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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妻子儿女都已进入梦乡。我沏好一杯刚从海南带回的苦丁茶，进了书房。此时我想，远在成都的龚明德先生也一定会在六场绝缘斋里品茗读书吧！
桌上放着几本书，新文学散札文事谈旧书生清趣都是先生的书。品着苦丁，苦尽甜来的感觉，就像读明德先生的书，越读越有滋味。
有人说：“北京的姜德明、四川的龚明德和上海的倪墨炎，是中国书话界的铁三角。是继唐弢、阿英、黄裳之后的书话大家。只要喜欢读书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2004年4月，我把这几年写的书话汇成一本阿滢书话，寄给了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的龚明德，在收到我的书稿后，龚先生马上给我回了信：“去年我忙了一年巴金。今年仍闲不了：去年巴金学术会一堆稿子要由我弄成一本专著出版，林徽因文存要一字一句一标点地死对死校后赶在年内出书，还有临时硬派的任务，如上个月让我审读邓小平百年诞辰的纪念书，我又得抛开文学去看邓小平文选你弄报纸，我们同行，可以叫叫苦。你的书话，我争取由我或由我的友人列入一套丛书中公开出版，至少不让你自己花钱出，最低也可免费得一堆书送人。我已写信给京沪宁等地友人并附寄阿滢书话目录，得等待机会”信中还给我介绍了十堰的书友、呼和浩特的清泉、南京的开卷、上海的博古和北京的芳草地等读书报刊。从此，我便走近了龚明德。
龚明德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六场绝缘斋”“六场”原有所指，即官场、商场、情场、赛场、赌场和舞场，后来泛指“与书无关的场所”他的书斋藏书数万册，其中有一部分民国版本，家里放满了书，连孩子的卧室、阳台上、厨房里也都放了书架。有人见他这么多书，问他这些书都看过吗？他便恼了：“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是‘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书房叙事）
流沙河老先生风趣地说“陪着斋中万卷，断了门外六场”的明德是个书呆子。他对书的爱真到了“痴”和“呆”的程度，在一家书店看到一套巴金的随想录手稿本，定价500多元，囊中羞涩的他在书店抱着书看了两个多小时。过了几天，单位发了几百元的奖金，下着雨，就急不可耐地去书店买回了那套书。回到家，惬意地躺在躺椅上翻看这些宝贝时，却发现有几页空白，他又冒雨跑回书店换了书。
现今，新书的价格让人无法接受，龚明德和众多的爱书人一样，走向旧书市场淘金，淘回的旧书，先用一干一湿的布帕擦干净，再用钳子把铁钉起出来，把内页用夹子夹好，画好线，然后扎眼，再用尼龙线缝牢，最后再糊上封面。上下各放一块木版，再用石头压平。一侍弄旧书，龚明德“心中就荡漾着舒适——像看到手把手教聪明了的孩子，像目睹被自己一手调理好了的生病的人”（侍弄旧书乐无穷）他对书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谈到他的书房，激动、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好在我有书房，下班后，大门一关，便是深山了。这深山真有挖不完的宝啊一想到我的书房，我整个人就生动起来，更不用说在里面读写了。”（书房叙事）
明德先生不仅是书生，更是一位斗士。他的性格从书生清趣目录里就可以看出——“我行我素”、“点击作家”、“吹毛求疵”、“究根问底”他在营造宁静一文中说：“我渴望做战士，为捍卫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弱势群体而呐喊。如果这样的机会还不成熟，我乐意躲在书斋，读者会从我的文字中发现我的不亚于做战士的价值的。”前几年他发现围城的各种版本不一，其中修改达三千余处，涉及内容的改动一千余处。根据研究成果，出版了围城汇校本，引得钱钟书大怒，并引发了一场无聊的官司，面对“名家”不卑不亢，赢得了读者的支持。他治学严谨、嫉恶如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令人忧心的“伪‘史料’”，揭露了某些文坛前辈在垂暮之年为自己树碑立传，不惜篡改史实，制造人为的混乱。文章刺痛了不少‘前辈’，但瞧明德先生的神态，仍是义无返顾的庄严。”（新文学散札毛翰跋）
在鲁迅全集中，有段关于写章衣萍的诗的注文中写道：章衣萍曾在枕上随笔（一九二九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中说：“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鲁迅全集的权威性一下子把章衣萍定位为灰溜溜的“摸屁股”文人了。龚明德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来证明这句话是章衣萍引用别人的。实际上等于替章衣萍平了反。他还引用大量的史料证明鲁迅所写的登龙术拾遗不是针对文坛登龙术的作者章克标的，而是借以讽刺邵洵美的。文坛登龙术1933年5月由作者以“绿杨堂”的名义自费印行后，轰动了文坛，毁誉参半。龚明德认为这本书是五四后的中国新文学惟一的长篇杂文体名著。（试读鲁迅登龙术拾遗）在1999年11月，他为这位百岁老人重新出版了这部名噪一时的书。其实，他完全可以多编一些畅销书，多拿些奖金，但他老是喜欢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左翼作家的书基本上都出版了文集或全集，而那些远离“政坛”的中立作家的作品一直无人问津，明德先生却在十几年前就年年填报凌叔华、章衣萍、陆晶清等人的文集，争取上选题，后来总算出版了两卷本的凌叔华文存。
龚明德说：“在美国，挨骂最多的是现职总统，因为人们对他有很多期望，干得好，是他的本分，干不好，是他的罪过。在我们这儿，似乎不干活，不认真干活，就可以少受或免受指责，而一旦认真地从事一点事业，就难得过安宁日子。”（关于围城汇校本答记者问）是的，一个人只要想干点正事，就会马上有人诽谤、漫骂、诋毁，而且这些人采取一些下三烂的手段企图置你于死地。你做的正事干得越大，你的对手的势力也越强大。这些人有可能是你曾经所谓的“朋友”甚至是曾得到你帮助最大的人。他在为自牧的淡墨集作序时说：“我们这些爱书的人，无论怎样地设身处地，也永远理解不了丧失人格弄出一个什么官位沾点大小便宜的乐趣。但就有那么一些伪‘文化人’，削尖脑袋去钻营与文化无关的门道所以，对于说三道四的闲言杂语，应该听而不闻，不能往心里放，更不可以去与之理论。否则，真是抬高了这些东西们了！”（书，自牧的天地）
明德先生喜欢较真，不管在哪儿，只要一发现错别字，非要纠正过来不可。他不但给书刊找出错字，连新华字典这样的权威辞书，都能给它找出一大堆的谬误。1998年5月新华字典（第九版）出版后，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本错误率为零的书的文章，文中写道：“很多权威人士指出，这次修订幅度最大，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的确算得上精益求精。据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负责同志讲，在前不久的一次严格的大规模图书质量检查中，第九版新华字典的错误率为‘零’。”看了这篇文章，龚明德来了劲，错误率真的为零吗？他马上开始审查新华字典，仔细一找，还真找出了不少错误，比如：第385页“一大滩血”的“滩”应为“摊”；第657页，鲻鱼“背部黑绿色”应为“青灰色”我在泰山周刊专门为明德先生开设了一个专栏，每期刊登一篇新华字典小议，全是为新华字典找出的错误。
校对本不是责任编辑的工作，但凡是龚明德责编的书他都亲自校对。在他责编董桥文录时，他把51万字的董桥文录细校了三遍。董桥深为感动，在赠书的扉页上题道：“明德伉俪编校此书，苦不堪言，至感而恧。盛夏书出，白云在望，倍觉思念。文化工作得以千里呼应，诚人生一乐。遥颂俪福，并祝笔健。”
2004年底在湖北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民间读书报刊讨论会上，明德先生还建议在全国民间读书报刊设立一个无错字的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无错字的报刊奖励2万元，当年若无受奖报刊，奖金滚入下一年的奖励基金。有大学请龚先生为博士生讲课，博导希望学生们学习龚明德的这种精神。
先生不但自己爱书，还在为营造书香社会而努力。董桥文录出版后，他用私款买了几百本董桥文录，分送各地的书友。他那些微薄的收入，买书时还总是在掂量着买，发点奖金，却全部买书送人。民间自办的读书报刊，他都在尽最大的力量去扶持。我外地的书友，也大都是经他介绍认识的，湖北的黄成勇和李传新、四川的傅天斌、南京的董宁文、北京的谭宗远、内蒙古的张阿泉开卷书友清泉等，这些报刊也都是先生寄给我的。我在泰山周刊开设了一个书话专版——泰山书院，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在电话里一再叮嘱我要把这个栏目办好办活，明德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泰山书院有读头，此类格调出报一二百期，对中国书香文化的建设，功劳就大多了。”对我更是关爱有加，他在给阿泉的信中说：“郭伟（阿滢）也是与你一样的书爱家，他已与董宁文、黄成勇、李传新等建立了联系。我从今年起想在地市甚至县级的报上弄出一批高雅的书香版面，为‘书爱家’的成长提供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床，郭伟兄早就这样干了，而且成绩可观。他的泰山书院可品可存，我是每期都剪存的。”
龚明德的新书书生清趣刚刚出版，就给我寄来一册，在扉页上题曰：“毛边编号题签本百本之四一，阿滢先生郭伟仁弟爱书且喜作书话，为吾同好。此书为闲书，供闲览。”
先生的前几部书学术味较浓，给人的感觉“六场绝缘斋的主人明德先生似乎总是板着脸的”（桂子语）。而这本书生清趣是董宁文主编的开卷文丛第二辑中的一本，根据董宁文的要求，他“弄了一批不太死板的文章”有了“清趣”二字，文字自然不会像以往那样冷峻了。读完书生清趣，一个执著、真纯的读书人形象就展现在人们面前了。是那些书造就了龚明德，同时，龚明德又赋予了那些书以新的生命。
先生说：“一个文化人如果不在文化上显示自己的富有和高贵，那正好上了世俗的当，步入庸常一途了。”在全国各地一大批的书爱家正在努力地使自己富有和高贵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