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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不约而同的陷入沉默。史子明的烟灰缸里已经塞了好几支烟头，手上那支愣愣的燃了好久，突然烟灰一断，飘落而下。史子明不觉怔了一下，放下跷起的二郎腿，一面把烟头摁进烟灰缸，一面弯下身子把散落在地的烟灰用手指头捻进指甲缝，拾起丢入烟灰缸中。
“老弟，你刚才一番话，比你这几年在我这说的一百万句话都好。”
赵冀问也露出浅浅的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赞许。叶宪被他们这么一夸奖反倒不好意思起来，难得低头抿茶不语，浅浅低笑荡漾在脸上。
我问史子明的看法，他耸耸肩，简单的说道：“有的时候知识太多未必是件好事。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就是知道的太多了，关于历史学有各种各样形而上的讨论，心里头也冒出各种各样的顾忌，束缚住了手脚，若是像古人一样头脑耿直一点、思维简单一些，反倒是件好事，放开手脚，想怎么编就怎么编。”
史子明反过来问我的看法，我笑着说：“我若是说实话可能会得罪你们。”
赵冀问一听便撺掇我说出来。史子明说：“这么多年来，除了蠢货和废物，还真没有其他人激怒过我。何不一试？”
我说道：“那请让我再次拿《战国策》卖弄一下。我想说的是战国策的编排和版本。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战国策》里那些策文的最初的作者们，可能由于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记述历史，也有可能他们距离事件的发生年代很近，或者其他某些原因，总之这些作者们通通没有为每一篇策文留下年代的记录，甚至连大约的年代也难以判断，出现其中的君主们通常冠以直称——秦王、赵王、齐王等等，而非冠以谥号，例如——秦昭襄王、赵惠文王、楚怀王、齐威王等等。这给判断每篇策文所描述事件的大致年代带来了巨大的不便。有些时候这种困难比较容易克服，比如这篇策文里出现了韩非，那么这篇策文的年代肯定是秦始皇即位到统一天下之前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如果是和长平之战有关，那么我们大约知道这是秦昭襄王执政后期发生的事情。但还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推断不出大致年代的。
“刘向在整理这些资料时面临着比我们更加艰巨的困难：当时没有明确的纪年法、竹简沉重而难以翻阅、竹简和皮绳因为年代久远而破损、很多资料之间存在错乱抵牾、其他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的考证帮助、没有后来出土的文物和资料当作参考……这一切使得刘向对如何编排这些资料相当为难，每篇文章独立成篇，相互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而他也难以按时间顺序把他们依次排列。最终刘向选择了一个相对妥协的办法，他采用国别体来编排此书，即按照文章所描写的事件大约与某国相关，便划入某国之中，于是便形成了东周策、西周策、秦策、齐策、楚策……‘秦策’之中便是与秦国历史事件相关的策文，而‘齐策’中便是与齐国历史事件相关的策文，以此类推；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又尽量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把各国的策文按时间顺序排列了一下，最后形成十一国策三十三篇，每篇都有或短或长的十余章策文。所以《战国策》的编排是刘向在当时学术的严谨和现实的知识匮乏之间所能得出的最好折衷。不可否认的是，假如他能获得更多的佐助，他会采取一种他认为更加合理的方式和顺序来编排此书。
“此书成书后在东汉末年由学者高诱做过注。由于这本书不是儒家经典，所以并不是士人必备的学习书籍，而在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这样的巨著也很难得到大范围的印刷，再加上各朝各代兵火频仍，到了北宋时期，北宋的国家图书馆里已经没有完整版本的《战国策》，完整的三十三篇缺了十一篇，这本书已经到了散佚失传的窘境。这时著名文学家曾巩‘访之士大夫之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谬误，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曾巩对于这本巨著有再造之恩，这本书能流传至今他居功至伟。
“宋代经济繁盛，科技与文化都很发达，借助于活字印刷技术和士人们的强烈文化需求，《战国策》开始有了更大规模的印刷和流传。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国策正是来源于南宋初年两位学者留下的印刷版本，一个是姚宏所刻印的，一个是鲍彪所刻印的，他们二人生在同时，所刻印的版本都来源于曾巩校订补全的《战国策》。
“但这两个版本在编排上相距甚远。姚宏完全按照曾巩版本的编排顺序，这一编排顺序最接近于刘向成书时的模样。鲍彪则不然。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后人看来，刘向当初对国别和时间的判断存在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一些事件他弄错了主要的相关国，另一些事件则在时间上弄错了先后次序。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刘向受到当时时代和知识水平的限制，但时代既然已经进步，史学知识既然更加丰富，那么作为一名学者，鲍彪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有人去纠正这些舛误之处。于是他竭殚一生之力，潜心钻研此书，把所有的策文重新按照国别划分了一遍，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下来，并附入了自己的很多新的注解。可以说，鲍彪按照当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重新做了一遍刘向的工作。
“鲍彪的做法并非十全十美，有时不免过于武断把根本不可能推断出年代的策文强行赋予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年代，有时不免仍然对事件发生的年代判断失误，但这些并不能阻止这个版本在宋明时期极为盛行，因为一个相对正确的编排顺序大大降低了这本书的阅读难度，使得广大士人学子更加容易的阅读这样一本巨著。
“而姚宏的版本虽然更符合刘向成书时的顺序，却在宋明时期并不流行，但从清代开始直到今天，姚宏的版本成为了最为流行且最具决定性的版本，在大小书店里售卖的《战国策》都是以姚宏版本为源头。鲍彪版本反而成了藏之馆阁的稀有之物。
“这两个版本在不同时代的境遇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里的精神面貌。宋明时期言论相对自由，知识分子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里自我意识高度觉醒，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积极思考并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将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个人价值连为一体，他们既是才富五车的学者，也以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自居，他们无所畏惧，昂扬向上。这样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反映到学术上，便是敢于质疑前人的经典，勇于创造出新的理解和诠释，比如宋朝的程朱理学和明朝的王阳明心学都是在哲学上做出的新的探索和创造。鲍彪重新编排《战国策》同样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他认为自己作为伟大文明的传承者有责任去完善前人未竟的事业。正是由于对鲍彪这样一种精神的认同，宋明时期的士人学子才没有拘于对版本的严格遵守，而愿意学习和阅读鲍彪编排的《战国策》。
“但是从有清一代开始，政治高压出现，为了维护其统治，清代的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来压制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比如屠城，比如闭关锁国政策，比如大兴文字狱等等。知识分子被迫低下了头颅，藏起了锋芒，政治上频遭失意，再也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时代风气于此一变，知识分子不再以政治精英自居，在政治上更多的以臣仆的身份屈从于强大的皇权之下，满腔的热情郁积为填胸塞心的愤懑，于是他们杜门闭窗，转向学术研究，但同样由于文化上的高压，这种学术研究注定不是一种外向型的创造性研究，去阐发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而是一种极端内省的研究方式，即对古代文字、古代典籍进行一种客观的还原，抛弃千百年来在其之上不断发挥的诠释，去追求最原始的本意，这样一种近乎咬文嚼字的研究方式无疑是最安全的，这也是为什么清代考证和训诂学极为发达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如此，姚宏的版本开始慢慢占据上风，他的版本对古代典籍改动最小，最接近于刘向成书时的模样，最适合拿来做学术研究，而鲍彪积极无畏的史学态度是清朝学者敢慕而不敢为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堪称盛世的今天，不能不让人悲痛。当代的知识分子不学无术，纸醉金迷。《战国策》这样一部承载了伟大文明的巨著在今天依然被视为只供学术研究的典籍而束之高阁，今天我们拥有如此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是阅读过这本巨著的人恐怕连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其实又何止是《战国策》遭遇如此的命运呢？那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古代典籍不都被当代知识分子所抛弃了吗？
“我们何以称自己是中国人？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来到这个国度的人都有资格称自己是中国人。我们称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吗？而这个文明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思想和最动人的艺术难道不是著之以丹青、载之以典籍吗？如果连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去阅读和学习这些典籍，这个伟大的文明何以传承下去？我们又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中国人？
“而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历史学家似乎受了物理惯性的影响，依然在做着清朝学者做的事情。他们明明知道刘向和鲍彪的编排存在很多问题，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他们却依然裹足不前，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过前人未竟的事业，长风破浪，编排出一个更加准确的《战国策》来。
“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搪塞，历史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总是他们不忘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你可以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也可以以这样的理由去攻击刘向和鲍彪，甚至去攻击孔子、司马迁和司马光；但是你也应该明白这样的理由无法掩盖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更无法掩盖他们留下来的巨著，同样无法掩盖的是你的无能和懦弱。
“这些人太在意正确了，而忽略了伟大，伟大的东西从来不是完美的，也从来不是正确的。
“有的时候，我不免怀念古时候。那时候的历史学家们心怀天下，即便身处江湖之远，也为庙堂之内而忧愤。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很单纯，历史要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盛衰治乱负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孔子、司马迁、刘向、司马光、鲍彪、姚宏，他们的价值观不尽相同，却都义无反顾的书写着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明得以延续下去的历史。而如今，历史学家早已钻入象牙塔中，闭耳塞目，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怎不令人痛心！
“三千年前周公始成《周礼》，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五百年后孔子痛世道凌迟，故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再五百年后汉武盛世，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身陷辱刑而益自发愤，名遭侮秽而不取苟容，终成《史记》；一千年后在繁盛昌明的北宋，司马光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编纂成《资治通鉴》；时间又过了一千年，历史学家们再度躬逢盛世，却没有一个人勇于接过前人的伟大遗志，继续书写足以彪炳后世的史学著作。一旦知识分子们丢失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还有何面目立于世上？更有何面目见往圣先贤于九泉之下？
“黑格尔说过，历史总是会发生两次，马克思后来补充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如果说清代学者们的万马齐喑是时代造成的悲剧的话，那么对于当代知识分子们的自甘堕落，我只能认为是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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