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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汪舜华更关注的，其实是开封，徐埕正在那里治理黄河。
这两年黄河暂时消停，但对于这条母亲河，朝廷上下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建极四年七月，河决开封以后，汪舜华命徐埕总理河道，负责治河，特准便宜行事。
治理黄河非同小可，不能心急，徐埕心里很清楚。
徐埕的第二次治黄之旅，是照着他的学生白昂走的，可能天意使然，这回白昂也跟着他。
白昂字廷仪，常州武进人，历史上是天顺元年进士，徐有贞的门生，在弘治年间主持治理黄河，沿用了老师的治理思想，取得了成功。
这回白昂在景泰八年考取进士，按说和徐埕没有交集，但汪舜华高度重视人才储备，尤其科技人才，徐埕这样的治水天才，是一定要带几个学生出来的，于是让吏部选择了几个年轻的进士，让他们跟着徐有贞办事，白昂就是其中之一。
徐埕已经有了一次经历，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他再次广泛调研，认为治水的关键在于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最后提出了和白昂一样的治水方略：北堵南疏。
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
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入大海，就是胜利！
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徐埕和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
他们奏请朝廷，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是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的。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月河，分流入淮。
与之相对应的，是修筑与挖掘拦水坝和分流月河。河南、江苏、山东，徐埕组织开挖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月河，仿佛密密麻麻的网线，缠住黄河的身躯。这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汛期来临，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
工程大，工期急，何况当时北四省正在进行土地清理，各种势力角逐，斗成一片。但是徐埕带着白昂等人迎难而上，召集二十万民夫昼夜施工。工程监督一丝不苟，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
和历史上一样，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这个看似完美无暇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
当徐埕和白昂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后，终于找到了这个漏洞。
这个漏洞，就是山东张秋河。
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而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
正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景泰四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
但白昂却敏锐的发现：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
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
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向徐埕报告了自己的看法，徐埕也觉得背脊发凉，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十二条月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
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万无一失。
历史上，白昂收到了中央的回复：不准！
因为朝廷没钱。国库本身不富裕，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实在没必要；山东的官员也反对：毕竟都想离黄河远点；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淋头。
就这样，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反对声里了。
结果三年后，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在张秋河决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国库当然也缺钱，但是和黄河泛滥、生灵涂炭相比，再缺钱、哪怕勒紧裤腰带，也得节衣缩食把这部分的钱省出来！
更何况，建极三年开始，朝廷进行了改革，财政压力大大缓解。
因此，在建极五年夏天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以后，徐埕师徒继续奔走在黄河沿岸，主持十二条月河修筑，直到建极六年底全面竣工。
汪舜华对山东治河成果异常满意，提拔徐埕为右副都御史，他极力推荐的白昂则升为工部郎中。
级别不算高，因为黄河治理仍然在进行中。
建极七年初，徐埕第三次带着他的学生们出发，寻求根治黄河的办法。
这一行人上到河南，下至南直隶，栉风沐雨，深入工地。
建极七年十月，徐埕提出了对黄、淮、运三河提出了综合治理原则，和后代的潘季驯一样：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
说白了，治理黄河要有整体的观念，要有统筹的规划。黄河、淮河和运河三者交叉在一起，治理的时候就要重视通盘考虑、统一规划。
潘季驯看到了，徐埕也看到了，他提出了束水攻沙；建极七年底，师生风尘仆仆的回到北京，向汪舜华和重臣们解释治河的思路。
几经争论，汪舜华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建极八年三月，本着“塞决口以挽正河，筑堤防以溃决，复闸坝以防外河，创滚水坝以故堤岸，止浚海工程以省靡费，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的治理原则，招募民夫二十五万，筑高家堰堤六十余里，归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余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此外，还修筑了多处堤岸。
这项工程在建极八年十月告竣，耗资近740万两。经过治理，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河道无大患。
嗣后，汪舜华还是不放心，命徐埕等再次勘探，又对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堤防闸坝，进行了一次整修加固。仅在徐州等12州县，加固或修筑各类堤坝十三万丈；在河南荥泽等16州县中，更长达十四万丈，进一步巩固了黄河的堤防——这是潘季驯在第四次治理黄河过程中采取的方略。
这项工程直到建极九年底完成，耗资达500余万两。
此外，徐埕还干了件大事：完善引汶济运工程。
永乐年间，宋礼历时九年，完成了这项工程。从此，大运河畅行无阻，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
引汶济运工程有三个大项，其中一项是筑戴村坝。只是当时财力有限，使用土坝。年年遭水毁、年年要修，不然无法向南旺引水。
此次徐埕调集民夫2万，在坎河口建成一道长宽各三里的石坝洪道，兼有雍水、导流和溢洪的功能。
很多人认为现在黄河相对平静，反而朝廷多事，没必要在这上面牵扯太多的精力，但汪舜华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徐埕等人的工作，当然有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最重要的，改革会得罪很多人，所以必须要有拿的出手的政绩，而治理黄河那就是不亚于封狼居胥的光辉业绩；二是现实的，现在流民很多，需要安置，但总吃赈济，并不是办法，能以工代赈，同时完成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何况土地清理以后，肯定就是大踏步的农业发展，也确实需要农田水利；三是为未来考虑，去年的蝗灾印象实在深刻。明朝处于小冰川时期，就是从成化弘治年间开始，水灾、旱灾、蝗灾频频发生，让帝国难堪重负。未雨绸缪，今天把事情做了，免得来日生灵涂炭，这是为官的担当，也是为人的底线；四是做这样的工程，是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偏偏她对明朝历史不算熟悉，目前所知的水利学家，就徐埕这一个，偏偏他年龄也不小，快六十的人了，这种工作相当辛苦，谁知道哪天倒地上就爬不起来了？所以趁着他还在，一定要使劲薅羊毛，薅秃为止。
汪舜华真的觉得自己很有资本家压榨剩余价值的潜力。
当然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汪舜华很清楚，这次的治河还只是局限于河南以下的黄河下游一带，对于泥沙来源的中游地区却未加以治理。只靠“束水攻沙”，不可能将全部泥沙输送入海，势必要有一部分积在下游河道里，抬升河床；寄望于“蓄淮刷黄”也不靠谱。黄强淮弱，蓄淮以后扩大淮河流域的淹没面积，威胁泗洲及祖陵的安全。
要想治理黄河，科技手段和工程手段汪舜华知道的不多，但是她知道治黄根本上就是要治沙，减少水土流失，而要做的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退耕还湖、封山育林。
因此，建极八年三月，汪舜华下旨，对全国河道尤其长江黄河流域进行清理，拆除一切违规建筑，退耕还湖还河；同时下旨，此后不仅不许侵占河道，而且河道两岸一丈以内，也不得侵占，违者严惩不贷。
同时实施最严格的封山育林政策，孟子讲：“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熟读圣贤书的明朝士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事实上，秦汉以来的历朝法典，都有关于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大明律》也有类似的。现在从历朝法典中总结归纳相关的规定，比如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烧草作肥料者，笞八十；不许毁坏、滥伐树木，违者，以盗贼论处；因死亡而需要伐木制造棺椁的，必须报告官府批准。
以前政令松弛，大家都不当一回事，现在就必须较真碰硬。
年底军屯互查走完，各地举子进京，北京城又热闹起来。
当然，朝廷关注的不仅是绿化问题，更重要的还有粮食储备和救灾的问题。在和籴制度改革后，百姓们减轻了负担；但对于官仓来说，真不算好消息。有一段时间，朝廷的预备仓只出不进，几乎空空荡荡。
针对这种情况，按照王竑的建议，正式对开仓进行了完善：凡因洪涝、台风、冻害、雹灾、暴雪、海啸、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各地官员可以灾害发生当日开仓赈济百姓，然后上报朝廷，同时完善相关账目表册，以备查证；凡因旱灾、农林病虫害等导致粮食绝产绝收，需上报中央批准，然后开仓济民。
同时，还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安抚流民，这个主要是针对洪水、地震、水灾之后的。现在国家财力有限，想要跟后代一样大力实施灾后重建不现实，除了集中安置，保证灾民的基本需求；更重要的是以工代赈，由地方政府报请中央批准，组织灾民在当地实施水利设施建设，避免灾民外流，威胁社会稳定。所需要的资金，由中央出一部分，各级政府出一部分。当然如果受灾范围太广，涉及到几个府甚至几个省的，就要由中央政府统一组织。
——当年太祖曾经下旨:各地遭灾，一定要及时报告，隐瞒不报者死；如果情况紧急，有权直接开仓放粮，事后补报户部批准备案。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项规定都沦为一纸规定；尤其近些年来灾害频繁，府库空虚，朝廷加紧了对官员开仓的限制。因此面临灾害，官吏们不敢开仓放粮，干等朝廷批准；甚至因为地主的租子与田赋挂钩，很多地方官根本不报灾害，任由百姓饥寒。
像王竑那样未经请示就直接开仓放粮的，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不仅景帝大为感叹，史书也要浓墨重彩的描述。
王竑开仓的义举，救活灾民230多万，当时天下传颂：“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抚。”诗文赞道：“两行忧国泪，一片活人心。”
建极五年，王竑再次来到江淮地区主持改革，迎拜在道路两边的百姓如蚁，欢声动野，数百里不绝。他所负责的地区改革顺利平稳推进，没有出现大的状况。
当然，资本的尿性谁都知道，开头为了和朝廷抢粮源，自然是抬高价格；但是连续几年，看着农民提着粮食前来，又免不了做些手脚；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哄抬价格，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下农民不乐意了：大家卖粮的时候，肯定都会自己先称量一下，结果到你这里差的太多，自然就不干了，顺便去预备仓那里，呵，没问题，就是这个量！
这下大家知道了，朝廷的价格虽然要低那么一点，但是实在！
因此，陆陆续续的，农民选择了将粮食卖到预备仓——当然这也只是一部分，毕竟挨饿的滋味太难受。大家都想趁着这几年税负不高、日子好过赶紧攒一点粮食，免得以后政策变了，哭都找不到地方。
但朝廷还是集聚了大量的粮食，除了从海外进口，还有以各种名目查抄的商人的粮食——尤其在山西、山东、南直、浙江等地，以反叛朝廷为名，直接出兵端了几个大商人的老巢。
随着局势的稳定，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把粮食卖给预备仓——粮食也是有保质期的，堆在家里也会放坏，大不了，新谷子出来以后再把去年的陈粮卖掉。
现在，朝廷在南方地区大量垦荒并实行粮食敞开收购，可以想象，要不了多久，这里的粮仓就会堆满。
然而运输仍然是汪舜华心头的隐痛。
如果蒸汽机不能出世，物流成本就无法降下来，远渡美洲求取良种也就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愿望。
这一年，赵惠王庶四子襄邑恭定王祁锃去世，他的嫡长子见滃还没有通过考封，只能接着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