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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生恶死，人之常情，可生是一个过程，死是一种必然，虽然谁都不想面对死亡，但谁都无法逃避，还是淡然一点，超脱一点。
——题记
如果不是这次因故和这些差生们走得这么近，我想我是很难和这些九零年后出生的孩子达成情感上沟通的。因为他们是差生，我一直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是差生，我一直不想太多地了解他们。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何涛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何涛的母亲因病去世了，要何涛赶紧回家。我给何涛写好放行单，吩咐他赶紧回去，其时并没有告诉他噩耗。送走学生，我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啊！
何涛是我这期新接手的一位新生，成绩很差，行为习惯也很差，按照学校的说法就是双差生。上学期有他在学校政教处记录有三次参与打架事件，本学期第一次晚上外出上网就被我在网吧逮个正着，被我狠狠批了一顿，后又几次违纪，的确是一个令我头痛的学生。就在上网事件挨批后不久，他晚上又在寝室大声讲痞话，被学校查寝的老师抓获扣了班上的常规管理分1分。事后，我找他谈话，他的认错态度很不好。也许是该生的行为太过放肆，也许是因为1分的常规管理分太惹人嫌，也许是老师的脾气也过急，盛怒之下我抽了他一个嘴巴。虽然后来他向我作了深刻检讨，但我内心深处总很难接受他。现在看来，学生情绪的变化应该有很多原因，而身为他班主任的我确有粗心的地方。
我觉得很有必要去悼念一下死者及慰问一下这位学生及其家里人了，为着要让该生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为着要培养其他同学的爱心。晚自习时，我跟学生们说：“同学们，今天我班何涛家里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他母亲去世了。”教室里一阵骚动，尤其是女生，许多发出了吃惊的叫声。停了停我又说：“同学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同窗学友家的不幸就是我们自己的不幸，所以，我想以集体的名义去何涛家里悼念一下死者，慰问一下家属。”我掏出一百元钱放在班长那里，转身对同学们说：“我不是要同学们捐多少，略表一下寸心就可以了，一元两元都行，没有的捎句问候的话也行。”
晚上，廖乐平、敖超喜、李高海三人跑到我办公室，敖超喜说：“老师，我们三个和何涛感情很深，现在他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请您借点钱给我们好吗？”“你们要借多少呢？”“就借一百吧。”“多了点，你们是消费者，能表示一下心意就可以了，我借给你们五十吧。”“好的，谢谢老师，但明天您能让我们作为班上的代表去吗？”“好的，我答应你们。”三位学生在学校都很调皮捣蛋的，平时跟何涛比较要好，都是我头痛的对象。
第二天，班长来跟我说，同学们的捐款已经统计好了，一共是四百多元，单等老师安排时间和去的同学。于是，我带领着我这期所带的26班几位学生上路了。同去的还有25班的阳一平，他们25班的一些高一时与何涛同一个班的同学也自发的捐了百来元钱，推阳一平为代表去慰问。已是下午的太阳，依然火辣辣的，大家的心里却揣着忧伤，在路边的树阴下等3路公共汽车，好一阵才等到，接着大家在南岳庙乡的寨建村下了车，找到一家花圈店，购买了一个花圈和一些爆竹。花圈上的挽联让我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不知道何涛母亲叫什么，我于是只好写了一副通用联：“花落水流，玉折兰摧；悲歌动地，哀乐齐天”旁边的落款为“楚才中学26班同学泣挽”然后把剩下的钱用白纸封成两个包，一个是以26班的名义，记四百零九元，另一个是以阳一平率楚才原高一26班部分同学的名义，记九十九元。学生问：“老师，为什么要封这样的数呢？”“乡下人有很多忌讳的，办丧事不能封双数，尾数为九取九九归一的意思。”“哦，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的。”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对什么都好奇。
一路上，他们问这问那，其中有几个平日里我最厌恶的，经常违纪的学生话很多，跟老师走得最近，他们谈人生，谈对生死的理解，谈老师平日里对他们的苛罚言谈之中，我了解到这些学生其实也很想读书，很想争气，可是就是行为习惯养成得太差，以致有时就是管不了自己的手脚。
终于快到了目的地了，我给其中两位学生每人发了一支香烟，叫他俩负责燃放爆竹，班长和其他几位同学拿着花圈走在前面，我走在最后。到了家门口，很冷清，没有听到哀乐声，只听到有老妇女伤心的哭叫，这是明显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在乡下，如果死者高寿，儿孙满堂，前来悼念的人一定很多，死者的家属一般会大肆操办，有时一个院子甚至一个村子的人都可以来吃“流水席”通常称为办“白喜事”；可如果死者过于年轻，儿女还未成年，前来悼念的人就不会很多，前来白吃白喝的人就更少，人们称这是“割脚筋”的事情，谁也不想给死者家属增添太多的麻烦。
两位学生点燃了爆竹，随手扔掉了香烟。何涛和他的一位兄弟一身重孝，身穿麻衣，腰间系一根草绳，跪着迎接大家，眼里含满了泪水。扶起学生，我的眼里，也饱含着泪水。主事的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大叔——按照乡下的规矩，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直系亲属，且在家族中辈分较高，能力较好的一位——他走出来迎接我们。我和阳一平把礼包递上，对方说了很多感激的话。堂屋里，道士的道具已经摆好，正在准备为亡者超度灵魂，何涛母亲的棺具就摆在堂屋里，学生们自觉地到灵位前行礼作揖，双手合十，三鞠躬。何涛眼泪汪汪地走到我跟前说：“老师——谢谢您！谢谢大家！”停了停，他又问我：“老师，您和同学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呢？”“我们一共来了九人。”我知道，学生是想给老师和同学们安排吃饭的事情。在乡下，通常是锣鼓一响，孝子只能低着头做孝子，什么事情都不能管的，但学生应该是出于对老师和同学的关心，捎带着问了一声。
经历了太多死亡的变故，对生与死我已经有了自己平淡的理解。高中毕业那年，我的儿时的一位伙伴在远去新疆的上失踪，十多年了，至今依然杳无因讯；大二时，三嫂因癌症而去世时，侄儿才六岁；刚谈恋爱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五，未来的岳父大人在走亲戚的路上突然瘁死；今年五月，我儿时的又一位伙伴邻居老七在他乡死于过劳死乐生恶死，人之常情，可生是一个过程，死是一种必然，虽然谁都不想面对死亡，但谁都无法逃避，还是淡然一点，超脱一点。
吃过晚饭，已经是晚上五点多了，临行前，学生们再一次到死者的灵位前行礼。主事者给我递上一个包，说是启发给大家的，我看包很重，执意不接，但对方执意要我们收下。我问道：“包里是些什么呢？”“每人一条毛巾，一块香皂，还有一包烟，这是必须收下的。”我知道，不收下还真的不行，否则主人家肯定会不高兴，因为迷信说如果拒绝对主人会不吉利的，于是我对身边一位学生说：“我们收下吧。”走时，主人家燃放了爆竹，我知道，这也是主人送别客的一种浓重的礼节。
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了，太阳已经落山，秋日的凉风吹在人身上，凉飕飕的，从老屋场村沿着沙子坪的村级公路向320国道走，我们必须在国道上才能搭上车。两旁的山峻峭而秀拔，然一行人很沉默，大家无心欣赏两旁的风景，似乎都还没有从刚才悲伤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好久，是刘琪打破了沉默，他问我说：“老师，您是不是不喜欢我们这些成绩差的学生？”“怎么会呢？你们虽然成绩差一点，但你们可以努力赶上去的，而其实你们都是那么的好。”“老师，我们都很敬佩您，您虽然平时对我们很苛刻，但从不歧视我们，我们一定听您的话。”“同学们，生命是珍贵而短暂的，我们没有理由挥霍，好好努力，善待人生吧。”学生们都低低地“嗯”着，我不知道他们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了没有，但我想他们应该明白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