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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半寸宽、尺许长的扁平钢筋，这是下午我在废品收购站买的。另一样东西是在刘辉那里借的，一把有些像军刺，却比军刺更长一些，大约有手臂三分之二长的兵刃。这种兵刃前端如同军刺般尖锐，两边却又同样开了锋，中间是一道又深又长的血槽，可砍可刺。在我们那边的流子口中，它被称为“钎子”，和杀猪刀一样，不是深仇大恨成心想要人命的话，没有人会使用它。
我坐在床边，用抽屉里面的医用纱布，一层又一层地把钢筋固定在左手臂上。由于用的力气过大，钢筋上面粗糙、尖锐的铁锈摩擦着手臂上的肌肤，微微的刺痛隐隐传来。
然后，我再用纱布仔仔细细地将胸膛上的伤口缠了一遍，这次更疼，疼得我双手都有些发抖。不过，我却一直没有停，紧紧地咬着牙关，体验着疼痛之后的莫名快感，机械般地缠了又缠。
一件雪白的衬衫将身体与钢筋一起包裹了起来。套上一条父亲曾经穿过的，在裁缝店翻新之后送给我的黑色毛料裤，扎上一根深棕色的牛皮武装带，穿上一双夏天专门跑到市里去买的部队军官所穿的那种“三接头”皮鞋。
穿戴整齐之后，我又打开了自己的衣柜，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与其他衣物隔开，静静地挂在一边。这是跑长途运输的大哥大嫂有一次去广州，刚好遇到展销会，专门买回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在贫瘠闭塞的九镇，人们都还普遍穿着黑灰蓝中山装、工装，我穿起这件衣服，曾经引起无数年轻人的艳羡，轰动了一时。除了过年过节，我从来都舍不得穿它，这一刻，我轻轻抚摸着大衣，呢子面料带来它独有的厚实而柔软的手感。我想，这会是我最好的寿衣。
默然半晌，我伸手拿起钎子插在后腰，将大衣披在了身上。
堂屋里，家人都坐在一起聊天，享受着工作一天后难得的那一份轻松惬意。我走过他们中间，每个人的目光都颇有深意地放在我身上，这让我有些紧张。
正坐在屋门口打毛衣的二嫂首先忍不住开口，嬉笑说：“哎呀，我们屋里三毛儿今天是要出门钓妹子（方言，泡妞）啊？穿得这么衬头（方言，整洁，漂亮）。是哪个女伢儿？我认不认得？几时给姆妈添孙啊？哈哈。”
哥哥嫂嫂们都哄笑起来，母亲则默不作声地看着我，眼中满是慈祥与骄傲。
望着眼前的一切，我鼻子一阵发酸，用尽了所有意志控制住了湿润的眼眶与干涩的喉咙。我知道，眼前的这一切，也许再也看不到了。我想要将这一切收入眼帘，刻入心底，随我一起，直到来生。
意识到大家的眼神开始有些疑惑之后，我露出了尽可能自然的一丝微笑，竖了竖大衣领子，说：“爸妈，我出去一下，莫等我。”
父母一定会等我回来。
但是，我回不来了。转身推开大门，呼啸的寒风带着清冷干燥的味道扑面而至，我走出了家门。
我的错，我来扛
九镇的人们睡得早，九镇的冬天也黑得早。街道上除了偶尔两个脚步匆匆的归人之外，只剩下呼呼钻入脖领的寒风，就连两旁人家窗口那橘黄昏暗的灯光也居然显得有些遥远凄凉。落入眼帘的一切与白天繁华喧闹的市井气象比起来，静谧空洞得如同陌生鬼蜮。
我紧了紧大衣，走向了彤阳方向。我并没有马上就去闯波儿的家。在路过九镇大桥的时候，我停了下来。
没有人不怕死。古代那些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在被斩首之前，都难免要用草绳系好两只裤管下端，省得屎尿溅出，弄得邋遢不堪。
此时的我虽然怀着满腔豪气，抱着用死来挽回尊严的决心，但事到临头，在这座曾经流过血的桥上，年轻的我又怎会毫无所动？又怎不思绪万千？在茫茫黑夜中，我一个人靠着栏杆，望着桥下东去的大河，一动不动，很久很久。
我的眼前是流水，眼中出现的却是母亲方才慈爱的眼神。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太多的美好没有拥有，太多的情谊没有还。可惜，没有机会了，此次一去，无论是死是活，一切都将会被彻底改变，姚义杰永远不会再是而今的这个姚义杰。
更讽刺的是，如果不去，姚义杰就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想看见的姚义杰。
“兄弟，跑！”
“姚义杰，你不是一个拿刀的人！”
夏冬与何勇的两句话交替不断，回响在耳边，如同两颗催魂的铃铛响个不停，催我上路。
虽然此时的九镇早就隐入了一片无际的黑暗之中，我犹自无比眷恋地回头看向身后它的方向，辨认着家所处的大概位置。我默默地吸掉最后一口烟，中指一弹，烟头在夜空中画出了一条简单却美丽异常的弧线，落入了桥下滚滚而去的流水之中……
“呵！”
我想要为自己再壮最后一次胆气，也想要吐出脑海中所有的繁杂，我双臂一挥，吐出了一声粗重低沉的闷喝。所有的胆怯、郁结、思念、眷顾、不舍也随着这声低喝涌出体外，消失在浓如墨汁的黑夜里面。
我知道，再不走，我就再也走不了。于是，不待新的情绪升起，我飞快转身，走向了桥的另一头——同样隐身在如墨浓夜里的彤阳镇。
闯波儿的家很好找。80年代，中国中南部地区乡镇的普通百姓通常都还住在一座座青瓦红砖的平房之中，二层小楼并不多见。但黑道大哥闯波儿的家是一栋小楼房，就在下桥不久之后左拐的一条岔道上。
“笃笃笃！”
我敲响了那两扇被漆成猪肝色，带有简单花纹的木门。
“哪个？”
屋内，一个苍老妇人的声音响起，平淡如水、波澜不惊。
“麻烦问一下，卫波哥在屋里没有啊？”
“吱呀”一声，木门打了开来，一位穿着朴素，不断用腰边围裙擦拭双手水渍的老妇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通过门缝望去，大大的堂屋内，一根细细的电线从屋顶正中央垂下来，尾端连接着一盏放射淡黄光晕的小灯；灯下是一个用来剁制碎辣椒的木制小盆，盆里斜斜插着一把铁铲；铁铲旁放着一个小板凳；板凳不远处有一台家用缝纫机，缝纫机旁边有一张老旧的木书桌，桌子正中间靠墙摆放着一台双喇叭的燕舞收录机，收录机顶端搭了半块红布，前面还零零散散、杂七杂八地摆放着几盘有包装盒或者没有包装盒的磁带。
整个堂屋，除了最左边空旷处停放着一辆前后轮胎上都是泥巴，却依然足以让我艳羡不已的重庆嘉陵“黑70”摩托之外，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与洋气体面的两层小楼外表形成了鲜明反差。这也恰恰就是闯波儿这样的流子们的普遍心态：要面子，钱要用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
对着那辆自己垂涎已久，却有可能再也得不到的梦想之车，我实在忍不住又多瞟了几眼。我一直伸在后腰的手轻轻地握住了钎子的柄，冰冷坚硬的感觉传来。望着老妇人，我非常客气地再次开了口：“姨妈（九镇风俗：礼貌地称呼比自己父母大的妇人为姨妈），你好，我是卫波的朋友，他在屋里吗？”
“没有。”
老妇人的口气僵硬麻木，她仰头打量着我，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疑惑与厌烦。
一位陌生老太太居然用这种眼神看我，这让我在颇为奇怪之余，也有几分恼火，却又不好发作，只得继续说道：“那打扰你哒，你晓不晓得他去哪里哒？”
“不晓得死到哪里去哒，你莫要问我。”老人的口气还是那么僵硬、无礼。
一股愤怒从我的心底涌了出来：难怪生的儿子这么坏，要打流，原来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不晓得好歹的货色。我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情绪，毫不客气地拉下脸，转身就离开。
一句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话却从身后传了过来：“后生（方言，年轻的小伙子），我看你这个样子，标标致致，高高大大，不像是个打流的伢儿。你莫不学好，莫要天天和我屋里那个东西搞到一起玩，这不是个学好的东西，你跟着他一起搞，没得好下场。”
话语如同巨斧劈在了我的心间，喉咙一阵哽咽，心头翻起了漫天狂潮。百感交集之下，我扭头望了回去：老妇人还是那样双手扶门，屋内昏暗却温暖的灯光从她的后方射出，形成了一片淡淡的光晕。她站在那里，脸上依旧是一片冷漠，只是沧桑衰老的目光中仿佛多了几丝希冀。
对视了片刻，我感到自己僵硬的面部慢慢展开，非常勉强地露出了一丝笑容，笑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心虚。看着我的笑容，老妇人双眼完全黯淡了下去，低下头，一言不发。
“啪啦”一声响起，大门在我的面前紧闭了起来。
如果时光倒转，我只想对着那扇门，痛哭流涕地求那位老妇人再次将门打开，告诉她，我会学好，会做个好人。因为，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只是，当时的我太混账、太骄傲，混账到看不清什么才是归途，骄傲到不去看哪条才是正路。我只是觉得自己永远都不能失掉一样可以证明自己活过的东西——尊严。所以，我终归还是离去，带着那柄钎子，继续走向了黑暗的前途。
闯波儿的戏院他做主
走出了闯波儿家的大门，我很有些灰心，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闯波儿。
不过，那是80年代，时代特有的印记改变了我的人生。80年代的夜晚，没有KTV，没有通宵影院，没有洗浴中心，没有茶楼、夜总会，也没有迪厅、嗨包。那个时候，人们能去的地方并不多。
所以，当我走出小巷，来到彤阳街上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地方。我立刻转身走向了那里。
我知道闯波儿一定在。因为，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想起了一个很早之前我听一林的朋友说过的传说，一个关于彤阳大哥闯波儿独特而出名的爱好的传说。
虽然那个时候是80年代，没有娱乐场所，但是迪斯科、流行乐也开始从港台地区南风北渐，慢慢地传到了九镇。一般的年轻人，尤其是爱出风头的年轻流子们都喜欢聚在一起跳舞、打台球、看录像、搞野餐、伴着收录机一起嚎歌之类的事情。
只有闯波儿是个例外。
在九镇所属的地区，有着一种传承千古、非常富有特色的地方戏剧，叫做丝弦。
卫会计生前不爱喝酒、不爱抽烟、不爱看书，只有一个最大的嗜好，就是听丝弦。卫波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去听。在卫会计死之后的一些年，没有人带他了，他也不再去。但是，当他当街手刃仇人张“司令”，一举成名之后，他却又再次回归了父亲当年的爱好。甚至比起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