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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一战风波 第一七六章 拮据的日本
日本大隈重信内阁真的敢不顾美英的态度对华出兵？还真是这么一个情况，不过按照内阁决议，日本这次的出兵是“有限度”出兵，并不是要“全面出兵”。
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大正天皇嘉仁坐上皇位才刚刚三年多的时间，他在位初期，经过明治年代的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想（即明治维新）的前朝氛围仍然十分浓厚，年轻的天皇在国家的政策和走向方面还没有多少真正的话语权。日本的实际权力掌控在几位老资格的大臣和一些特殊的团体手中，比如军部、财阀和浪人。
在解决中日营口事件的态度上，这三个日本有代表性的团体相互的勾结通气，都在为自己谋取利益。原本军部、财阀、浪人三者关系就很密切，三井财阀是陆军的后台，三菱财阀是海军的后台；资本不足的日本财阀仰赖军部替他们在中国攫取政治经济特权并加以保护，否则就无法和欧美资本竞争；而政治浪人一向是财阀和军部的理论家、代言人。三位一体，是内阁当权者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大隈出任首相出于井上馨的保荐，得到松方正义、山县有朋等元老的支持；松方正义是有名的三菱王国台柱，井上馨号称三井王国最高顾问、摄政太傅，山县是陆军领袖人物，大隈本人同三菱老板岩崎家族也有密切关系。至于外相加藤，原是三菱出身，当过三菱公司的副总理，又是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女婿，关系更不寻常。长期以来，他是以“永久确立日本帝国在满蒙地位的大功业”为抱负的。
所以在得知营口事件爆发之后，这些日本高位者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十二条》所达不到的目的。山县有朋第一时间指示陆相冈市之助，命令朝鲜驻屯军派出一个旅团向中国进发；哪怕在接到驻华公使日置益发来美英等国不支持的电报以后，也是不为所动，命令朝鲜驻屯军司令官井口省吾中将，继续让他的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旅团北上，哪怕这个时候天气已经开始下雪。（日军朝鲜驻屯军所辖的第十九、二十两个师团，历史上是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朝鲜的龙山和罗南组建成立的，这里为了小说情节需要，提前了两个月组建出世）
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接到日置益传回来的电报之后，对美英公使的行为嗤之以鼻，丝毫不在意美英公使的态度。对华的《十二条》，就是他亲自操刀主办以及督促大隈重信内阁通过的；要日置益违反外交惯例，向一个国家元首直接递交外交文书，进行正面交涉，也他是故意的安排。这样可以单刀直入，当面进行威胁利诱，试探袁世凯的态度。为了此时，他亲自电召日置益返国，对他面授机宜，包括见袁世凯时如何讲话如何口气等等。
加藤高明曾经说过：解决中国问题，需要等待一个“心理的时机”；青岛战役失败之后，加藤外相的好朋友、指挥第二舰队的司令官加藤定吉中将在战争中阵亡，让加藤高明对中国人充满了怒火。那个时候，日本是被打败了，国内军方的态度很是微妙，加藤失去了军方的出兵支持。这一次营口事件的爆发，让军方高层很是震怒，加藤高明也就有了机会，认为动手的最好时机到来了。所以不但自己积极支持军方的意见，还通过自己和三菱财团的特殊关系，向军方提供资金援助，以解决出兵的军费问题。
日本军方虽然支持出兵中国，但其国内日益枯竭的财政问题却限制了他们出兵的数量，如其说是出兵进攻中国，还不如说是威慑性大于实质性。要知道，英国人要日本海军派出舰队到南洋支援他们的舰队同德国远东舰队作战，所有的费用全部是由英国人提供的，日本国内根本就拿不出来钱。如今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才有加藤外长通过三菱财阀为日军提供军费的事情。日本军方参谋部已经分析研究过了，中国袁世凯政府目前并没有能力同日本全面开战；其训练低下的军队和简陋的装备，首先在士气上就落了日本下乘。再加是南方几个省有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牵制，袁世凯的北洋军队能够真正用于战争的军队也就山东、直隶、河南、山西、奉天、山西、湖北、江苏、安徽、这几个省的军队，真正能够调动的，也就山东、直隶和奉天一带的少数军队而已。
唯一有变数的，就是在去年十月份开始组建的欧洲远征军；这支新部队和他的司令官赵天一一样，同样的令日本军部不好掌握。在天津的日本探子，只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提供了一些包括火炮在内的武器装备给远征军，用来准备这支即将开赴欧洲的中国军队。但是这些从天津上岸的武器装备的具体数量日本却没有得到，只知道能够为数万人所使用，更不要还有从青岛港口上岸的一些装备。日本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亲自到天津码头去了解，也没有能弄出个准确数字来；不是英国盟友不提供，只是这些装备在从印度装船时，那边就没有一个准确数量。对于英国在印度的武器保管员来说，能够让自己从看管和保养这些装备的烦劳日子里解脱出来，那比什么都好；在印度，没有战争的日子里，他们这些武器看守员是最辛苦的，每周都要检查保养一次，而其他的士兵，一个月才出一次操！
对英国盟友的这种“疏忽”和大意，亲自到天津码头，察看装备的（前）驻屯军司令官奈良武次少将当时很是无奈，考虑到时间问题以及国际影响问题，他也不敢扣留装备进行清点。正好在他在天津港口做这事时，去奉天城“办事”的藤野木一中佐给司令部发去了求助电报，结果在司令部值班的参谋长清水大佐没有和他说呢就发出了“忍辱负重，保证三百帝国士兵生命的安全”的电报，造成奈良武次少将很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提前辞职，回国到预备役报到去了。
这一次的进攻中国，鉴于日本国内的实际（财政）情况，日本军方还是做了一番考虑的，在出兵方向、出兵数量和兵种配合上也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上次青岛战役中吃过大亏的海军不全面出动，海军只出动少数几艘驱逐舰进行侦察和威慑，不会像上次那样出动一支舰队作战。这是新任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和一干海军军官支持陆军出兵的条件，主要是海军在上次损失了人员和被炸沉一些军舰后，在补充损失方面已经花费了很多军费，没有办法再支撑让舰队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实力了。加藤友三郎正在考虑是否把在南洋的南遣支队调回来协助陆军这次的行动，南遣支队在南面这次可是赚了不少。
其次，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不参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起一个牵制性作用就好了。这个主要就是驻屯军的兵力太少，只有数千人，而在他们的周围附近，中国军队就有上万人防守，蚂蚁多了也能咬死大象。在营口损失了旅顺的一个中队之后，日本军方不希望再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到国内。军方决定只动用朝鲜驻屯军所辖的两个师团的部分兵力，来完成陆军大臣冈市之助占领奉天南部的目的（计划）。
换句话说，日本这次对中国的出兵，是以冈市之助“全面占领和控制整个辽南，虎视奉天，为帝国下一步占领全满洲做准备，并不是真的同中国开战。所以在军队调动上，军部只准备以朝鲜驻屯军两个师团就足够了；至于朝鲜师团走之后的治安空缺，冈市路相准备从国内再调派几个地方混成旅团去就好了。
十月四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就中日关系对外发表讲话，强调营口事件是中国军队对日本的阴谋，是中国国内对日本不满之人策动的一次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挑衅，是对旅居在满洲日本子民的威胁。对此，日本政府和军队绝不会罢休，将派遣军队从朝鲜入满洲，以帮助中国维持那里的治安，保护日本侨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同日，六千日军从本岛出发，乘船前往日本，接替朝鲜方面的治安，以备朝鲜驻屯军进攻中国东北（这个时候朝鲜的形势也不是很乐观，朝鲜人反抗日本统治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所以日本必须得在朝鲜留有一定的兵力进行威慑）。
日本人的声明和行动，使北京政府大为紧张。袁世凯立即要求外交部同日本方面进行停战的相关磋商，暗令陆征详可以考虑同意日本人方面提出的一些不合理条款，最终让日本方面停战调兵；同时他有命令王士珍给远征军司令官赵天一电报，责令他不得妄动，等候政府方面下一步的指示。
接到电报的赵天一非常恼火，在山东方面，他早已经让军队做好了应对准备，轰炸机群也已经弹油全满，只要日本海军敢进入渤海，就起飞轰炸。奉天方面，也已经让杨永泰指挥奉天陆军八个师（准确的说是四个师四个旅）在营口以东、南满铁路线两侧、锦县方面展开防御。但王士珍的这份电报让他进退两难，考虑再三之后，赵天一决定自己再回北京一趟，亲自面见袁世凯，给他打打气壮壮胆。于是，十月四日晚上，赵天一从济南坐火车赶赴北京（坐飞机当然快，但北京方面还没有赵天一的机场，袁世凯本身就没有什么飞机，坐飞机去会引起很多麻烦）。
就在他上火车之前，接到了一份总统秘书发给他的电报，是袁世凯亲自拟稿的电报。在电报中袁世凯写到：“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东北之权益……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最终考虑，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此季健行（赵天一）当以国事为重，不可呈一时之义气，长日人难我之借口”。
看完电报的赵天一才知道袁世凯此时是怎么想的，不仅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危难而叹息，吩咐侍卫在下一站下车，赵天一不准备去北京了，他决定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事。这个世道，既然连流氓地痞都可以成为革命者，他为什么又不能做一次不听总统号令的地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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