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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一战风波 第一六八章 日本人的十二条
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英国《泰晤士报》突然刊发了一则消息----日本政府正在逼迫中国政府和他们签订一项协议，该协议将中国和日本界定为战略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盟国，要求中国政府在今后的世界性行动以及国内政策方面，听从日本政府的“建议”。协议具体的内容有十二条，报道说日本政府将这十二条要求作为对中国的最基本行事框架，也要求中国政府全面的接受并遵从。
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俄、英三国政府立即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详细内容，并质问日本政府此意欲何？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两人一起到日本驻华使馆，质问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日本政府此举的目的；而在中国国内，也随即展开了全民声讨、反对《十二条》的运动。上海，四万余人在张园召开反对“十二条”大会，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北京、天津、太原、西安、济南、青岛、南京、广州、昆明、成都、汉口、洛阳、包头、兰州、长沙、南昌等地也都发生了民众和学生自觉集会游行，反对十二条的签订，北京、天津的一些激进分子还冲击了一些政府部门。
而在日本东京，数千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政府办公门口举行集会，高呼口号反对十二条。有一位叫李大钊的留日学生，还写了一篇叫《警告全国父老书》的文章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反对十二条。
日本方面提出的这十二条，无非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惟日本马首是瞻，以后一切都要听他的，并且用对待朝鲜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完全将中国置于它的管理之下；虽然没有在字面上写清楚这些，但整个十二条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个。其中主要的是第四、第五条；第四条规定：将满州和东蒙古托付给日本，由日本代管；日本对上述地区之矿产、铁路以及其它资源拥有优先开采权。第五条：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定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将青岛、厦门、广州港口租借给日本舰队，作为其长期扎驻的港口。
和历史上不同，日本政府这一次提出的不是二十一条，而只有十二条，但基本的意思和内容没有改变。这是大隅重信内阁在连续吃了几次亏之后，几个内阁成员和元老院的元老们关起门来商议了好一段时间才得出的计策。这个计策出台的有关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想趁着欧洲战争，西方国家无暇东顾，悄悄的办完这件事。另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日本在山东的战败，让日本高层发觉中国的力量正在慢慢增强，时间拖的越后，越对日本不利；第二，袁世凯政府并不像日本人想的那样对日本政府百依百顺。说起日本人对袁世凯的不满，还真有段时间。
满清时期，袁世凯担任朝鲜总督的时候，为了朝鲜不被日本占领，他就开始和日本军方和政府打交道，日本人也曾多次派人暗杀袁世凯，双方军队间的血腥战斗也不是一两次了。最后袁世凯被日本人赶出朝鲜，成就了他不光彩的一面；正是由于这一段历史恩怨，袁世凯心里面一直与日本交恶，因此在其掌权后就竭力抵制日本。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权在握，日本要想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始终绕不开当总统的袁世凯，但袁氏在外交上一直是依赖欧美抵制日本，加上赵天一的出现，让袁世凯对日本政府更加的疏远，特别是山东战役中国军队取胜之后，袁世凯就更加的不看重日本了，这对日本谋求在华利益始终是一大障碍。
而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战爆发了，一直被袁世凯凭借用以制衡日本的英俄德等国深陷欧洲战场无力东顾，日本看到了宰割中国的大好机会。在这次的闭门会议上，日本元老院的井上馨认为：欧洲大战“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佑”，主张趁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而另一位元老山县有朋则是更加的直接：“将中国同朝鲜一样，置于日本的羽翼之下”，以报在山东败军之仇。最后时机，大隅首相亲自发电报询问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征求他的意见；已经在中国受了不少窝囊气的日置益，哪里还不趁机发一下火，回电称认为一战是“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还可以干扰中国欧洲远征军的出征，一箭双雕。就这样，大隅内阁起草了这份欲将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的《十二条》，决定趁英法被欧洲战事拖住的大好时机，快速逼迫中国同意协议。
递交协议书的这个任务最后落到了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的身上，因为时间紧迫，日本又不想这件事被英法美等国知道。于是这个日本公使日置益在今年的九月十八日，也就是袁世凯派王士珍南下德州找赵天一的那一天，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找到袁世凯，向袁世凯递交“十二条”密约，旨在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
作为一国总统，袁世凯对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是很激愤的。情虽如此，袁世凯毕竟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此举的凶险，虽然此时自己有英国支持，有赵天一这个准女婿强大的山东军队，但日本人的国力，还远不是中国可以抗衡的。故在接到“十二条”时，袁世凯虽然震惊，但并未怒形于色，而是以外交辞令告诉日本人，“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在日置益辞出后，他就将条约文本留下细读。看完密约的当天下午，他将在北京任军事顾问的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找来，对他说：“日本国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今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最后，他愤怒地对坂西利八郎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可见，袁世凯对于“十二条”的反感是相当强烈的。
当晚，袁召集紧急会议，国务卿徐世昌、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外国顾问莫理循等出席进行商讨，与会的众人意见不一，但均不支持接受日本人的条约这一点却没有问题。第二天继续开会，详议对策；因为陆军总长王士珍不在北京，袁世凯连找一个可以探讨军队情况的人都没有。虽然徐世昌、梁士诒等人智力也不错，但都长于政治，在军事这一块，段祺瑞离开之后，袁世凯只能找王士珍。幸好十九日下午王士珍从德州赶回，袁世凯立即将他找了过来，和众人一起商议。
听完外交总长陆征祥的介绍，王士珍非常生气，认为日本人完全是在欺辱中国，主张坚决拒绝，甚至不惜对日作战。看见王士珍发火，一边的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认为就说到：“王总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日本人提出的问题已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接受”。他的话音刚落，外交次长曹汝霖也在一边说到：“英法俄等国目前专心于他们的战事，应该对我们帮不上忙，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接受接受，如果打起来，像总长这样忠勇的人可能不多”。听完曹汝霖的话，屋里面众人明显一愣，连袁世凯也不禁皱了一下眉头；曹汝霖的话虽然不好听，但道理却是实在的。
刚才一直没有说话的梁士诒这个时候也说到：“不谈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开会讨论，至于能讨论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也认为应该与日本谈判，他也表态到：“我的看法是，和日本人谈判，拖延时间，如果能等到英法在欧洲的战争结束，那个时候日本人也许会收回条约也不一定”。
看到陆征祥，还在生气的王士珍就想到了什么，他马上接口到：“我看还得从外交上寻求西方各国的帮助，我们的远征军不是就要出发去欧洲、去帮助英法联军和德国土耳其军队作战吗？我们可以以此来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如果英国政府不帮忙，我们可以让远征军迟一点或者不出发”。听完王士珍的话，众人眼睛一亮，随即看向袁世凯。袁世凯低头考虑了一下，抬起头说到：“这个是最后的法子了，你们暂时先回去，容我再考虑考虑；还有，此事一定要绝对保密，不得向外界透露半点风声，我们自己的将军也不行”。说完，还特意看了王士珍一眼，意思是不能将此事告诉赵天一。
其实袁世凯是留了一点私心，日本人告诉他，如果同意条约，那么中国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的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政府是有办法、有影响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对袁放出诱饵，称只要接受日方的条件，日方将“保证袁世凯大总统及其政府的安全，严格取缔在日本及其保护下的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日本人的这一手，对于因革命党人活动而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袁世凯来说，显然是发生一定作用的；因为孙大炮黄兴等人联合以后，其活动势力又在南方高涨，袁世凯很害怕日本会利用支持革命党来达到推翻其政权的目的。所以，他有一些犹豫。
一直讨论没有结果，莫理循急了，他是这次参与讨论的唯一一位外国顾问，可见袁世凯对他的看重；越是这样莫理循就觉得他应该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有帮助的实事，而不是耍嘴皮子。早在十九日，莫理循就建议袁世凯将日本人的这个条约公布与众，让外界的压力来迫使日本政府收回协议。但袁世凯和众人担心此举会让日本政府恼怒，对中国采取不当（激烈）手段，所以没有同意。现在今天见袁世凯又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让众人离开，他在出去一会儿之后就又回到袁世凯书房门外，告诉侍从，他要见总统，有重要事情见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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