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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官僚群体，是余杰在他一篇关于北大的文章上所提到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如果被简单化，就是大学里的学生干部。
现在提倡一种说法，大学是社会的预备阶段。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成为了一个人人生阅历的实验场。大学的学生干部，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名利场和官场的一个预备阶段了。假如说大学渐渐的成为了一个官场的培养基地，而放松了对学生人格和世界观的培养。如此看来，中国的教育所陷入的怪圈难道比应试教育的变态性更要略胜一筹？
现在更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大学不是来学东西的，而是来学做人的。这个定义下的相当宽泛。这个做人毕竟在不同的人生上有不同的做法，也有不同的想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大学是一个小社会，社会里面有甚么污浊不堪的东西大学里面也应该有。换言之，大学的德育处已经是形同虚设，如此说来，为马加爵感到惊讶的人岂不是少见多怪？
曾经听黎鸣先生说过，在中国的社会里，只有三个场：官场、情场和商场。似乎在大学里面这三场也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能作官的去做官，能谈恋爱的去谈恋爱，实在不行的只有边复习考试边等混官场和混情场的机会。所有的眼神全部无一例外的往所谓的往那些虚拟的红顶子上，每个人的眼睛都到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境界，那大学的这个“大”和“学”字岂不是糊弄老百姓的文字招牌？
中国人对于权力的欲望可以让所有的明眼人乍舌，而这种欲望到了现在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基于高知识分子具有的素质。这种欲望并不是和本身的社会地位有着什么比例的一种需求，而是所有人读书的一种最终目的。在相当多的大学里，培养学生干部倒成了大学教育目的的主流，弘扬学术精神倒成了大学教学目的的附庸。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大学里面去争取一个部长，主席之类的职务，目的无非是给自己一个日后在官场锻炼的机会，一个“向上”的机会。这种并不纯洁的“机会”难道不是在说明这种严重但又令整个社会恐慌的问题？
诚如余杰在压伤的芦苇一书中所言“对于这帮准官僚来说，学术是苍白无力的，只有权力最实在、最有用。”当权力成为人生活中的一切追求，那这个人就失去了所应有的信仰，而导致精神变的颓废，思想丧失理性。这种严重的蜕变难道就是社会理应该去面对的一切？
毫无疑问，现在有很多自称愤青年的大学生在痛骂着余杰是一个如何的恶俗，其实当那些所谓的莘莘学子出卖灵魂去在一个虚拟的官场里血拼的时候，那些人从状态到本质和在网络上游戏着虚拟的人生。这一切正如当一群小孩子们玩耍着大人们游戏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知晓，这种非天生性的语言并不是根自于思想的深沉，而是源自于精神的浮躁。因为做娼妓的并不是思想激进的先锋，毕竟在先锋们的眼里，性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物。
与其大声诅咒先锋们的恶俗，别忘了检讨准官僚们的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