子胡杨砸在我眼里的点点滴滴。春天是北方临海生活里最短暂但却最惹人心烦的季节，和春天有关的一切好词儿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体现，有的也只是满大街脸爆了皮儿的姑娘，裹着各色纱巾的妇女和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的行人。光秃秃的树固执地保持着和冬天一样的褐色，让人觉得这片土地缺乏生机没有希望。所以，在春天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在俗称春梦的恶劣含意里寻找我理想中的春天。他们说我没有上进心，还有人夸我自甘堕落。反正不管别人说什么，在春天里我对自己的状态虽然不满意，也确实无能为力，只有用“顺其自然”这个老词儿来搪塞自己或者别人。
正在这样一个状态的某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从被窝里接到erny点hu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最近非常想有个家生个娃，于是找了一个香港女人做朋友。那香港女人大概也是半个科学家，把自己的生理周期结合双方的健康情况以曲线图的形式表示出来，严格地按照峰值安排erny点hu栽花植苗。结果闹腾了小半年也没动静“你说，我这不是在瞎耽误功夫么。”erny点hu沮丧中一气之下把人家又送回了香港。大清早的，迷迷糊糊的我一时也找不到好词儿安慰他，也只能说些再接再厉心急吃不着热豆腐好事多磨之类的吉利话儿。
不知道erny点hu他们这一代是走运的一代还是倒霉的一代。也许下次安慰他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讲：从人生上讲是丰富的一代，从人性上讲是尴尬的一代。人性的成长时期是压制的时期，人性使用的时期却赶上了放荡的时期。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意思，青黄不接，理论不能联系实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些词儿灌他身上都不能算过了。
我所认识的假洋鬼子erny点hu在春天过后邀请我去他的宅子里吃据说是他自己钓的鱼。在推杯换盏之间他不仅分析了他多年的病因，而且还将一个重大的决定宣布了出来：由于受长期高压工作的影响，电脑手机等高科产品也没起什么好作用，以至于导致了今天的豆腐渣身体和烂菜叶心理。为了能更好的保存实力报孝祖国，他决定上美利坚去霍霍几年。找一个绿色的小庄园，养几头活物儿，趁小时候种田的手艺还没有全忘，看看能不能在外国的泥里种出中国的小站稻。如果期间能找到一个能生娃的女人，那人生也就无所欲无所求了。
那天正是立夏，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唯一的一次我在不是浮燥的季节里看见erny点hu，他穿着格子衬衣牛仔裤棕皮中靴。
故事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做为目睹了胡杨奋斗历程的战友要站出来说明一下：今天这个关于庄园式的蓝图是当年那个来自全州的无知但却好学的青年在夜深人静之后爬在导管架上啃读时绝对没有想到的。最后说一点：如果他决定在今年秋天动身飞往美国庄园，我想送他一把牛耳佩刀，一把和他的中靴很相配的有着棕皮质套的牛耳佩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