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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放低声音，像提醒要出远门的亲人：“你带点警卫部队去，带几个有经验的战士。每人除带一支短枪外，还带支自动步枪，再带挺把轻机枪。”
刘伯承一只眼睛像燃烧的火，一只眼睛像冷凝的冰，对段苏权做了个肯定的手势：“坚持国际主义精神，你过去做得好，现在学了“毛询更可以做好。”
段苏权跨进屋门.聂荣致元帅已经在客厅里迎候了。
咔，段苏权磕响双脚，向老首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孔：“首长，段苏权奉命来到，请指示！”
元帅趋步向前，一把拉起段苏权的手：“来来，来，坐下谈。”
这是一间简朴的客厅，几只老式沙发，两盆青翠欲滴的君子兰。长条茶几上，摆了苹果和桔子。一盒圆桶的“大中华”香烟开着盖，里面只剩了不多几支烟。
段苏权入座，上身挺直，双手落膝，保持了“坐如钟”的军人姿态。
元帅将大手轻拂：“在家里，可以随便。”顺势一指香烟筒：“抽烟么？”
段苏松放松身体，换了”私交”的轻松随便的姿态，摆摆手：“还没有学会哟。”
“规矩人，没有坏毛玻”元帅笑了。拿起一个桔子放在段苏权面前：“那就吃桔子吧！”
段苏权利开桔子向嘴里放一瓣，轻轻咀嚼。然后望着老首长。
元帅红光满面，精神矍铄，风采仍然不减当年。
作为十大元帅之一，这位开国元勋，立国重臣，聂荣臻已经不可磨灭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留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教民的真理，到黄埔军校，到井冈山的斗争他的功绩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许多人民解放军的名将，甚至还有国民党军中的一些知名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不过，留给段苏权将军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元帅麾下进行抗日斗争的一些往事。
七七事变后不久，太原失守。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瓦解，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主导地位。
聂荣臻担任政委的八路军115师干五台分兵，元帅仅率3（xx）抗日健儿在很短时间内便开辟了敌后最大的晋空冀根据地。多次受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嘉奖。
一位名叫卡尔逊的美国军事观察员，曾而次经由八路军总部来到晋察冀边区考察访问。开始来，他对共产党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长期站住脚表示极大疑虑，第二次来，看到共产党、八路军不仅在敌后牢牢地站住了，而且扎根了，创建出一个蓬蓬勃勃充满生机活力的抗日根据地。
他目瞪口呆，感叹万千。
疑虑彻底解除，却有更多的疑问丛生。在和聂荣臻的一次秉烛长谈中，他像学生一样问个不休：你们的枪支弹药怎么补充？如何对付日军的扫荡？游击战争怎样开展？地方政和如何建立巩固？终于，这位美国军人叹服道：“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
我们这些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艺术。一面打仗，一面考虑许多问题；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我从晋察冀学到了许多新的军事思想，我也要这样搞。”
卡尔逊不愧一位勇敢顽强执着的军人。回到美国，他立刻上书罗斯福总统：“给我一些人员和武器，由我率领到菲律宾去打游击”看到这份请求，罗斯福一笑置之。
可是，第二份、第三份的请求源源不断送来，讲了晋察冀的例子，讲了他考察访问的印象和收获，讲了聂耒臻对于这样一位勇敢顽强的军人，上帝也会受到感动。罗斯福终于答应了卡尔逊的请求，批准了他的计划。给他一些人员武器，由美国潜延运到菲律宾海岸。
卡尔逊真的在那里展开了游击战。
当然，他没有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就像多少年后那位古巴英雄切格瓦拉一样，他远至异国他乡，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更重要的是，他只是个人，聂荣臻却不是个人，他是在一个组织内。这个组织是世界上纲领最明确，基础最广泛深厚，纪律最严明，站斗力也最强的中国共产党。
不过，卡尔逊成也罢，败也罢，当年晋察冀根据地的影响之大，由此可以看出一斑。
“老挝的斗争跟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很相象。我们打日本人，他们打美国人，都是反抗外来侵略。我们面对了国内反动派，有几十万伪军，他们也要打国内反动派。”元帅吸燃一支香烟“什么富米诺萨万，什么文翁，还有那个萨纳尼空巴特寮就是和这些右派打。”
“我们那时还要和国民党顽固派做斗争。”段苏权接过话头。他在晋察冀边区开创初期，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调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先后任政治部主任、政委，一直战斗在元帅麾下。”老挝也有动摇不定的中间派。”
“那个富马和贡勒，在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动摇不定。跟巴特寮闹摩擦，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国民党搞了几次反共高xdx潮，他们也搞。”
“日本人也打国民党。老挝的右派，一边拉富马，一边把支持富马的贡勒的军队搞掉了。”段苏权从鼻子里发出轻很的晒笑声。
“不过，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去援助巴特寮，过去平北有什么援助啊？”元帅身体后仰，头枕沙发靠背发出笑声。
半是对逝去岁月的恋忆，半是对将军此行的祝梧。
元帅的笑声极富感染力，段苏权将军的思绪也不由得沉浸于过去斗争岁月的生活中。他忽然想起了那个群山环峙的“野三坡”
现在“野三坡”已成吸引国内外游者的旅游胜地，几乎没有什么人不知道。当年却不然，顺沟一溜几十个村，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用当地人的话讲。“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这几十个村子推举三位老人进行管理，老人去世了，再推举一位补上。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清王朝的统治始终没有进入这一地区。直到1929年，野三坡的百姓们才听说清王朝灭亡了。
那时，日本人和伪军盘踞了晋察冀边区及周围的所有大城市和铁路干线，最困难时期进一步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进行残酷地扫荡。我们因为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医药和各种物质都得不列任何接济补充。
就是依靠发动群众，不仅在山区扎下了根，而且在平原立住了脚。聂荣臻当时提出一个口号：“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在这个口号下，就连野三坡这样几百年“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地方，我们也派进了工作队。通过宣传革命道理，把这里建设成了可靠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以后，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持，互为依托。山地是小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的斗争不好坚持时，部队就撤到山区休整；山区需要粮食和市匹供应，平原地区就给予大力支援，无数“小气候”酿成“大气候”硬是在后勤补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你带了几个有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元帅问。
“只有我一个。还有一些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同志。”
“做地方工作的呢？是不是抗战时期领导根据地斗争的？”
将军点头：“是的。
“哦。”元帅背靠沙发，略思片刻，倾身弹弹烟灰：“抗战时期的连排干部没有全套根据地建设的亲身经历。一定要配备几名有着全套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干部。老挝的问题，一个是打歼灭战，不打歼灭战就难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局势就得不到改观。再一个就是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的问题。”
“是这样。”将军回答：“中央老挝问题工作会议几次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工作组去了首先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然后，争取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意见供老挝党参考。”
“到那里只是提意见，”元帅立起身，缓缓踱步道：“不要颐指气使，不是当家做主。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搞，旁人只能提些建议，不能越俎代疱。”元帅望着将军，抬抬下颌：“这样的经历我们不是没有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中央也再三强调过。”段苏权随元帅立起身，随元帅朝门口移步。“我们一定谨记，请聂帅放心。”
“那好。”聂荣臻在门口立住脚，握住段苏权一只手，放低声音，像提醒要出远门的亲人：“苏权同志，你带点警卫部队去。带几个有经验的战士。每人除带支短枪外.还带一支自动步枪，再带挺把轻机枪。”
将军用双手去握元帅的手，心里涌热，用力点点头。那一刻，他又想起晋察冀时期的斗争生活。那时元帅下达命令布置任务之后，也总是这样关心地嘱咐几句汽车停于钱粮胡同15号院。
段苏权整理一下军风纪，以军人的姿态但又尽量放轻脚步走入客厅。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肃然”、“高山仰止”
他幸召晋见的是“战神”共产党的军人这样称他，国民党的军人这样称他；人民这样称他，历史也这样称他。
可以说，他没有打过败仗。即使早年在军阀部队作战。
他也是常胜将军。成为革命军人后，即使是在党的错误路线下，当红军战略上遭受失败挫折，不得不做重大战略转移之时，他所指挥的每一个具体战役，仍然都是胜仗。
所以，正如朱德荣获“红军之父”的誉称一样，他被军人、百姓尊称为“战神”
他就是名震中外的刘伯承元帅。
他不但是指挥过千百次战斗的统帅人物。而且是军事理论家。他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千百名高级将领的尊师。
“报告刘帅.段苏权奉召来见！”
将军不曾礼毕，匆忙趋前几步，伸出双手：“刘帅，您不要起来了。”他知道刘伯承元帅近来身体不好。见元帅起身，忙扶他重新坐好，像学生一样恭敬，自己在旁边沙发上轻轻坐下。
“苏权同志，很快就要走了？”刘伯承平静地询问。
“是。刘帅。”
“都准备好了？”
“可以说”将军本想说“差不多”却突然想起元帅不喜欢这类心中无数的模糊词。忙斟酌改口道：“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你们这次出去，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刘伯承一字一板，说得缓慢、有力。
“我来希望能得到刘帅的指导帮助。”
“你喝茶。”工作人员送上一杯清茶，刘伯承指指茶水。
他待客永远是清茶一杯，没有香烟水果。他生活的清贫淡泊是工作人员们聊天的一项重要内容，几十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往事时，都不免感慨：“我们是一点光一点油水也没沾上。因为他自己远离这一切。连特供食物都不买不要。”当一些高干子弟开始出国观光、学习。甚至经商时，他的小女儿也曾感慨：“我们没沾上父亲任何光。”
“首先是政策问题，政策和策略是关剑关于这个问题，你要清小平同志将政策杠杠划清楚。”
将军在20多年后，虽记不得元帅谈话的全部内容，但这第一条指示他记得清清楚楚。自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一页后，刘邓的名字便历史性地联在了一起。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合作战斗所建立的友谊、信任和了解，都是最深刻而又无可改变的。
“小平同志已经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全面指示。”段苏权回答。
“其次，”元帅伸出两根指头“要形成拳头，要改变那种对峙拼消耗，要打歼灭战。”刘伯承略一停顿，加重语气：“打小的歼灭战。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地吃悼他，力争全歼。”
将军频频点头。后来事实的发展正如元帅所指示所预料的那样，无论老挝还是越南，都走上了这条路。他们不可能有中国发生过的那些大战役，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据后来的战报和报纸公开的消息，开始报道的是“全歼一个排”不久又报出了“全歼美军一个连”以后发展到全歼一个营而在此之前，用中央负责同志的话讲，”歼灭战的问题。
不但老挝不僮，越南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要反复给他们讲这个问题”“第三是民族问题。”刘伯承元帅显然对老挝问题是很了解的，缓缓讲下去。“苗族是个问题。听说，巴特寮有个苗族高级干部，只是吸大烟就被开除了。吸大烟当然是不好，但要耐心说服教育。要有政策和策略，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不能脱离实际环境和历史背影，特别县对少数民族。”
将军注意倾听，想到了当年红军长征到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丹桂村时，刘伯承元帅指挥抢渡金沙江，仍不忘记叫人在清真寺的墙上刷出一条大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这条标语被回族群众保留至今，成为历史的记录。当红军长征经过冕宁彝族地区时，先头部队被彝族围祝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去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井同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杀鸡饮血，结为盟友。帮助他们组织”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还赠送他们一些枪支和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的红旗，打开了胜利北上的道路。“彝海结盟”又成了民族团结的千古佳话。
“建党、建军、建政、建立根据地、处理好民族问题，坚持自力更生，坚持持久战，这就叫任重道远呵。”刘伯承谆谆告诫，”遇问题难解，要请示中央，请示毛主席。不要以为麻烦中央，要多请示。“没有做过这样复杂的工作”将军微露不安。刘伯承望定段苏权，那双传奇的损伤一目的眼睛一眨一眨；一只眼睛像燃烧的人，一只眼睛像冷凝的冰，给人以斗争热情，给人以坚强意志。他对段苏权做个肯定的手势：“坚持国际主义精神，你过去做得好，现在学了毛逊更可以做好。过去你能坚持正确意见，坚待做老实人，相信你这次一样能做到。”
段苏权脸上泛起红晕，心情有些激动。不仅是因为听到了元帅的鼓励和肯定，而且深为元帅的知人知情而感动。
抗美援朝时。将军便根据国际主义精神担任过志愿军空军军长、华北空军司令员。他还记得那次战斗——1951年11月2日，空军司令员到安东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检查工作，恰遇我空3师和空14师在朝鲜清川江上空遭遇敌f-86大机群。f-86是美军装备的新式飞机，性能与我们的飞机性能各有所长。但我军机群高于敌机1000多公尺，处于有利态势。
担任指挥的段苏权抓起话筒，下达作战命令，准备利用高度优势捕捉战机打击敌机。可是，站在指挥台旁的空军司令员和苏联顾问却介入了指挥。那里发生了这样一场争论：“立刻命令机群下降高度。”司令贝发令。
“下降高度？”段苏权怀疑听错了。
“敌人在山上，我们在山下，这样如果敌机发起攻击，我们就可以从山下溜跑！”司令员运用了陆军作战的经验。
当年他在陆军确是一员能打的虎将。
“下令降低高度吧。”苏联顾问望一眼中国空军司令员，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做了附和。
“不行啊，一旦降低高度，我机群的优势就会丧失，会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段苏权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时，受命组建东北军区空军，曾在哈尔滨航校学习飞行，成为人民解放军两位红军干部最早学飞行的将军之一，对空军战术是有过研究的。
“叫你降你就降，有什么可罗嗦的！”这位空军司令员在长期战争生活中，吃枪药，饮弹丸，屡立战功，可也养成暴脾气，为此闻名空军。
“不行。降低高度，变利为害，会机毁人亡！”
“什么机毁人亡？这是命令！你立即执行。”
一位副司令也在旁边指斥：“你是不是军人？是军人就服从命令！”
苏联顾问用不大流利的汉语说：“段司令员，下命令！
不然的话，你就将不再有下命令的权力了。”
无奈，段苏权只好命令我机群下降高度。
无线电里传来大东沟机场指挥所空3师师长袁彬焦灼的呼喊：“不能降低高度！”
在清川江辅助指挥所的空3师参谋长梁朴也在无线电里喊：”降低高度会吃亏的。”
段苏权双眉紧锁，猛然侧目盯住空军司令员。空军司令员瞪起眼，夺过话筒厉声下令：“要坚决降低高度！”我机群接到命令，只好下降500、1000、2000机群降于敌机之下时，两军机群相遇。敌机钻了我机群降低高度改变航向的空子，猛袭过来。我机群被击落6架、击伤3架直到这时，刚才还暴跳如雷的司令员才哑然失色，半响无语。
事后，空军司令员来到空3师机场做了检讨。可是，在给毛泽东的电报稿中，却不谈失利的具体情况，只笼统他说：“由于组织指挥者失当所致。”现场指挥是段苏权，无形中就把责任安在了段苏权身上。
段苏权和空联司参谋长黄伟华不同意这份电报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将失利的真实原因写上。
空军司令员勃然大怒：“想干什么？前天，我已经在浪头机场全体飞行员大会上检讨了，难道还要写到电报上向主席检讨吗？”他抿抿嘴，放缓口气，争取和解他说：“我在全体飞行员面前讲了么，我凭老经验办事，以为空军同陆军作战一样，敌人在山上，我们在山下，敌人攻我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从山下溜跑。所以才命令降低高度。说实话，要不是我和刘震，顾问长的意见，而是采纳段苏权、袁彬、梁朴的意见，我们不会吃这个大亏。我要承担责任。你们问问飞行员们，我是不是这样讲的？我已经承担了责任嘛！”
十几年过去了。段苏权从抗美援朝到现在秘密出使老挝，又将担负起援老抗美的国际主义义务。他向元帅郑重他说：“请刘帅相信，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工作，不辱使命。”
“好，你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我相信。”刘伯承元帅坚持起身，一直把段苏权将军送至大门口。最后握别时，轻拍段苏权的手背再次叮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把政策搞好，多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