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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列传十九》：完我遇事敢言，尝议定官制，辨服色。十二月，上疏言：“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铺张。虑国事无纲纪也，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置六科；虑君心宜启沃也，置馆臣；虑下情或壅蔽也，置通政。数事相因，缺一不可。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言官。臣请明辨之，我国六部既立，曾见有一人抗颜论劾者否？似此寂寂，岂国中真无事耶？举国然诺浮沉，以狡滑为圆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退缩为雅重，上皇皇图治，亦何乐有此景象也？况今日秉政者，岂尽循理方正？属僚既不敢非长官，局外又谁敢议权贵？臣知国中事，上亦时得闻知，然不过犹古之告密，孰若置言官，兴利除害，皆公言之之为愈耶？言官既设，君身尚许指摘，他人更何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尽言，勿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妙术也。若谓南朝言官败坏，此自其君鉴别不明，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不置通政，则下情上壅，励精图治之谓何也？至若服制，尤陶镕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之。汉官不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伤心堕泪者，将何以招徕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分别服色，所系至大，原上勿再忽之也。臣等非才，惟耿介忠悃，至死不变。昨年副将高鸿中出领甲喇额真，臣具疏请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若臣等二三人皆去，岂复得慷慨为上尽言乎？”疏入，上颇韪之，命俟次第举行。
6.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列传十九》：六年正月，完我疏言：“昨年十一月初九日，自大凌河旋师，上豫议今年进取，至诚恻怛，推心置腹，蔼然家人父子。臣敢不殚精毕思，用效驽钝。臣闻千里而战，虽胜亦败。近年将士贪欺之习，大异於先帝时，更张而转移之。上固切切在念，而曾未显斡旋之术。人心不钅柬，必不得指臂相使之用。分军驻防，万难调停，虽诸葛复生，无能为也。又况蜂虿有毒，肘腋患生，疑贰之祖大寿，率宁、锦疮痍之众，坐伺於数百里间，杞人之见，不得不虑及也。”
3. 《明史》：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给与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因荐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帝立从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赐一品服以宠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权、定职掌八事，帝亦报可。
4. 《明史》：之垣方与所司议兵饷，而化贞所遣都司毛文龙已袭取镇江，奏捷。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水师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命既下，经、抚、各镇互观望，兵不果进。顷之，化贞备陈东西情形，言：“敌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兵部尚书张鹤鸣以为然，奏言时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复趣之，请令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会化贞复驰奏：“敌因官军收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愈促进师。化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关，次右屯，而驰奏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化贞卒无功而还。
5. 《明史》：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龉。而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
6. 《明史》：毛文龙镇江之捷，化贞自谓发踪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服。廷弼又显诋鹤鸣，谓：“臣既任经略，四方援军宜听臣调遣，乃鹤鸣径自发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问调军之数，经今两月，置不答。臣有经略名，无其实，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鹤鸣益恨。至九月，化贞犹言虎墩兔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廷弼言：“抚臣恃西部，欲以不战为战计。西部与我，进不同进，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余里，敌分兵来应，亦须我自撑拒。臣未敢轻视敌人，谓可不战胜也。臣初议三方布置，必使兵马、器械、舟车、刍茭无一不备，而后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以守。今临事中乱，虽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卜一举成功，而臣犹有万一不必然之虑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贞兵亦不敢进。
7. 《明史》：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谓出、嘉栋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极誉化贞，刺廷弼，诋之垣逍遥故乡，不称任使。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水师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何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立功赎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场事重，无敢言其短者。
8. 《明史》：至十月，冰合，广宁人谓大清兵必渡河，纷然思窜。化贞乃与震孺计，分兵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诸城堡，而以大军守广宁。鹤鸣亦以广宁可虑，请敕廷弼出关。廷弼上言：“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动摇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部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其言甚切至，鹤鸣益不悦。廷弼乃复出关，至右屯，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乃令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三千人守西平。复申令曰：“敌来，越镇武一步者，文武将吏诛无赦。敌至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甫定，化贞又信谍者言，遽发兵袭海州，旋亦引退。廷弼乃上言：“抚臣之进，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间屡进屡止，犹未有疏请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则拜疏辄行者也，臣疾趋出关，而抚臣归矣。西平之会，相与协心议守，掎角设营，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军马又遣还矣。初五日，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时马圈无一敌兵，即得牛庄，我不能守，敌何损，我何益？会将吏力持不可，抚臣亦怏怏回矣。兵屡进屡退，敌已窥尽伎俩，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愿陛下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化贞见疏不悦，驰奏辨。且曰：“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因请便宜行事。
9. 《明史》：时叶向高复当国，化贞座主也，颇右之。廷臣惟太仆少卿何乔远言宜专守广宁，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赏无益，给事中赵时用言永芳必不可信，与廷弼合。余多右化贞，令毋受廷弼节制。而给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贞尚方剑，得便宜操纵。孙杰劾一燝以用出、嘉栋、卜年为罪，而言廷弼不宜驻关内。廷弼愤，上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帝以两臣争言，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抗违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乃下廷臣集议。
10. 《明史》：初，廷弼之出关也，化贞虑夺己兵权，佯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会震孺奏经、抚不和，中有化贞心慵意懒语，廷弼据以刺化贞，化贞益不悦。及化贞请一举荡平，廷弼乃言：“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当是时，中外举知经、抚不和，必误疆事，章日上。而鹤鸣笃信化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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