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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曾经在论文集里面谈到，在更多的时候，文学变成了青年人的一种嗜好，而这种嗜好对于事业成就的大小又是基于作者本身的沉稳程度。现在这句话似乎被很多作者曲解了，换言之，这句话目前在很多权威或是评论家的眼里，成了如下的一段话：青年人，当你实在是没有前途或是没有上进心的时候，那就去做文学吧。
如果把卡尔为诺前辈的这句话进行如此的解释，这恐怕好比是对于一种文化的亵渎和侮蔑。任何文化——包括对于最初思想的考证。即使在文学这个概念形成之前，文学都被一种纯感性的东西所笼罩，单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概念都被列为了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更广的需求，而不是单纯的学术和研究，于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需求就成为了一种对于文学的灾难。
我陈述如此之多的枯燥理论目的是为了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于八十后作者的一种定位。自柏拉图之后，在所有学术上的一种分类因素都是基于学术上的结构、研究对象或是整个时代的背景。而八十后的这个分类明显是一种极不正确的划分。但是这种不伦不类的划分似乎正迎合了某些人的用心的想法，这一切正如杨晓名老师所说，无论在任何时候，评论家们都会用“什么后”或是“后什么”来划分某一个学术群体，这种划分在道理上是完全说不通的。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畸形的群体里，却有一个相当让人敬佩的高手。她有着叹为观止的文笔，奔放自由的思想，以及坦然随和的性格和那本让所有读者都冷而激之的长篇小说北京娃娃，于是这一切就自然而然的构成了一个叫做春树的女子。
或许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一种精英的普遍化，在任何一个在社会上广泛受欢迎重视的群体里面，必定会有少数真正做出贡献的人物。按照理论上看，我和春树都不是“八十后”作者，因为按照共性来看，所有自称或是默认为八十后的作者都带有一种幼稚的暧昧和功利化的哗众取宠，而春树却是一种对于自己生活的感受和想法的自然宣泄。这种文学上的精英，已经不属于某一个狭小的文学团体，而是属于整个文学创作。
青年作者是随风走的，愤青流行时就扮愤青，punk发扬时就玩punk，小资盛行时就学小资。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牺牲着自己的写作风格去迎合浮躁的时代，这是一个极为可悲的事情。当政治对于文学统治削弱的时候，那种颓废的思想却在这些所谓八十后的作者的脑海里形成一个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思潮。
读春树的作品——特别是这篇抬头望见北斗星，里面并没有什么刻意迎合时尚的话题。语句就像纯酿的酒一样越读越香——而决非某些花里胡梢的青年作者一样浮华夸张。这种非口香糖式的文学作品将会一直以一种形式在文学这个大而泛的领域中流传，如果仅仅只是从对于青年的关注——其中不乏自己的切身体会，诸如八十后、教育制度等等之类的话题，而单从文字的表象上来说，这种话题春树并不是首创——在文学领域里面首创性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无论是余杰还是韩寒、胡坚，对于这种问题的探讨和针对，似乎比春树要更早一些，或是说更有一种基于理性的思辨。但是对于春树，我们不能如是衡量，因为任何一门正统或是严肃的课题，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有可能成为一种流行的因子，而这种因子最大的要求就是坚持——这就是正统学术和流行文化的区别所在。而春树，就已然具备了这种坚持的精神和气质。
和春树交往已经有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感觉并没有部分作家的骄奢，也没有某些理论研究者的酸腐，更多的是一种坦然而又随意的交往。在她面前，任何人不用掩饰自己内心的浅薄和不安。她会很认真的倾听你的诉说，也会很真诚的告诉你关于她的想法。这一切，就像她在文章中所表达的那样自然。
这一切正如苏格拉底所说，良好得到的修养将会在一个人的作品中表达出来，就像一个人对于他自身的坦白。在这本抬头望见北斗星中，我们任何一个读者都能从这里感觉到一种自然，而这种自然，却是一种源自于本身的气度。
当我们在书写经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很多事情是一种不必要的重复，那就是反复寻找经典文字的所在。歌颂的主题往往是我们缺乏而又渴望的事物，文字中也是如此，而春树，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焕发出一种异彩。
不是所有的文字都是经典，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是春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