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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平壤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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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命中目标七星门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

    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

    李如松,天赋异禀,骁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土蛮寇犯辽东。率轻骑远出捣巢,身先士卒,中伏,力战死。

    此时距离他的死亡,还有五年。

    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

    拂晓,明军开始进攻。

    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却并不慌乱。

    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

    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弯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更是谈不上。

    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都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

    此外,在两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验证了小西行长的想法。

    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低档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

    据《明会典》及《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种类繁多,特摘录如下:

    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五个,各长一尺五寸,重五斤,枪口各有准星,柄上装总照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

    如此看来,这玩意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

    上面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二十余种,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

    我可以说,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很不靠谱的。

    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

    然而滑稽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地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援朝明军却并未大规模使用。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很快,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

    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

    西城先攻。

    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地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日军毫无提防,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也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

    “大筒!”

    在日语中,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

    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

    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

    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的那玩意儿,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应该算是手炮或是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郎机。

    嘉靖初年,一次海上遭遇战中,海道副使汪鋐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他来到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儿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

    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郎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来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郎机。

    而汪鋐所缴获的这批佛郎机(即船炮),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进行研究。

    要知道,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过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要好。

    佛郎机就是如此,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

    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代佛郎机成功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十六世纪国际先进水平。

    嘉靖年间制造的大样佛郎机

    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

    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郎机,全长仅两米,有准星供瞄准,炮身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

    两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了,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郎机。

    小佛郎机,全长仅九十厘米,炮身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揣着走,到地方把炮筒往地上一架,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

    这玩意儿现在还有,实物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我也能扛着走,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这些步兵炮外,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佛郎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郎机更小,仅七十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射,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参考消息

    明代火器

    佛郎机在正德年间传入中国,最初,佛郎机是指葡萄牙的国名,而不是指火炮。当时,佛郎机是伊斯兰教徒对欧洲的称呼,因为葡萄牙人最先达到中国,明朝人就沿用了这一叫法,以佛郎机称呼葡萄牙,后来将缴获的葡人火炮也称作佛郎机。除了国外引进的先进火器,当时军器局也制造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火器。明代的火器种类繁多,制造工艺先进,直到近代,左宗棠从地底下挖出了距离当时三百多年的明代开花弹时,也惊讶地发现,这些炮弹不但没有腐坏锈坏,而且还很好用。

    总而言之,明代佛郎机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有了这玩意儿,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但小西行长不愧久经战阵,他很快镇定下来,并带伤上阵,召集被打蒙了的日军,告诉他们不必惧怕,因为明军火炮发射后必须重新装弹,可趁此时机,整顿队伍,加强防守。

    根据小西行长的经验,大炮与火枪不同,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装弹,才能再次射击,所以他放心大胆地集结部队,准备防御。

    这个说法看上去,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

    正当日军刚刚回过点儿神,准备在城头上重新冒头整队的时候,却立刻遭到了第二轮炮击!石块、炮弹从天而降,日军被打了个正着,损失极其惨重。

    日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人缓过劲儿来,第三轮炮击又到了,又被打得稀里哗啦,然后是第四轮,第五轮……

    小西行长彻底糊涂了:这一打还不消停了,难不成你们的大炮都是连发的不成?!

    没错,明军的大炮确实是连发的。

    应该说,小西行长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

    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

    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

    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

    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

    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速射炮。

    所以明军的佛郎机,那是不鸣则已,一鸣不停。为保持持续火力,普通佛郎机都带有四个子铳,在几分钟内可以全部发射出去,足以打得对手抬不起头。

    而此次入朝作战,为了适应国际环境,明军还特意装备了新型产品——百出佛郎机,而它的特点也很明显——十个子铳。

    在明军几轮排炮的攻击下,日军损失极大,城头上黑烟密布,四处起火,尸体遍地。

    此时明军的大规模炮击已经停止,西面三路大军开始整队,向各自的目标挺进。在这短暂的瞬间,喧嚣的战场如死一般的宁静。

    随着又一声炮响,平静再次被打破,三路明军在杨元、张世爵、李如柏的统领下,分别向小西门、七星门、大西门发动猛攻。

    炮弹可以飞,人就不行了,要想破城,还得老老实实地爬墙,明军士兵们开始架起云梯攻城。而此时的西城城头,已看不到大群日军,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失去抵抗能力,已四散而逃,只要爬到城头,就能攻占平壤!

    然而,正当明军接近最后胜利之时,城头却忽然杀声震天,日军再次出现,向城下明军发射火枪,掀翻云梯。明军受到突然打击,死伤多人,进攻被迫停止。

    在遭到明军连续炮击后,日军虽然伤亡惨重,却并未撤退。

    经历了短暂的慌乱,日军逐渐恢复了秩序,在小西行长地统一调配下,他们以极强的纪律性,开始重新布阵。

    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曾评价说:日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

    这是一个十分客观地评价,因为日本人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一根筋,还有点儿二杆子,认准了就干到底,且有寻死光荣倾向,像剖腹之类的工作,还是武士专用的,普通人没这资格。说是亡命之徒,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张。

    而在平壤之战中,其二杆子精神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在打退明军进攻后,日军士气大振,向城下倾倒煮沸的大锅热水,投掷巨石、滚木,并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明军。

    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职业道德(爱国情操)和物质奖励(五千两)的双重鼓励下,明军依然奋勇争先,爬梯攻城。

    但日军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明军进攻屡次受挫,个把爬上去的,也很快被日军乱刀砍死,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七星门的情况最为严重,日军的顽固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眼看这五千两不容易挣,没准儿还要丢命,一些人开始调转方向,向后退却,明军阵脚开始随之动摇。右军指挥张世爵眼看形势不妙,急得破口大骂,但在混乱之中,毫无用处。

    就在右军即将败退之际,李如松到了。

    战役打响后,李如松即披甲上阵,带领两百骑兵围城巡视,眼看张世爵压不住阵,便赶了过来。

    但他没有理会张世爵,而是直接来到了城下,拦住了一个败退的明军,挥起了马刀。

    手起刀落,人头也落。

    败退的士兵们惊恐地看着这恐怖的一幕,看着这个挥舞着带血马刀的人,听见了他一字一字吐出的话:

    “后退者,格杀勿论!”

    败退的明军停下了脚步。

    在这枪炮轰鸣、混乱不堪的吵闹中,他们无一例外地听见了李如松那音量不大,却极为清晰的声音。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坚毅,以及激昂:

    “杀尽倭奴,只在今日!”

    在西城激战的同时,北城明军发动了进攻。

    北城,是平壤地势最高的地方,日军盘踞于牡丹峰高地,居高临下,并设置了大量火枪弓箭,等待着明军地进攻。

    两天前,当吴惟忠第一眼看见北城的时候,他就认定,要想攻克这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打了几十年的仗,这点儿军事判断,吴惟忠还是拿得准的。

    但一天之后,李如松告诉他,你的任务,是攻击北城,而你的全部兵力,是三千人。

    吴惟忠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李如松的真正意图,是要他去牵制日军,所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往俗了说,就是当炮灰。

    然而他回答:听从调遣。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以现在他面对的,是人数占优的日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和坚固防御,还有必须抬头仰视,才能看见的日军城垒。

    吴惟忠回过头,看着手下的士兵,只用一句话,就完成了所有地动员:

    “倭寇,就在那里!”

    对于这些在浙江土生土长的士兵而言,“倭寇”两个字,无异于兴奋剂,且不算什么父母被杀、家里被抢的账,单是从小耳闻目睹的传统教育,就足以让他们对其恨之入骨。所以打这仗,基本上是不需要动员的。

    更何况,他们是戚家军。

    四十年前,戚继光在义乌组建了这支特别的军队,从那时起,他们就和这个光荣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奋战十余年,驱逐了那些无耻的强盗。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只需要同样的举动。

    在吴惟忠地亲自率领下,三千戚家军向北城牡丹台高地发动了冲锋。

    事实证明,吴惟忠地判断是正确的。北城易守难攻,说实诚点,是根本没法攻,地势险要,日军还不断向下发射火枪。虽说戚家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比较灵活且善于隐蔽躲闪,伤亡不大,但两次进攻,刚冲到一半,就被打了回去。

    吴惟忠没有放弃,他知道,自己的攻击越猛烈,敌军的注意力就越集中,越容易被死死拖住,而真正的突破,将在那时开始。

    第三次冲锋开始了,这一次,吴惟忠站在队伍的最前列,挥刀,向着那个不可能攻克的目标冲去。

    这是一个太过生猛的举动,很快,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胸部(铅子伤胸),顿时血流不止。

    但吴惟忠没有停下脚步,他依然挥舞着军刀,指挥士兵继续冲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

    直到攻克平壤,日军逃遁,北城才被攻陷。

    但在战后,所有的人都认定,攻击北城的明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在历史的长河中,吴惟忠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在之后的朝鲜史料中,这位将军出场次数不多,似乎无人关心。这倒也正常,在这场大戏中,和李如松相比,他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在战败后哀叹:国民党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都想吃肉;而共产党的军队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

    吴惟忠就是那个啃骨头的人。

    所以在历史中,他是个跑龙套的,却是一个伟大的跑龙套的。

    当西城和北城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南城的守军正在打瞌睡。

    南城,即平壤的正阳门到含毯门一线,地形平坦宽广,不利于部队隐蔽和突袭,很难找到攻击重点,所以日军放心大胆地将这里交给了五千名朝鲜军。

    说起来,×奸这个词还真并非专利,而某些朝鲜人的觉悟也实在不高,平壤才失陷几个月,就组建出这么大一支朝奸部队,也算不容易了。

    参考消息

    吴惟忠的身后事

    吴惟忠的身后事,有两种说法:正史中说,吴惟忠由于在抗倭战场上的弹伤一直未彻底治愈,终于成了痼疾,后来辞职返乡,卒年不详;而根据吴惟忠老家义乌遗留的族谱中记载的说法(也是义乌吴氏普遍认可的说法),吴惟忠其实早就牺牲在抗倭战场上,头和一只手臂也没有了,还是运回尸身后填补的“假肢”。这两种说法各有不同,如今已很难考究。

    平壤之战

    当然,这五千人的战斗力,日军是不作指望的: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保卫的人,还能指望他保卫什么?

    不过,让这批朝军欣慰的是,西城北城打得震天响,这里却毫无动静。

    但很快,朝军就发现,自己注定是不会寂寞的,一支军队正悄悄地向城池逼近。

    朝军十分紧张,但片刻之后,当他们看清对方的衣着时,顿时如释重负,兴高采烈起来。

    因为那批不速之客穿着的,是朝鲜军装。

    事实证明,带着×奸名头的部队,有着如下共同特点:没战斗力,没胆,还特喜欢藐视同胞。

    这帮朝奸部队也是如此,看见朝鲜军队来了,就喜笑颜开,因为他们知道朝军战斗意志十分薄弱,且一打就垮——当年他们就是如此。

    那支朝军攻城部队似乎也如他们所料,不紧不慢,慢悠悠地靠近城池,看那架势,比慢动作还慢动作。

    但当这些同胞兄弟抬出云梯,开始登城时,朝奸们才发现,大事不好了:城下这帮人的行动突然变得极为迅速,眨眼的工夫,几十个人就已经爬上了不设防的城头。

    还没等朝奸们缓过劲儿来,这帮人又开始换衣服了,这也可以理解,外面套件朝鲜军装,实在有点儿不太适应。

    很快,朝鲜军的惨叫就传遍了城头:“明军,明军攻上来了!”

    坦白讲,要说他们是攻上来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昨天夜里,当所有人都散去之后,李如松交给祖承训一个任务:给明军士兵换上朝军军服,不得有误。

    祖承训自然不敢怠慢,就这样,第二天,城头上的朝军看见了自己的同胞。

    攻上南城的,是明军的精锐主力,包括骆尚志统率的戚家军一部和祖承训的辽东铁骑。这帮粗人当然不会客气,上去就抽刀砍人。朝奸部队也就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刚刚交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小西行长的机动部队倒是相当有种,看见朝军逃了,马上冲过来补漏,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如狼似虎的明军一拥而上,彻底攻占了含毯门。

    战斗的过程大致如此,和西门、北门比起来,实在不甚精彩,当然伤亡还是有的,只不过有点儿滑稽:由于进展过于顺利,又没有人射箭放枪,基本上是个人就能爬上城头,于是一万多人拼了命地往前挤,比冲锋还卖力。

    不过这倒也正常,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费吹灰之力,挤上去就有份儿,换了谁都得去拼一把。

    南城本来就不是防御重点,城防本来就不坚固,加上大家又很激动,这一挤,竟然把城墙挤塌一块,恰好骆尚志打这儿过,被砸个正着,负伤了。

    当然,也有些史料说他是作战负伤,具体情况也搞不清,就这样吧。

    无论如何,总算是打上来了,明军的大旗插上了平壤的城头,南城告破。

    但这对于西城攻击部队而言,实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南城之所以很好打,是因为西城很难打。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放枪、扔石头、倒开水,导致明军死伤多人。而明军也打红了眼,云梯掀翻了再架,摔下来没死的接着爬,爬上去的就举刀和日军死战。

    虽然南城被破,但平壤并不是个小城市,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而且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砍死眼前这帮龟孙再说!

    不过日本鬼子实在有两下子,战斗力非常之强悍,也不怕死,面对明军的猛攻毫不畏惧,无人逃跑,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如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就战斗意志而言,确实不是孬种。

    由于日军地顽强抵抗,明军久攻不下,伤亡却越来越大。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部将丁景禄阵亡。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悬,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好在头盔质量好,躲过了一劫(锦厚未至重伤)。

    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由于他带着二百骑兵四处晃悠督战,目标太大,结果被日军瞄上,一排枪过去,当场就被掀翻在地。

    在李如松倒地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主将要是被打死了,这仗还怎么打?

    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如松却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再次诠释了彪悍这个词的含义。

    虽然摔得灰头土脸,还负了伤——流鼻血(触冒毒火,鼻孔血流),形象十分大明兵器狼狈,但李司令员毫不在意,拍拍土,只对手下说了四个字:

    “换马再战!”

    领导都这么猛,小兵再不拼命就说不过去了。明军士气大振,不要命地往城头冲。但日军着实不含糊,死伤过半也毫不退缩,拿刀与登城明军对砍,很有点儿武士道的意思。

    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下去,虽然明军已经占据优势,但始终无法攻陷城池。进入南城的明军也遭到了日军地顽强阻击,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如此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地预料之中:

    “把那玩意儿拉上来!”

    这是李如松最后的杀手锏。

    所谓那玩意儿,是一种大炮,而当时的名字,叫做“大将军炮”。

    大将军炮,炮身长三尺有余,重几百余斤,前有照星,后有照门,装药一斤以上,铅子(炮弹)重三至五斤,射程可达一里之外。

    由于这玩意儿体积大,又重,没人愿意扛也扛不动,但李如松坚持一定要带,所以出征之时,是由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的。李如松不会想到,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

    但李司令把这些大玩意儿拉到朝鲜,不为破纪录,只为破城。

    不过说过来,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容易误伤自己人,且准头不好,来个误炸那可不好玩,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这种炮十分容易炸膛(该问题一直未解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

    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明军炮兵支炮、装弹、瞄准,一切就绪。

    随着李如松一声令下,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命中目标。

    七星门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信用

    七星门的失陷彻底打消了日军的士气,纷纷弃城逃窜。杨元和李如柏随即分别攻破了小西门和大西门,三万明军亮出了屠刀,睁着发红的眼睛,杀进了城内。

    一般说来,剧情发展到这儿,接下来就是追击残敌、打扫战场了,可是鬼子就是鬼子,偏偏就不消停。

    在城门失守后,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军事素质,丝毫不乱地集合部队,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准备打巷战。

    这就有点儿无聊了。要说保卫自己的领土,激动一把倒还无所谓,赖在人家的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鬼子们也真干得出来。

    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练光亭、风月楼和北城的牡丹台。这三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高,基本上算是平壤城内的制高点,明军若仰攻,不但难于攻下,还会损兵折将,只要等到自己援兵到来,翻盘也说不定。

    这就是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

    李如松虽然不用算盘,但心算应该也不差,到城内一看,就挥挥手,让士兵们不用打了,干一件事就行——找木头。

    噼里啪啦找来一大堆,丢在日军据点附近,围成一圈,然后放话,也就一个字:烧!

    于是日军麻烦了,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儿肉搏,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过来,围着放起了火准备烤活人。于是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高温烘烤加上烟熏,日军叫苦不迭。

    但李如松认为还不够苦,于是他派出五千人,携带大批火枪、火箭、佛郎机,也不主动攻击,只是站在火堆之外,对准日军据点,把带来的这些东西射出去。

    一时间火箭、火炮满天飞,据点被点燃,烟火大作,要救火没处打水,日军被烧得鬼哭狼嚎,本来是高地,结果变成了高炉。

    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救治伤员,事务繁杂,李如松司令员安排好围剿部队后,就去忙别的事了。

    但值得称道的是,奉命围剿的部队很有责任心,虽然领导不在,还是尽职尽责地放火、射箭、放枪、放炮。

    整整一夜,他们加班加点,没有休息。

    第二天(正月初九),查大受的家丁查应奎起得很早,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昨天,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然而现在,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

    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寂静无声。他走入据点,看见了无数倒毙的尸体,手脚都缠绕在一起,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

    查应奎随意数了一下,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有四五百具日军尸首,很明显,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

    当然,家丁查应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地觉悟,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查大受汇报,并就此被记载下来,成为了那一幕场景地见证。

    事实上,查应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初八的那天夜里,平壤城内火光冲天,明军在外面放火,日军在里面鬼哭狼嚎,被烧死者不计其数,尸体的烤焦味道传遍全城。史料有云:焦臭冲天,秽闻十里。

    干掉残暴的敌人,就必须比他们更加残暴,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

    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硬是挺了一夜,没有出来投降。

    挺到了第二天,挺不住了。

    盘踞在据点的敌人终于崩溃了,被枪打、炮轰不说,还被火烤了一夜,别说武士道,神仙道也不好使了。除小西行长所部几千人,由于据点坚固,防御严密,尚在苦苦支撑外,城内日军全部逃散。

    但逃散也得有个目标,平壤已是明军的天下,往哪里逃呢?

    要说日军逃起来也很有悟性,一看,西城、南城、北城都有人守,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

    于是日军大喜过望,纷纷向东城逃窜。

    事情似乎十分顺利,败军一路往东逃,虽然明军在后紧紧追赶,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日军竟然成功地逃出了东城的城门。

    但很快他们就将发现,其实战死在城内,倒未必是一件坏事。

    当初李如松布阵之时,取兵法围师必缺之意,空出了东边。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是东面?

    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东城城门外,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谁要选这里当攻击阵地,只怕真是脑袋进了水。

    于是日军麻烦了,要绕着城墙跑,只怕是没个头,要回头跑进城,估计明军不让。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百般无奈之下,只剩下一个选择——跳河。

    我记得,那一天是正月初九,北风那个吹……

    朝鲜的天气,大概和东北差不多,一般说来,这个时候是很冷的,估计起码是零下几度,然而,日军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

    虽然气温到了零下,但我可以肯定,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因为在朝鲜史料中有这样一句话:溺死者约有万余。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死的,只有超人了,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

    逃出去的基本上都死了,不淹死也得冻死,而待在城内的小西行长更不好过。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完蛋了,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不是守城,而是怎么活下去。

    在生死的最后关头,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小西行长地指挥下,明军的数次进攻被打退,看那势头,不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绝不算完。

    虽然明军占据优势,且人多势众,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总还是要的,何况胜局已定,赏钱还没领,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儿亏。

    日军虽然人少,却敢于拼命,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所谓穷寇莫追,就是这个道理。

    于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在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激战后,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之所以说神秘,是因为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全搞清楚。

    关于这件事,在史料中,大致有如下四个历史版本。

    按照明军监军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事情地发展是这样的:

    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全军主动撤退。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料贼计已穷,必遁),设下埋伏,并派兵追击,大败日军。

    第二版本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说法也差不多,李如松料敌如神,在日军逃遁之后发动攻击,大败日军。

    第三版本,是朝鲜国王给大明神宗皇帝的报告(他算是明神宗属臣),这份东西可作为上下级的规范文本,说到自己的看法,都是“臣窃念”,说到明朝,都是天兵、天朝,大明皇帝英明神武,大明总兵神兵天降,开战后,明军是“天地为之摆裂,山渊为之反复”,自己(朝军)是“小邦袖手骇缩,莫敢助力”,日军则是“螳臂据辙,无敢抵敌”。照他的意思,日军是碍于明军的神威,一触即溃了。

    而讲得最详细,也最实在的,是第四个版本。

    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事情是这样的:

    在战斗陷入僵局后,李如松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派出了使者,去找小西行长谈判。

    对于这个决定,很多人并不理解,人都围住了,还要谈什么判?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此时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平壤也已攻克,战略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目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休整,以防敌军反扑。而城里面放着这么一群亡命之徒,硬攻不但耗费精力,伤亡也会很大,时间一长还可能生变,所以还是谈判最划算。

    李如松的谈判条件是这样的:

    “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然不忍杀人命,姑为退却,放你生路。”

    这意思是,我可以灭了你,但无奈心太软(其实是太费力),就放你们走了吧。

    小西行长是这样回复的:

    “俺等情愿退军,请勿拦截后面。”

    他的意思是,我认输了,麻烦逃走的时候高抬贵手,别黑我。

    如此看来,也算是皆大欢喜,双方达成协议,明军撤去包围,日军在万分警戒之下,手持武器逐步退却,撤出了平壤城。

    局势发展到此,看似平淡无奇,但怪也就怪在这里,既然事情圆满解决,为什么在官方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这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跟敌人谈判,把敌人放走,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结果,似乎都是不大好宣扬的。

    而第二个原因,应该算是人品问题。

    如果小西行长了解李如松,或者听说过半年前宁夏叛乱的经过,相信即便打死他,也绝不会和李如松谈判。

    因为根据李如松的性格,以及宁夏叛军首领哱拜的最终结局,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如松,至少在这方面,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几乎就在小西行长带领日军退出平壤的同一时刻,李如松叫来了查大受,交给他一个任务:领兵三千,赶赴江东小路埋伏。

    困兽是不好斗的,但只要把它放出来,就好斗了。

    于是,当小西行长带队远离平壤,终于放松所有警惕,放心大胆逃命的时候,查大受出现了。

    据史料分析,此时日军的兵力,大致在五千人左右,如果敢拼命,查大受手下这三千人应该还不够打。但经过李司令员这么一忽悠,日军已经满心都是对和平地祈望,斗志全无,一见明军,不用人家动手,撒腿就跑。

    查大受随即命令追击,大败日军,击毙日军三百余名。但毕竟部队作战时间过长,十分疲劳,日军又跑得贼快(奔命),明军追赶不及(不及穷追),只能到此为止了。

    平壤战役就此结束,明军大胜,日军大败。

    此战,明军阵亡七百九十六人,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就有点儿意思了,据记载,此战中明军斩获日军一千六百四十七人,看起来似乎并不多。

    应该说,这是个很准确的数字,但它并不是日军的伤亡人数,而是日军的人头数。

    由于战前李如松命令不许抢人头,所以对于这一宝贵资源,明军并没有过于关注,也没有妥善保存,加上后来火攻水淹,不是烧成黑炭,就是冻成冰,要提取人头,实在有点儿困难。于是挑来拣去,只捞出一千来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至于日军的实际伤亡数,朝鲜和明朝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几句“万余”“千余”之类不靠谱的话,这就是管杀不管埋导致的恶劣后果。

    说到底,还是鬼子们最实在,既然没人帮着数,就自己数,在《日本战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二十日,日军在首尔集结残兵,统计结果摘录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原有人数一万八千七百人,现存六千五百二十人。

    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共计十余万,但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军阀,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杂牌军。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西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也就是所谓的嫡系。

    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其中尤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在之前攻击朝鲜义军时表现十分出色,打起来毫不费力。

    但在朝鲜之战时,该军几乎被全歼,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就知道了,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

    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第二军共损失八千人,其中相当部分战死于平壤。

    以上合计起来,朝鲜之战,日军的损失,至少在一万五千人以上。

    当然,那五千朝鲜军不在统计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但还不怎么杀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