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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逃避的事还是发生了。她开始失去了安静的心态和像丝绸一样亲密地裹着她的睡眠。她白天看不进书，也写不出一个字。像一头被困的狮子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晚上睡不着觉，在丈夫均匀轻微的鼾声中，睁着一双空洞无助的眼看窗外的夜。
躺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她无疑是爱的，依恋的。正是他给了她一份平常的幸福与一个安稳的家。而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他总是无微不至地疼她，护着她。他就像是她的一面巨大的保护伞。她在他的伞下安静从容地过着日子。这种日子虽没有让人欣喜的波澜，却自有一份闲适与心安。和她的那些没有丈夫相伴的女友比起来，她觉得自己幸运多了。她似乎是没有理由不依恋她的丈夫，有时候她会动情地说把自己的来世都托付给他。
可现在这个年近四十的双鱼座的女人却变了。变小了，变年轻了。爱情就像童话中的那条使人年轻的河水，饮一饮，就变回去了。她知道不能饮得太多，否则就会变成婴儿，脆弱，一天到晚总是嘤嘤地哭。她害怕的不是年轻，而是脆弱和像细雨一样布满内心的哭声。
爱情总是让人脆弱。像病总是使人脆弱一样。那几天丈夫出差了。她躲在书房里，喝了一些白酒，哭得一塌糊涂。像22岁别无办法地丢开一场爱情时那样痛哭。不同的是，指间不再有那趋赶伤感的摩尔。而是丈夫的香烟。这个并不爱抽烟的女子，突然又抽起了烟。
她没想到赢得爱比失去爱还痛苦。
她长得并不漂亮，个子也不高。但是她的脸上仍时时洋溢她那个年龄段不可能有的率直与天真，正是她的率直与天真，使四十岁的她看起来像二十八九岁一样年轻，有味。尤其是她那一头一年四季飘着的忧郁的长发，使一些怜香惜玉的男子看见她总有一种抱着她拥吻的念头。当然，她并不知道她这些在流逝的时光中仍然保存下来的美与可爱。是他在电话里面说的。
还有那腰，那细细的腰，他后来，在电话里说，那是蜂腰。古典的。像杨贵妃那样丰腴，却有细细的腰。他还说，我看到蜜蜂，就想起了你。她在电话这头，哧哧地笑了，笑他的大胆，笑他对她的腰的说法。她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的，知道杨柳蛮腰、水蛇腰，却还是第一次听到蜂腰这个词。放下电话，她想，他要用这些词把她引向哪里？
他们认识已经有五年了。五年前她作为一个刚刚成名的作家参加一次全国性文学笔会。她从来不希望笔会能给她带来什么。除了一些莫须有的绯闻，实在没有更好的东西跟随她。她一惯谨慎、小心，尽可能地避开一些可能产生的绯闻，然后绯闻偏偏像阴影一样缠着她。一度使她喘不过气来。他却告诉她说：没有绯闻的女子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子。你很可爱，没有绯闻反倒不正常。她觉得很可笑。说实在，她宁愿没有绯闻，宁愿不正常。是因为她觉得即使从传闻上也不能让丈夫觉得她不好，不干净。她太爱惜丈夫的名誉。她还觉得好笑，他那么年轻，整整小他十岁。这个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小伙子，才二十五岁，写点诗和小说。留一头像齐秦一样的长发，穿着胸前背后都是外文字的t恤和膝盖上打了一个破洞的牛仔裤，那么炎热的夏天还穿着高帮旅游鞋。胳膊修长，十指精瘦有力，双眼像猫王一样迷离多情。这正是九十年代中期酷诗人的装扮。很先锋，很怪异。热爱诗和一切偏激的人和事。尤其爱追女孩子。她太清楚这样的男孩子了。几乎每一首诗后面都站着一个女孩子。那些女孩子的笑容与眼泪，爱与性从他的面前又活到他的诗里。她觉得他好笑，他只不过了解一点儿他所接触的女孩子，并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婚姻中的女人。他只不过活在生活和物质的表面。虽然他学哲学，虽然他认为自己很深入了女孩。但他毕竟是在生活的外面。她想，他能懂什么？他怎么能懂一个35岁女人的内心与生活？
这个只不过给她写过几封信谈诗的小伙子居然在第一次见她的场合里跟她谈绯闻与魅力。这使她觉得他太大胆。他脑子里到底装的一些什么怪七怪八的东西？他要干什么？不止一次地敲她的门，拿着一大叠稿子要她点评。她真的很耐心地跟他谈稿子，谈文学。她不能不耐心。因为她作为被邀的作家此行的任务就是给初入文坛的年轻作者上课。所以，他不停地送稿来，她不厌其烦地讲稿子。即使是深夜她也不忌讳地开门迎接他和他的稿子。她想他才25岁，一个25岁的毛头男孩与一个35岁的女人之间怎么样也应该是清清白白的，不会有任何绯闻。正因为他太小太年轻，所以她非常放心。如果换上一个与她同龄和大她的男人，她无论如何是不会和他独处的。因为绯闻在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是不长眼睛的风。吹到哪是哪，碰到什么吹动什么。而她不愿被碰不愿被吹动。这历来是她的态度。并非是她冰清玉洁，而是她实在没有让绯闻缠身的欲望。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绯闻都是坏事。
夏日睡意沉沉的午后，她慢慢醒来，像以往一样习惯地盯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想着在上午的写作中被她安排的人和事将怎么沿着她思维的轨迹继续下去。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突然吓了她一猛惊。她伸出那双还未从睡眠中醒过来的手拿住话筒。听筒里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打扰您了！您好吗？这声音听起来很耳熟，但她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她只好一边回答说：您好！一边等待着对方自报家门。没想到对方并不介绍自己，只是说：我只想向您问一声好，只想听听您的声音。这么亲切的话语来自一个看不见的男生，她觉得非常的生疏。那感觉就像一个人突然面对他那个已变得面目全非的初恋情人。她禁不住问道：您是----她还未来得及说出“谁”这个字。对方就说：对不起，打扰您了，再见！一连串的礼貌用语，然后是轻轻地挂电话的声音。她放下听筒，边起床边想：这是那个冒失的家伙呢？她沏了一杯茶，开始打开电脑写小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早晨七点钟起床，做好早餐，等丈夫上班和儿子上幼儿园后，便坐下来敲小说。儿子上丈夫单位的附属幼儿园，他们都不回来，因而整个白天几乎都是她的。她可以干任何自己想干的事。但她的工作是写小说。所以除了半个月出去买一趟书，白天她是很少出门的。就在家里，像蚕吐丝一样，一点一点地吐出来。没有丝吐出来的时候，她便躺在床上看书。
她在家里做蚕和书虫已经很有些年了。这些年里除了有限地接受采访和参加一些较重大的文学笔会和社会活动外，她几乎很少出门。整天沉湎在文字里、书里。她活得简单、自在，语言是无穷双想象的翅膀带着她诗意地飞翔。这是她在36岁的一个秋天在电话里向他讲述的自己的状态。他读过她的很多书，似乎很了解她，其实文字背后的她到底怎么生活，他无法了解的更多。这是他不好探问的，也是她不愿说的。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作家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只不过他所使用的材料不是具体的物质，而是文字和感觉。
距那次笔会两年以来，他几乎每半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来。不管她接不接，也不管她接了以后是不是认真地听他的问询。他的电话基本上都是在星期五的下午三点钟左右，她刚刚午睡起床，一周的写作计划刚刚停顿，她准备轻轻松松过周末的时候，他的电话便来了。每次都是那几句话：您好吗？我只想向您问一声好，只想听听您的声音。并不再说别的话。她只问他最近写些什么。谢谢他的电话。双方并不在电话里作更深入交谈。可就是这简单的电话往来，却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她的生活。她后来躲在郊区写了两个月的长篇，她自然是接不到他的电话的，而她并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她像以往写长篇一样，是彻底地躲。住的房间是断了电话的（这是她所要求的），她也没带任何人的电话号码。她只每周给家里打一次，问问丈夫和孩子。其他的事她一概不管。因为写长篇太耗心思与精力。每天和那些人物缠缠绕绕的，弄得心事重重，疲惫不堪。想放也放不下。它能把整个人都陷进去。就像走进一个找不到出口的迷宫。必须不停地找出口，稍一走神，内心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与心虚。所以，她写长篇的期间是不干任何杂事的，包括接受采访。如果预约采访的正好碰上她写长篇的日子，她便会叫丈夫安排说：能不能改个时间，两个月以后。这次写长篇她作了像以往写长篇那样彻底地躲的准备。但她在写作中，却并没有以往那样踏实。她后来才发现是半个月的周末少了他的电话的原因。没有他的电话，心里总是牵牵挂挂的，总觉得有件什么事没做完。这一丝儿牵挂影响了她正常的创作速度。原计划两个月完成的长篇才写到三分之二的篇幅，她就回家来了。那天正好是周末，按她以往的经验，今天该是他打电话的日子。她躺在床上焦急不安地等。3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她慌忙拿起电话，轻柔地说，是你吗？对方又高兴又急切地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半年都没有联系了，你好吗？又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吧？她很惊讶，这电话是她那在美国定居的女友打来的。不是他的。女友在电话里不停地聊她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她为女友高兴。一直在电话里为女友祝福。但一放下电话，她便陷入了深深的空虚中，她忽然有一种从没有过的失落。心里潮湿了，她知道那是流泪的感觉。
电话再次响的时候她已经在那种潮湿的内心里已经很深了，她似乎没有力气穿着那阵潮湿的细雨去接电话。所以她干脆躺着不动，任凭电话痴痴地响个不停。可电话停了之后又响，如此反复三次。第三次她终于接了。电话那端说：是您吗？3点钟的时候电话占线，我想您一定在家里。她发现她拿电话听筒的手有些抖，嘴里有话说却无力说出来。呼吸也一阵阵变得急促起来。她只好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嘴，不让他听到自己的呼吸。他问道：我不知道您怎么了？尽管她眼里有泪意，但她终于控制住自己了。用她一惯在幸福婚姻生活所使用的那种平静而理智的口吻说：哦，没怎么，我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长篇。因为说话的语气与她的心境并不符，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好生疏。便不再说什么。两个人都把电话听筒捏了很长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地说了一些更客气的话。谈话的内容并没有拓开多少。只是声音和语气都不知不觉地变得非常感染人。渐渐地像极了一对悄悄试探的情侣，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更好。于是，屏住神经吸气，于是温柔地沉默。后来，他说：我想见见您，就算我作为一家文学杂志社的编辑采访您？好吗？这声音如带电一般迅速地通过了她的全身。她竟一下子变得轻盈快乐起来。这轻盈快乐不容她拒绝。她便说：好的。谢谢您，那我今晚八点在欧式街的上岛咖啡馆里等您。他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
城市的黄昏总有一种暧昧的温馨。她在生活时喜欢温馨这个词，这个词让她安宁，让她对生活充满无声的感激。但她是不喜欢暧昧这个词搅进生活里，这个词可以在不确定的感情生活中游走，让艺术与文章充满弹性与诗意，但是真实与平静的生活却不能有这样的词。因为这样的词让物质生活耗尽人的精力与心事。所以她不愿意把这样的词放入生活中。对她来说，生活是生活，文学是文学，必须分开。否则就会焦头烂额。最后是生活没有过好，文学也没有弄好。她在电话里回答他的“怎样处理生活与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时，回答说。她之所以说到暧昧这个词，是因为那晚在上岛咖啡馆喝咖啡时他说咖啡的味道就是暧昧。
那是一次不太平常的约会。她为那晚翻箱倒柜，试穿了各种款式的时装。还精心化了妆。其实，她以前在各种重要场合，穿着打扮都不是太讲究。甚至很少化妆，得体就行。并不想用奇装异服来引人注目。可这一次她却非常想穿得特别一点，有味一点，所以她把衣柜里所有的服装都试了一遍，一遍遍地品味着哪一套服装让她更好看，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后来对着床上的一大堆衣服和镜中的自己笑了。一个37岁的女人为什么要在一个27岁的小男孩面前打扮得好看呢？又不是为了赢得爱情，真是好笑。想到爱情这个词，她又笑了，这是一个被她在现实生活中忘记了好久的词，虽然它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出没，却很久都没有到她的现实生活中来了。她已经忘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从走进婚姻的城堡之后，尤其是从生了孩子之后，她就已经忘记那种感觉了，把爱情丢进琐事中了。她只能在文字中找，生活中是找不回来了。她早已习惯了，不想找了。最后，她还是穿上了平常她穿得最多的那套牛仔装。只有这套服装才会显得并不精心而且随意。正好适合那种对感情不能有寄托的约会。
她几乎是准点到的，在的士里她看见他站在咖啡馆门前。仍然是她第一次见到他时的那种打扮，时光过去两年了，他还是那样，一点儿都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要变得更男人一点，更本份一点。这正如后来他在电话里告诉她的那样，他想让自己永远像一首诗一样活着。她想，他说的这首诗一定是时尚、前卫，形式上怪怪的，像马拉美的那首著名的骨子一掷永远逃脱不了偶然。而他说的那首诗类似于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痛快淋漓，形式上与致幻的物质相裹挟，而精神上保持纯粹的诗意。他不止一次地在午后的电话里引用艾伦*金斯伯格的美学宣言：“别把疯狂藏起来。”她由此又想到蒙克，那个让他笔下的人在高桥上惊声尖叫的画家，一边是渲泄，一边是压抑。那一种更适合自己。她有些茫然。但有一点她很清楚，那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是看到了她的压抑，从一开始他就在把往疯狂里引。以诗的名义，用疯狂的词。奇怪的是，那些词在她听来，却一点儿也不粗鲁，相反，让她很舒服。她想，他终究不过是一个用语言做ài的人，就像她在文章里所做的那样。对精神有益对身体无害。
他们在他早已订好的小包厢里面对面地坐下来。这包厢里的墙壁上挂着两张较暗的画。属于那种很现代的，笔法狂野却抒情。屋子里的音乐低低地缠绕，像若有若无的雨点，悄悄地抚着身体。两人分别要了苏格兰威士忌咖啡和卡基布诺。前者的杯上飘着厚厚的一层奶油，卡基布诺的奶油上点缀着几段柠檬片。奶油是甜的，咖啡是苦的。他们都不停地往咖啡地加糖。她看着他一点点地舐咖啡上的奶油，听他说：咖啡的苦是甜的，就像爱情。她说：你说话就像作文章一样讲究。他说：跟作家在一起，当然说话要讲究。我们从那开始呢？既然我们是坐在咖啡馆，那我们就从咖啡开始。他说。她很乐意接受这个主题，于是说：那你用两个字说出咖啡的味道。他脱口而出：暧昧。她说：温馨。他又补充说：是暧昧的温馨。那也是城市的黄昏和不深的夜晚的味道。她说：我们已说得太远了。既然你是采访一位作家，那么我们就只谈作品，不谈别的。他说：当然。他们谈到她的长篇谁带我回家与女人像波浪。他说：你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外表平静，内心狂热的艺术女性。她们是不是就是你生活的代言人。她说是也不是。作家笔下的人物肯定有自己的影子，但并不就是作家自己。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从小说的内容主题谈到小说的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后来，发展成不是一个记者对作家的采访，而是两个写作者对于小说与诗歌的主张的争论。当然是一种温和和友好的争论。不知不觉地过了午夜一点了，直到服务生敲门说打烊的时间到了。他们才发现早已过了限定的时间。她争作要付帐，以一个年长者的身份，他捏着她的手，不让她把钱给服务生。他的劲真大，把她的手腕都捏疼了，捏红了。他发觉后，慌忙用另一只手来抚摸她的手腕，说：对不起！他的手指和他的声音一样温柔。眼睛里闪烁着灼热的光。她内心里有一瞬间想把他拥入怀里，但她清楚她的嘴里只能叫他孩子。
从这次的咖啡馆里面谈之后，他们之间的感情慢慢地深入了。他不止一次地在电话里鼓足勇气说：他要作杜拉斯的扬*安德烈亚。跨越年龄的障碍，忠贞不渝地爱杜拉斯。她说：这不可能。他说：是不是不信任我。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再说，这对你不公平。一个女人可以爱她年长很多的男人，但一个年长的女人不能爱一个小他很多的男人。这不现实，也不公平。他说：你说话就像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心里知道：她不是不爱，是不能爱。她确实太小了。他瘦小单薄，像一个发育不全的孩子。与他的理想与和能力完全不般匹。他虽然活得很好，但总觉得他会很累（像一首诗那样活着不累才怪呢？）。因为他太瘦小太单薄。这让她每次见到他都产生怜悯。就像一位母亲对她的瘦小孩子的怜悯。正是这种怜悯五年以来，一直横在他们之中，使他们的感情远远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那种深度。
从一开始，他们并不是向对方走去，而是从同一起点，向相反的方面跑，结果却是重重地撞在了一起。在奔跑中，她忘记了，地球并不大，而且是圆的，这意味着，他们终会相聚。没有产生危险的感情，在她的心里，对他有爱，但却不是爱情。一位母亲可以爱孩子，但这种爱决不能是男女之爱，否则她会有乱伦的感觉。她的儿子还很小，可以放肆地在她的怀里撒娇，甚至可以让他像学着电视上的男人亲吻她的嘴唇。偶尔让亲情有爱情的样式。因为儿子不论在年龄还是在心理上都是儿子。而他不是，他在年龄上可以看成是孩子，但是心理上早已不是，她现在知道，他已经很男人了。所以，她永远不会让他亲吻她。她在心里发誓，她决不让丈夫之外的男人亲吻她。性的来往更不会。因为不健康的亲吻是水，不健康的性是水中的毒品。
22岁以前她被一位诗人狂热地爱过三年。两个人一南一北，爱得云山雾海，爱得很执着，也很苦。他志在四方，几乎一年换一个工作，一年换一个城市。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往那个方向努力才能跟他厮守在一起。她发现自己最需要是要一份安全的感觉和一个安稳的家，而不是他所说的那种诗意的生活方式。而他什么都可以给她，就是不能给她最需要的。她只好逃开他，接受了身边的一份现实中的爱情与婚姻。从此，她像大多数的婚姻中的女人一样安守着一份宁静与祥和。
那曾经和诗搅在一起的生活已经很远了，很陌生了。可现在却被一个小他十岁的男孩带进来。这真让她既想往又害怕。等她发现这一点时，那爱情的病毒已开始在她的体内发作了。她知道这病毒是一定要杀的，只是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杀毒软件。
他已经在电话里亲吻她了，用语言进入了她的身体。这是她拒绝不了她。不断拒绝不了，她简直是在等待。
她一直在等他的电话。但当他问她是否喜欢他的电话时，她却一声不吭。她一直只是静静地听着，就像听自己均匀的呼吸声。这呼吸声就像氧气一样不能缺少。是的，她已经开始靠这而活。却并不想见他。对她来说，有声音就有了一切。声音可以传递她的身体想要的。就像杜拉斯的黑夜欲望号里所说的那样：“这是黑色的性欲高潮。相互间身体没有接触。脸也没有。眼睛闭着。只有你的声音。声音的文本意味着闭上你的眼睛。”一阵阵的潮水通过电波，通过电线到达耳膜，然后通过耳膜到达身体的每个角落。她就像被圣水浇了一遍那样充满生的感激与怀念。
她知道前面是一个暧昧的隧道，所以他任凭他的声音在电话线里不停地流淌，却并不向前靠。
有人说你是王某的情人，可我不这样认为。王某是一个花花公子，而你那么纯，他配不上你。前几天他电话里对她说。她回答说，你不是说没有绯闻的女子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子吗？我也爱上了绯闻。她故意在电话里逗他。他却非常郑重地说：我可不希望你又沾上了绯闻。如果有，我也只希望是你和我的。他很专制地说。她在电话这头又笑了。笑他的可笑。——这真是一个可爱的男孩子。
随便他怎么说。她想，因为这些既不伤害肉体也不伤害内心。在他说的时候，她的心和身子像一只脱兔，不停跑着，跳着。她就是在这不停地跑和跳中感觉到了新的爱与新的世界。说这样方式渐渐成为一种对孤独岁月的抚摸。因此，她需要这种抚摸的时候就拨通他的电话。然后听他涛涛不断地讲。讲凡尘、琐事，讲爱，还有性。很多她都知道的，她只是想通过他说出来，在她的心里产生共鸣。就像一只慢慢扬起的手其实是准备着他高高扬起的手的摆动。是摆动，像旗帜那样，而不是像丝绸那样对身体抚摸。——她可以拒绝他的手的抚摸，但是无法拒绝他的声音的安抚。
偶尔想要见他，想到无法安于现实生活的时候，她便会告诫自己：他是一个孩子。便慢慢地控制自己不再去接她的电话。
他太年轻，太小的，就像是她的一个孩子。对孩子可以有爱，但不能有性，有情欲。这会使她有罪恶感。他仍然说要做一个杜拉斯的小情人。但她毕竟不是杜拉斯。那个敏感，偏执，喜欢无穷无尽的爱与性的女人。那个在耄耋之年仍然像少女一样爱的女人。即使她有一天有这样的名气，但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福气。她也不愿意有。因为这不公平，她也享受不起。
他仍然用电话追着她。但她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频频地拿起他的电话。因为她接过电话后，总要哭。干不了别的事。也不可能干别的事。
爱真是一场难以痊愈的病。她希望自己快点好起来，也希望他也好起来。绕过他们相互在不知不觉中设置的雷区，健康快乐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