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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大街上公然被刺杀，不但是让江宁各级的地方官慌了手脚，更让某些大人物也意想不到，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太严重了。
八月初二消息传到北京，犹如一颗炸弹在紫禁城内炸开。同治帝看完奏报，大惊道：“谋刺重臣的事情，此是千年第一案。
最近的一件也只在唐朝元和十年的时候（公元815年），丞相武元衡在早朝时为盗所害。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今朝身边又出此事，实在让朕深为骇异。”当即下旨：江宁将军魁玉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
慈禧更是先一步得到消息，她当天下午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召到仪鸾殿商量。慈禧太后坐在鸾座之上问道：“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何样机敏？因为事涉自己原任的两江之地，曾国藩急忙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却不敢再说什么。
清廷先命江宁将军魁玉会同两江“严讯”，“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魁玉等复奏：“凶犯……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后慈禧太后又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张之洞的哥哥）“驰赴江宁，会同熬审”同时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主审此案，12月再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以软差大臣身份驰赴江宁复审。
就这样几派钦差重臣，折腾了大半年，到1871年3月14日，曾国藩、郑敦谨联衔上奏，以“漏网发匪逆党挟恨复仇”具结该案，刺客张文祥被处凌迟极刑，并剖心致祭马新贻。一件大案至此，似乎已成定验。然而，参审官员事后的种种异常表现，却令人觉得此案结犹未结，另有不能道破的隐情。
首先是参与会审的两位马新贻亲信——江宁布政使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袁世凯的叔叔，后过继为其子）都拒绝在奏结上签字“书诺”，也就是不承认审讯的结果。
孙衣言更把质疑写到了马新贻的墓志铭上：“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直指供词不实，忿忿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他这个时候才明白，自己的靠山一死，湘军集团上下对于他的态度，原来马新贻在时，整个湘军集团对于他或者马新贻都是不冷不热的，如今更是冷眼相加，更谈不上配合查案了，而张文祥对他更是嗤之以鼻，也难怪他忿忿不平。
其次，钦差大臣郑敦谨审结出奏之后，不等朝廷答复，就匆匆离开江宁；未及回京复命，就中途称病辞官回家。按清制，钦差不回京复命是要受处分的。而郑竟然置之不理，不免令人诧异。
郑敦谨翰林出身，先后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最高监察长官和司法部长），因为办案铁面无私赢得“郑青天”之名。
他在离开江宁之日，对曾国藩按官场礼节致送的程仪（送别礼金）拒而不纳，如此不给面子的举动，是不是要表示对与曾国藩会审结果的不满？而郑辞官后终身不复出仕，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心灰意冷？
冷眼人不难看出这其中的猫腻，如果说刺马案跟湘军集团没有任何瓜葛？这话估计没有一个人相信，更何况曾国藩虽然不在，但湘军真正的统帅曾国荃始终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和态度。
“刺马案”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一个是因为马新贻作为两江总督的高级官场身份；另一个是因为这个案子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军事秘密——朝野都认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军攻陷天京后，收缴了洪秀全的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少。
曾国藩此时等于背了黑锅，他的所获实在是不多，但这事情等于黄泥巴掉到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曾国藩有苦说不出，这显然是有人泄露了他的那些非常隐秘的事情，这让他非常愤怒，现在消除朝廷对他的猜忌才是重中之重。
可是这又那里是那么容易的？别的不说他的湘军就是一个口实，所以他对于朝廷要裁撤湘军的意见是全力配合和支持，但当时湘军势力强大，更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
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后世史家，多持湘军“刺马”说。认为至少有如下三个理由，令湘军必“刺马”而后快：
第一、湘军自186~4年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也就是江宁，今南京）后，就视两江为自己的地盘。但朝廷却不容湘军坐大，1868年把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天子脚下的直隶总督，派不属湘军系统的马新贻继任，并落实裁撤湘军。
其时马新贻不过47岁，资望既浅，又无显赫军功。纯是朝廷为了制衡湘军势力培养出来的政治新贵，湘军中人，如何容得下这根“眼中钉”？
第二、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后，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又称“袍哥”，源于四川，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传说中是“天地会”的分支），这样就扩大了黑势力，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办，抓到为害百姓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对他恨之入骨。
第三、有闻马新贻奉有慈禧太后密旨，要他追查太平天国宝藏下落。太平天国在天京经营十年，积聚金银财宝无数。清廷本指望在攻克天京后，以这笔财富填补历经十多年内外征战空虚已久的国库。
岂料天京在被湘军“九帅”曾国荃率军围困四十余天陷落后，这笔财宝却不翼而飞。有传闻指曾国荃攻进天京后，纵兵将天王府抢劫一空，然后一火焚之。
事后，湘军中人多有回乡购田置地，大起豪宅的。当时朝廷曾让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国库的下落，曾国藩却只对以天王府已被大火焚毁，瓦砾全无。而马新贻要调查此事，不被杀人灭口才怪。
马新贻被刺后，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显然看出了一些端倪，急调湘军老祖宗曾国藩回两江坐镇，以防局面变坏。但曾国藩态度却很奇怪，两度上折称病请辞江督。
当时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正为办理“天津教案”焦头烂额，国人责他媚外，洋人责他惩办不力。
如能调任江督，正可顺理成章脱离这个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而曾国藩竟想赖在天津不走，除非他认为，“刺马案”比“天津教案”更麻烦，更尴尬。
虽然曾国藩屡辞不获之下，又受了朝廷几顶夸他“老成持重，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等高帽，不得不勉强赴任，却是一路拖延。抵达江宁后，每天不过会客看书，也并不急着审案。
而后来在与郑敦谨共同审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又往往沉默寡言，极少发问。郑敦谨进行了将近半个月的审讯后，曾国藩不过是淡淡的提示郑敦谨，恐怕案子还得象以前那样奏结。曾国藩的消极态度中有什么样的隐情，耐人寻味。
最终，因曾国藩一个“实无指使别情”的奏片，朝廷中止了追求“刺马”案真相的努力。这句话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出自勋高柱石的曾国藩，力量非同小可，无非告诉朝中军机大臣：不要再问了，问下去就没什么好结果了。
自始至终，可以说朝廷一直力主“刺马”案另有主使，并且不断降旨以推动审讯工作，前后参加审讯的官员多达五十余人。
但直到最终，也没有审出幕后主使，朝廷迫不得已接受了审讯结果，只有以死后哀荣来安抚马家后人，上谕赏加马新贻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列国史传，并赐谥号“端愍”，意思是为官清正，死得可惜。
其子马毓桢加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其后代子子孙孙可世袭“骑都尉兼云骑尉”的职位。又令在马新贻曾经为官的江宁、庐州等地及其家乡荷泽建立专祠，春秋官为之致祭。这些恩赐总算仁至义尽。
坊间传闻四起，说什么的都有，有说张文祥其实是反清义士。曾经是跟随太平天国的一些小组织小势力里的人，杀马新贻乃是杀身成仁的壮举，有说马新贻在江宁敛夺财物，抢了张文祥家的祖宅，更有桃色的说法，说是张文祥的娇妻被马新贻所抢！总之说什么的都有，社会上传的一片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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