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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初夏,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父母所在的上海汽轮机厂的一批高 中毕业生,通过厂社挂钩的形式,来到浙江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海的老爸老妈们的确是神通广大,为了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么“好”的机会让给别人,个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子女们都搞成了“独生子女”先天智障、因公致残,要么就是旅美华侨、港噢同胞或台湾侨胞。

    我那隔壁邻居更是神勇无比,不知从哪里闹了个父母双亡的证明。结果当年有70多个应届高 中生的汽轮机厂,最后硬是只有20来个年轻人够资格接受再教育。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还有一个妹妹),按中央当时的红头文件是可以留城的,但父母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对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一点不来事,只有老老实实背着铺盖下了农村。

    我们一行20多个青年被被分到了浙江省的余杭县,正式成为了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这里真是一个美丽的江南水乡,到处是水田和鱼塘,遍布着成片的竹子地和桑树园。成片的竹子地大得望不到边。

    桑树园里不仅有矮矮的桑树,还夹杂着高大的柿子树。弯弯曲曲的河流沿着村庄缓缓流过,水面上漂浮着绿油油的浮萍和猪笼草

    我们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叫佩佩的快40的女人,她是厂里派来的专职管理我们知青的领队干部。这女人长得蛮漂亮,按当时的标准穿得也算时髦。我真搞不懂,这么一个美女,竟然没把领导搞定,她儿子这次也和我们一起来插队落户,换到现在,潜规则一下,一切都搞定,何苦之来。

    在厂里,佩佩和我老爸关系很好,所以对我特别照顾,把我安排到了东方公社光明大队的比较富裕的第四小队。说起来“富裕”其实该队的全劳力的壮小伙子每天的收入也不过5毛人民币。尽管知青什么农活都不来事,但国家规定知青的启始工分每天是5分工(全劳力的壮小伙子每天10分工)。所有我每天的工钱是2角5分人民币。

    我被分配住在四队队长家中。队长名叫土狗,我想不通他老爸怎么给起了这么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这土狗倒也名符其实,矮矮的个头,高高的颧骨,小小的额头,一对咪咪眼,一付标准的贫下中农长相。他老婆叫什么我从来没知道过,那模样反正和他老公很般配。

    狗子生有二女一子,也完全继承了他父母的贫下中农长相。土狗还有个住在隔壁的同胞弟弟,别人都叫他阿猫(也许是叫阿毛什么的,但既然哥哥是“狗”我猜他该是“猫”了)。

    这阿猫和土狗虽是孪生兄弟,但兄弟两长相天壤之别。土狗个头矮小,相貌委琐。阿猫虽谈不上是高大英俊,虎背熊腰,却也长得颇具男子汉相,尤其是他的老婆阿芳,20出头,身材高佻丰满,前凸后翘,长得颇有姿色。

    当时老毛要求我们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干什么,我们也得干什么,只有他们的老婆我们不可以去干。我首先学会的是当地的骂人话和人体性器官的名称。男人的那玩意儿叫“八吊”女人下面那玩意儿叫“蟆儿”(发音)“日逼”叫“射逼”(发音),流里流气的被称为“毒头”色鬼叫“下作胚”

    每天听到大伯大叔大哥们讲得最多的话就是“哦插侬个蟆儿”(我射你的逼)而大妈大婶大嫂大姐们每天讲得最多的话就是“娘买逼”或是“卡特侬个八吊”(切掉你的jī巴)。每逢队里开生产大会,那是每月唯一的一次男男女女都要到的时候,届时“插侬个蟆儿”“卡特侬个八吊”“射侬个逼”就满天飞,好不热闹。

    村里的男女之间关系倒很融洽的。干活喜欢男女搭配,这样干活不枯燥乏味。男女之间常常打情骂俏,开荤玩笑是必不可少的,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姑娘媳妇,汉子小伙之间说不上几句就会扭成一团,捏屁股,掐奶子,扒裤子,抓jī巴那种狗屁倒糟的事时有所见。

    尤其是那些结了婚的汉子和媳妇,更是色胆包天。男女之间斗嘴,男人喊着要把尿撒到对方肚子里去(意思是要日女方的逼),而女人则嚷着割掉对方的jī巴;男人之间斗嘴,没说上两句,就发毒誓要日对方老婆的逼。

    干农活方面,我在技术和体力上都不是好手,队上大多安排我和妇女一起干活。我当时才16岁出头,却有178的个头,长得既高大又清秀。那时大学都关掉了,高 中生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我能说会道,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既会说笑话又会讲故事,还会耍几个小魔术,姑娘媳妇们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只要有我在,女人就往我这个堆里凑。

    姑娘们比较收敛一些,媳妇们可就不客气了,动不动就吃我的豆腐。我在学校读书时都很少和女同学说过话,现在却被女人们调侃戏弄,动手动脚,搞得我常常面红耳赤,时间久了也学得油嘴滑舌了,不但对女人的“性骚扰”毫不在乎,偶尔还会和她们你来我往。看来,老毛真得很英明伟大,要我们去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会了许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我的脑瓜子也灵活,那时代越左越好,时兴背诵毛语录,背诵得好的甚至可能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早日调回城市。我勤奋表现自己,除了努力上工以外,还把毛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多次代表大队的知青参加背诵毛语录竞赛(这样不用上工,还可以领到工分),还得过第一名。

    公社书记和队长都称赞我为大队争了光,拍着胸脯保证要推荐去我上工农兵大学。可是妈滴逼时不运转,有一次代表大队知青到县城参加背诵语录竞赛,把语录中叁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七条“不调戏妇女”阴差阳错地背诵成“多调戏妇女”

    这下麻烦大了,当场被抓了个现行。那个领队干部佩佩的儿子也是竞赛中的一个参赛者,这小子也指望着去上工农兵大学,佩佩平时对我还蛮好,这时她真相毕露,马上报告给公社领导,并立即对我立案审查,奶奶个逼滴,奇迹还真出现了,竟然查出我老爸的表弟媳的小舅子的大姨夫在旧社会有5亩二分土地。

    我很快被定性为“地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疯狂反扑”不但取消我上工农兵大学的资格(换上了佩佩的儿子),还要延长我当知青的年份,恨得我真想把佩佩捆到竹林里教训一顿我万念俱灰,一心扑在赚工分上,每天和姑娘媳妇们打情骂俏,做ài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