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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伯张能，面对朝臣的口诛笔伐也是头疼。为了扭转战局，在汪舜华的直接授意下，重金聘请苏州士子文林写了四幕话剧《运河柳》，记叙正统年间漕运体制下，军士因为饱受盘剥家破人亡、被迫逃亡的事。
江南人民对漕运的感受刻骨铭心，尤其宣德以前，大量农民因为漕运破产。周枕的改革后，农民的日子好过一些了，但漕军的生活状况日渐恶化。漕军王老实，原先是个卫所千户，小有资产；后来因为办差不利，被贬来当漕军，押运粮食。制作漕船，军卫需出三分造价，但是军卫没有钱，怎么办？就只有自己掏钱；每年春兑秋回，途中各种劳苦就不必说了，还要忍受各级衙门各种明目繁多的费用；同时，又侵扣运军月粮、行粮。同行的伙伴要么盗卖漕米及运船，要么私造大解大斗，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更有甚者，为了掩盖侵盗，不惜凿船自沉。因为按照制度，船沉了就不必赔；但是如果因为船坏了，损失就要自己承担。王老实胆子小，不敢这么干，就只有自己卖家产去还；把总等官趁机放高利贷，大肆盘剥，甚至自己带回的一些换取柴米的土产，也被抢夺。越来越多的军士逃亡，剩下的就必须顶上，一个两个不够，全家都得上去，实在熬不下去，只能加入逃亡的队伍。
很普通的故事，在江南一带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张能相当熟悉漕运制度的沿革和运作，文林知道朝廷的意思，自然也就没有顾忌。
因为实在太接地气，这部作品不仅在朝堂上引发了惊涛骇浪，在江南一带更是引发了广泛共鸣。上演的时候，不仅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爱看，漕军士兵更是看得哭声动天。
当然漕运衙门也不甘就这样被踩，马上找人编排了一出新戏，极力宣扬海运士兵的艰苦和危险。
张能很淡然：是，海运危险，但是我们平时不会过分克扣，伤亡抚恤都是按标准来的——太后定了标准，又是公司，来去随意；虽然有假冒死亡骗取抚恤金，但总体来说，员工积极性很高。你们呢？
漕运衙门和海运公司不仅在业务争夺的时候打嘴仗，戏曲舞台上也开始你来我往唱对台戏。
一边说你风浪滔滔不拿人命当回事；一边说你残民以逞无视百姓血泪；
一边说你重利轻义，一边说你逼良为娼。
双方第一次发现，原来舆论战还可以这么打。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也有越来越多的洋人来到大明，反映不同风俗文化的话本小说也开始受到欢迎。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没有出世，但唐僧西行、鉴真东渡都是很有名的故事，还要加上张骞凿空，虽然文笔可能没那么流畅，立意没那么深刻；本朝的郑和下西洋更是吸引了无数的说书人和听众，因为贴近时事，不仅普通人听得爽，有心人也可以得到一些科普知识。
汪舜华亲自审核了本子，让人去军校和京营里说书，删除了乱七八糟的神仙鬼怪斗法，极力称颂南洋的物华天宝和人民对王师的盼望——为了丰富官军业余生活，汪舜华批准，定期让说书人进去说书，以历朝名将和本朝战事为主。
但愿有人能听懂。
当然神仙妖魔也是有的，比如《天仙配》。
当然不只是汪舜华的功劳，毕竟这出戏早在宋朝就已经开始流传，元朝就搬上了戏曲舞台，也是明朝的流行剧。不过汪舜华对“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印象太深，对眼下的唱本都不满意，亲自指导修改。
实践证明，经典是禁得住历史和人民检验的。
没有“奉旨匹配”反而是“思凡下界”，最后也不既不是夫妻分别也不是全家飞升，而是七仙女甘心被剔去仙骨，和丈夫孩子厮守；但有温柔多情的仙女，正直憨厚的书生，情法两难的王母，新编版的《天仙配》受到明朝各阶层的喜欢。
普通百姓看得热泪盈眶，小市民们则在议论，戏文意有所指，神仙不能妄动私念，否则特权在手，就很难不公器私用——好像这话是在教训官员要修身持己；神生没有尽头的，如果任由匹配婚姻，生下的子女怎么算？生生世世无穷尽，神仙越来越多，百姓没有增长，怎么供养？——这真的不是说限制宗室吗？王母心疼女儿，但是更重视天条——这算不算汪太后在诉说自己的苦衷？
汪舜华拨了拨茶，知道你们这些书生最爱做梦，如果不把这个梦写的深刻，怎么能让群众喜闻乐见，怎么能让大家都知道铁面无私不是无情，反而是大爱。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戏曲这样受欢迎，大家都看到了。不仅是改革派的想要借此扩大影响，哪怕是保守派的，也想分一杯羹，含沙射影语带机关。
《白华传》成了笑话，但是没关系,可写的还有很多。比如吕后则天刘娥，都是大名鼎鼎；还有萧太后，临朝摄政27年，将辽朝推入鼎盛；但她杀伐果决，和重臣韩德让关系特殊。
甭管真的假的，只要史书记载了，就不算咱们胡编乱造。
别问，问就是你心虚。
汪舜华揉揉眉心，历史真的是一面镜子，什么事都能找到样本。
好在现在小说才兴起不久，还不够成熟，即便是文人独立来创作的，也借鉴了话本的特点，文学性不说，史实性反而比不过后代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已经很良心了，忠奸倒置、指鹿为马都是常有的事。
因此，不用汪舜华开口，文林馆就直接打了回去。
知事刘珝是翰林院出身，后来在詹事府侍奉皇帝读书，以门第自重。副职孙贤更是景泰五年的状元，只是他刚直易怒，度量狭小，不仅与同僚不和，而且多次上言抨击改革；另外一个副手金绅是孙贤的同榜，授刑科给事中，进都给事中，同样性格狷介，而且他是言官，有事没事上书大骂，汪舜华实在受不了，把他们打发到这里来。
下面的中层领导当然没有这样的水平，但也是国子监成长起来的老官僚。
你们不是眼睛里不能容沙子吗？
那好，留着对付文人吧！
可以想见，这些满腹经纶的老学究将如何对待这些送上门来的菜鸟。
孙贤拿着一本记述刘娥的小说，从时代背景、人物形象、语言风格、情节结构开始，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批判，可比后代观众品评电视剧还要严苛。
作者当即傻了，差点怀疑人生。
不怪孙贤等人鸡蛋里挑骨头，小说写刘娥抢了李宸妃的儿子这才晋升皇后垂帘听政，在当下实在敏感——如今还没有“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但是宋仁宗的身世早在元朝就搬上了历史舞台。既然是有名的典故，翰林们还真的不陌生，也知道是宋真宗默许的，如果只写到抢儿子，也没什么，正好隐射一下孙贵妃；但是写到真宗去世太后垂帘听政，那就要小心了，如今民间已经隐隐有声音说皇帝不是太后亲生的了。
记述李唐开国的《说唐》也得到了这样的待遇。明朝文人挖掘历史、记述历史的视野格局与清朝文人差不多，甚至想得到朝廷的认可，少了很多民间故事，大体的情节脉络都是按照史料来的，充其量写某某是星宿转世，都无关紧要；不过文人写的，自然就体现了某种文人的审美和倾向。
汪舜华忍不住吐槽：“这个凡事只会哭的泪包是李世民？”——二凤是爱哭，但人家不是大哭当前束手无策的抱头痛哭好吗？
得，后面不用看了，不知道是不是又把程咬金写成混世魔王，给苏定方涂了个大白脸：“你写的是李世民还是刘备？如果李世民真的只会哭，那李家天下是怎么得来的？真以为能哭出一个江山？要不你哭一个给我看看？——他要真是这样怂包，还敢发动玄武门之变？下面的会服他？因为他哥不如他能哭？”
作者陆仁是个不得志的小文人，没见过这种阵仗，磕磕绊绊的说：“明君圣主，自当垂裳而治；这些冲锋陷阵的事，自由武夫去。”
“那你写会哭的皇帝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借李世民的名头？”
陆仁有点说不出话，好歹李贤替他解释：“当年太后曾劝谏隐帝‘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唐太宗乃是千古名君，也是后代帝王仿效的榜样，弱化他的武功，也是为了帝王学习他的文治。”
明白了，合着是怕后代皇帝画虎类犬，学唐太宗冲锋陷阵结果成了隐帝全军覆没再来一回北京保卫战，所以告诉他们，唐太宗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能纳谏，所以你只要老老实实呆在宫里听我们的话，别处去兴风作浪，就能做明君啦！
汪舜华摇头：“不是一回事。隐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本不谙军旅，又偏信王振，所以我要劝谏他出征；否则，别说他有李世民的本事，就是凡事能和张辅、朱能等商量而行，也绝不至此。”
涉及到前朝的明君都会严审，如果敢在本朝演义里胡乱编排历代先帝或者重臣，呵呵。
这还真不是杞人忧天，已经有人这样写了，不过没那么明显。称颂懿文太子贤德没事审个案保个媒劝一下皇帝没啥，谁让人家真的天人归心只是短命呢；但把故事背景放在建文、正统时期，称颂那时候天下太平、百姓安乐，主角团烈火烹油、安享富贵，然后风云变幻，家破人亡。
这样的春秋笔法，看不出才叫见鬼！
汪舜华冷笑，还好时间隔得不算久，前些年又大力宣传过，否则说不定真要让人带跑了。
历史考据太麻烦，一般民间文人没那么多时间和机会接触史料，大体上能按照历史脉络就不错了；怎么办？
——还有现实题材！李莹就是这样火的。
世界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当前面有人已经走出一条路的时候，自然会有无数人跟着走。《贞节牌坊》之后，就有无数反映寡妇题材的作品反映出来。文人们怀着或是想解决问题、或是猎奇的心理，用或是写实、或是夸张的笔触，来描摹这群人的生存状态。不管是为了迎合上意，还是单纯的制造矛盾冲突，寡妇乃至妇女群体的生存环境就这样暴露在大众视野中。一边是血淋淋、凄惨惨的现实，一边是老夫子冠冕堂皇的训斥，对比鲜明，拷问人心。
不管怎样，这些作品为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但是现实主义题材不是那么容易写的，因为历史也好、神话也罢，只要故事精彩，也没有太多人去考究；反而是现在的生活，一旦失真，马上就会被人戳穿。因此，想在书斋里坐着编出好故事基本等于痴人说梦，必须走出去，至少了解一下最新的政策，否则不管是讽喻还是奉承，都不在点上，被反讽一顿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你要是编一些从前钟鸣鼎食，改革后日子萧条甚至骨肉离散的，你敢呈上去吗？
但还有现成的途径——邸报，那里会刊登重要的案件，可以参考；当然为了过审或者满足群众大团圆的心理，往往最后会让钦差至少是清官出来收场。
朝廷对这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公案小说也很支持。汪舜华觉得可以收到普法的效果，朝臣则认为唱响了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弘扬了忠君报国的正能量——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最有名的办案清官肯定是包公，从宋元以来就有不少传说，明朝开始大量涌现。读书人自然很容易想到他，书生安时泰就收集整理了民间故事，编撰成《包公案》。
汪舜华亲自审了，还不错，树立了一个秉公执法、清正廉明的典型，宣扬了忠君思想，也有不少揭露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反映封建礼教的篇章，当然作者的立场不一定是控诉，于是吩咐安时泰：“书写的不坏，可以再完善一下。把那些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的删了，还有那些诲淫诲盗的、荒诞不羁的，都不要留着，拉低了品格。就好好写包公是怎么抽丝剥茧查清案情、又如何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就成。”
甚至给赵官家涂个大白脸也可以——省得你们总是拿赵家厚待读书人来膈应我！
转头吩咐孙贤：“等他改完了，你再好好审核把关，没有问题报给我，就给他授官。”
安时泰大喜，慌忙磕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公案小说戏曲一时风靡市井坊间；很快有了升级版本——侠义小说，最早从说书人石开山开始的，还是以包公打头，漂泊江湖、行侠仗义的侠客感念清官的恩义，护卫左右。
这类题材极受百姓欢迎，锦衣卫汇报：“每次演出，观众都是爆满，欢声雷动。”
当然要欢呼了，由清官统率侠客，一起铲霸诛恶、扶危济困，中间各种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最后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大家当然喜闻乐见。
朝臣也给与了肯定，程信就称赞：“这等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话本，正该表彰。”
难怪《三侠五义》一再翻拍，果然有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