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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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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鼎,据传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后,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金铸成九鼎,象征九州。商代时,对表示王室贵族身份的鼎,曾有严格的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皇储皇室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因此,‘鼎’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据说,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但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时,九鼎已不知下落。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秦始皇出巡泗水彭城地方,曾派人潜水打捞,结果徒劳无功。   也有史学家认为,九鼎并非是九个,而是只有一个,因为代表九州,也叫九州鼎,简称九鼎。

    词语释义

    1、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 战国时, 秦楚皆有兴师到周求鼎之事。 周显王时,九鼎没於泗水彭城下。 唐 武后、宋徽宗也曾铸九鼎。《史记?封禅书》:“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 周德衰, 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后亦以九鼎借指国柄。 南朝 宋 谢瞻 《张子房诗》:“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 宋 杨万里 《读严子陵传》诗:“早遣 阿瞒 移九鼎,人间何处有 严陵 。” 清龚自珍 《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诸经有《法华》,王者之有九鼎,家业之有总帐簿也。”   2、喻分量重。《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毛先生一至楚 ,而使赵重於九鼎大吕。” 司马贞索隐:“言毛遂至楚 ,使赵重於九鼎大吕,言为天下所重也。” 宋黄庭坚 《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声名九鼎重,冠盖万夫望。” 明 张煌言 《怀古》诗:“人定能胜天,一言重九鼎。”

    来历

    黄帝宝鼎

    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熔点低,便于铸造冶炼。夏代的炼铜业。古文献中亦有记载。《越绝书》卷十一日:“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三国指夏、商、周。《左传》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即言此事。据考古材料证明,当时的奴隶在铸造象九鼎这样的大型器件时,一般是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铜制的坩锅冶炼铜,锡矿块,最后将铜锡溶液注入范中,就成为青铜器。   但《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初年,大禹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后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九鼎象征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

    变迁

    商汤逐走夏桀后,将九鼎迁至其都。盘庚定都于殷后,九鼎迁移至此。周武王灭商后,曾公开展示九鼎。周成王即位后,周公旦营造雒邑,将九鼎迁至该城,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将九鼎安放在太庙之中。(墨子?耕注: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东周开始后,周朝王室衰落,各诸侯开始觊觎王权。周定王时,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因国内发生叛乱,未果。   秦惠王时,张仪制定策略,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楚顷襄王、齐国国王亦希望争夺宝鼎。周赧王周旋于两国以及魏国、韩国之间,令其相互制约,得保九鼎不失。

    式样纹饰

    大禹铸的九鼎是什么式样?是方是圆?是四足还是三足?鼎内外有什么铭文和纹饰?至今无所考稽。惟《拾遗记》卷二载曰:“禹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象阴数。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以雄金为阳鼎。鼎中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否。当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将末,九鼎咸震。皆应灭亡之兆。后世圣人,因禹之迹,代代铸鼎焉。”   以上雄金、雌金的含义诸书无解,大概是指合金的硬度而言。“以占气象之休否”就是测国运之兴衰。可见,鼎从容器、炊具、到祭器、礼器、又到宝器、神器,代代演变已彻底改变了实际用途,变成了国家供奉的神物。   大禹九鼎之纹饰虽无实物可证,据现已出土的当时陶器纹饰推测,也不外于兽面类、龙凤类、动物类、云雷类、火类、几何类等。

    失落及重铸

    司马迁在他撰著的《史记》一书中,对九鼎的记叙,就有出入,前后不一。如:在周、秦二“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但在《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由后者分析,九鼎在秦灭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时,已经不见;那么,前者所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从雒邑掠九鼎归秦,岂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司马迁之后,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中,对九鼎之下落,采取兼收并蓄之法,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同时,又补充了一条史料,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泗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毕竟是江水滔滔,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把志》中认为: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已无力量保护自己。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却虎视眈眈,力图统一中国,取周而代之。因此,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泗水之中,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自找麻烦,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因此,是使人难以置信的。

    后世帝王亦曾屡次重铸九鼎,以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和宋徽宗崇宁三年两次最为有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