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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于谦等人已经尽力挽回，但这道已经放宽条件的旨意还引发了惊天的风波。朝臣屡屡进言，甚至纠集到左顺门请愿，核心就是读书人就该有特权，不能对他们过分要求。
汪舜华根本不听，甚至让刘金带着水去，说：“太阳大，多喝水，才能坚持的久一点。”
这明显就是奚落了。
还没完，跟在刘金背后的吏部尚书萧维祯脸色有点尴尬。
刘金替他说了：“有旨意，清理土地人口是朝廷决议，关乎天下安定，关乎社稷民生。百官应体悟朝廷之艰难、朕之苦心，合力同心，强国富民；而非假为民请命之名，实为包庇纵容，出位沽名，坏我朝纲。有不从者，可以挂冠去职，朝廷绝不强留。”
他将拂尘一甩：“太后命萧尚书来此现场办公。诸位若是想去职，尽管站出来，当场勾了官籍，便可自行离去。”
朝臣们面面相觑，只得站起来拍拍衣袖，继续回衙门办公。
而在真正受到影响的浙江、南直，士子们是真的傻了——此前朝廷已经杀了一批，发配了一批，大家不是不害怕，只是相互鼓劲——坚持就是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天，胜利的希望就大一点——马上就要乡试了，朝廷为了脸面，一定会让步的。
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是这样的结果。
而这已经是以于谦为首的大臣极力争取的结果了。
所有人都蒙了。
胆子小的已经赶紧回去准备了——必须马上把衙役拉回家里清测量清楚，交清税粮，然后到衙门开介绍信，这样才能在年底前动身，明年二月之前赶到北京报到。
——朝廷已经法外施恩，估计是考虑到读书人群体不好得罪，不想逼得太狠，现在再起来闹腾，那就是要逼朝廷收回成命，停了乡试啊！——就算只停一科，虽然只有三年，在官场上，年龄某种程度上说和前程挂钩，这在后世大行其道，在明朝也不是什么潜规则。20岁考中状元和50岁考中状元，就算朝廷任用的时候不区别对待，但是资历熬起来，你真的有优势吗？
——那就老实点吧。这几个月士子们出去闹腾，各级地方政府先是震恐，然后就是紧张，但该做的事情还得做——读书人家的田地不让测量，就先去测量别人家的吧。现在你们要是不着急，官府更不着急了。
离得近的还在犹豫，偏远地区的接到圣旨就是七月中旬了，得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否则错过了考期就得等三年！本来已经准备妥当到省城考试的只能星夜兼程回家，没钱的只能抱头痛哭。怪谁呢，朝廷给了时间的！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尤其是江西。这时候的江西可不是后代戏称“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份，恰好相反，是真正的高考强省。历史上从天顺四年到成化五年连续四届状元都是江西人，所以成化八年本来准备选刘震作状元的时候，发现又是江西人，不得不另外推荐了苏州人吴宽。
可以想见，骄傲的江西士子怎么可能接受朝廷这样的践踏？难道满腹经纶竟不如上缴的那点钱粮？汪太后这是掉进了钱眼了吗？
胆大的再次去孔庙放声大哭，但是那里现在戒备森严，衙役严阵以待，就等着你去自投罗网，抓着当场革去功名，直接扔大牢——后面的面面相觑。
出头的被处理了，等后面反应过来的同样痛哭流涕——这他妈和说好的完全不一样啊，难道不是应该朝廷在士人的请愿下，顺应民意，罢免酷吏，或者捉拿一部分人严刑拷打，永远禁锢吗？怎么全发配海南了——要支援边疆建设也不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乡试已经过了，只能再等三年！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汪太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把这件事理清楚，为此连自己的名声都不顾了，这时候再硬抗，就真的不知好歹了。
盐商们打不过，扛也扛不过。七月中旬，扬州府几个被下狱的秀才为了戴罪立功，向朝廷供述了盐商们这几个月来的行止，同时也供述了组织闹事的头头。
八月初一，成国公朱仪、宁阳侯陈懋亲自坐镇，出动了附近卫所五千人，趁着盐商们正在集会，一举捣毁了他们聚集的馆所，捉拿盐商近五百人，现场查抄出白银近二百万两。
消息报到北京，汪舜华大喜，下旨继续查抄；对于举报的几位士子，各赏白银五十两，允许他们参加今年的秋试。
与此同时，苏州的商人也抓了一批，尤其是粮食商人，由朝廷派人暂时接管。有平价米、平价盐，市民保持了情绪稳定，商人们却情绪不太稳定了。整个城市上空蔓延着哀怨、责备等各种味道。
九月初一，汪舜华正式采用户部左侍郎马昂的建议，在南直、浙江两省试点票盐制，寓纲法于票盐，借助辘轳转运来规复引地，从而增加课厘收入。
此前的盐法的主要是纲盐制，即政府每年根据盐的产量、销售量的多少，确定发售引数，订为纲册，每年一纲，招商认引，额满为止，商人按照所请引数缴纳正杂课额。在这种体制下，与盐政有关的所有人都视盐务为利薮，官商勾结，互相依托，牟取私利，导致盐价日昂，私盐泛滥。
马昂经过考察，建议：“废引改票，试行票盐制。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三百斤，合银六钱四分；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和以前是一样的。
他同时建议：“严禁夹带重斤和出湖改捆。以前一引官盐甚至敢夹带数引私盐，而卡员不敢阻拦。以后官运、营运都只许到坝采买，不许再下场自捆，严令卡员认真抽称，查出包内夹有重斤，就照全船包数扣罚充公，包外夹带的也要严究查办。以前盐商在出湖时为了节省运脚和按包抽厘之费，都捆大包，每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改捆后盐票不符，以至有余票护私之弊，影响盐厘的抽收。所以以后不许再改捆大包，车行、船户承雇出湖之盐时按斤论，不再按包论价。过坝时不但给予护票，而且由分司发给舱口清单，以方便卡员凭单查舱，并且按包抽厘。禁止出湖改捆后不但方便卡员的稽查工作，而且有助于减少私盐，保证盐厘的如数征收。”
汪舜华准奏。
以前的盐商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但大家都知道盐业是最来钱的，即便是朝廷限价，但还是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因此争先恐后的往前挤，唯恐落了后。很快，朝廷首次印刷的一千张盐票就被抢空了，甚至很多小老百姓也往前挤——现在没有门槛，只要六十多两银子就可以拿到3000斤盐！要知道以前每斤盐是300文！那就是900两银子！
——这差距得多大！
要拿到盐票，金银铜粮食都行。自然，各个盐运司立刻忙起来，加班加点的迎接各种生面孔熟面孔；建极制钱也悄然在苏州街头出现。
盐商们算是消停了，士子们也消停了。接下来的时间，官府加班加点组织丁壮开展测量——之前一些普通农户已经完成了，现在学子们要赶时间，但前面还有那么多人，而且每天官差也是有工作时间的，该怎么办？你看着办；至于那些还想不通的就继续想，想通为止。
江南各地的秩序相继恢复正常，尤其苏州知府杨贡。上次当着王公重臣被羞辱得很了，自然很想找回场子。这位仁兄也是妙人，趁着中秋节组织农民敲锣打鼓的上街游行，跑到城隍庙庆祝丰收，叩谢城隍老爷保佑，又感谢皇帝太后恩典，今年租税少了多少多少。
——这还真不是演戏。按照弘治进士陆深的说法：“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考虑到苏州府不过七县，松江府只有两县，这赋税真的很不轻。
——按照宣德年间周忱的说法，江南一带，官田每亩交租四五斗、七八斗，甚至一石以上。后来租税变为官粮，还要到朝廷指定的官仓缴纳，通过漕运送到北京，其中多少损耗，都要由百姓承担；甚至有的产量不过二三石，交税就要一石，如果遇到盗贼或者舟船不顺，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这么重的税，除了本身重税外加杂科，运输成本是重要因素。
按照专家的估计，正统年间，江南军运漕粮的实际运耗已达到正额的2—3倍，而这还是漕粮运费实际负担的最小值，在一般情况下，漕粮运费将达到正额的3—4倍，甚至5倍以上。军运如此，民运更甚。名臣王恕估算，江南北运粮食的每石运耗高达到1.7至3.3石，所以明面上不到15万石的粮食，实际要40余万石才能确保完成任务，随着催征、解运、入库等环节陋规科索的叠加，数字也在不断攀升。到了明末，解运成本更是达到其承解田赋正额的8至10倍之多。
如今江南等地的田赋还是比其他地区要重，但每亩40斤，不到三斗，而且徭役免了，这已经不是减负，简直是移山。
因此，这些都是真情实感，比士大夫商贾有说服力得多，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醒悟过来，于是大家第一次惊讶的发现小民居然可以这么用。
可以说，今年江南地区形势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让人目不暇接。
和历史上一样，在南直隶坐镇指挥土改的集贤院大学士王直，在九月二十三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赠太保、谥文端，敕有司祭葬。
稍早之前，楚庄王庶三子东安王季塛薨，享年三十七，追谥恭定，没有嫡子，除国。
九月的倒数第二天，含山大长公主薨，享年八十二。她是太祖第十四女，也是最后一位辞世的太祖子女，德高望重，这几年没少被拉出来站台，当然能够见到这么多晚辈，长公主还是很高兴的。
她去世，汪舜华难过了一下，让襄王率领诸王前往祭奠，又让工部营葬。
她想起了当年初见长公主的情形。原来在不知不觉间，嫁进皇家已经整整十七年了。
如果长子见济还在，也该十六岁了。
那样，也许她就不会这么辛苦。
那样，也许她就不会像现在一样，独断专行，而会被群臣施压及早还政皇帝。
汪舜华赶紧打住自己的胡思乱想，又拿起笔，岁月不待人，皇帝一天天长大，她早晚是要把天下归还给他的，必须要抓紧时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十月初，在南直隶、浙江两省士子的殷切期待中，朝廷任命乡试主考的圣旨终于到了，基本都是到各地主持改革的重臣。
迟到两个月的乡试终于拉开了帷幕，也算几家欢乐几家愁。
只是今年工作压力太大，尤其南京各部。从去年开始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今年上半年更是战战兢兢，唯恐大乱。
就在南京贡院打开的当天，工部尚书王永寿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芮钊、通政使司左通政冯贯一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没几天，辽东副总兵施聚也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他在历史上因为戍边有功被封为怀柔伯，这次没有这样的运气。
发完了新一年的黄历，各省参加明年会试的举子也相继入京。
在举子们忙着看京城的风景，顺便温习功课的同时；朝廷接到了户部尚书年富的讣告，比历史上早了两年，真的是累死的，这两年在户部基本没有睡个安稳觉，尤其今年，夜以继日，不到七十岁的人，走路都觉得费力；如今事情看着办成了，本来以为松了口气，结果就没喘上来。
汪舜华很是伤感，下旨追赠“恭定”，一应后事，隆重办理。
冬至节，让襄王带领相关人员前往天寿山祭祀，又接到吏部左侍郎吕原的讣告，同样是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四十五岁。他是知名学者，也是一位理学家。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难过，尤其很多士子，很仰慕他的才德。
汪舜华下旨，赠礼部尚书，谥文懿，遣商辂谕祭，并让工部负责营葬。
接下来又是新一轮人事调整：
刑部尚书俞士悦已经七十三岁，吏部尚书萧维祯也年近七十，俱任集贤院学士，主要是这三位这次实在把人得罪得很了，现在功成身退未尝不好。萧维祯就是历史上于谦案的主审，这回当然也有不得已，但总的来说，还比较畅快。
吏部左侍郎崔恭升尚书，右侍郎李秉进左侍郎，左通政尹旻升右侍郎；户部左侍郎马昂升尚书，右侍郎薛远进左侍郎，翰林院学士丘浚升右侍郎，年头升一级，年尾升一级；右都御史程信调刑部尚书；礼部、兵部、工部还是老熟人。
督察院左都御史还是陆瑜，右都御史钟同、左副都御史钱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
通政使张文质，左通政赵昂，右通政杨贡，还是四品，不过从地方到中央，感受应该不同；左参议陈鉴，原翰林院侍读学士，主要是脾气不大好，不适合主持翰林院工作。
少詹事林文升詹事。
侍讲学士柯潜升翰林院学士，侍读江朝宗升侍读学士、杨守陈升侍讲学士，侍讲孙贤转侍读，修撰孙贤进侍读，编修徐琼进侍讲。
领导严重缺员，下面人多，资历还是不够，于是虚位以待。
表现出众的高明则被提拔为江西按察使。
当然，最大的黑马是王越，在平息走私分子的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加太子少保。
不到四十岁的正一品，而且是以科举入仕的，前后不过十二年，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实在堪称罕见。
另一个高兴地合不拢嘴的是都督卫颖，被封为宣城伯；平江伯陈豫也更进一步，拿到了侯爵，但是都还没有取得世袭资格。
年底了，考虑到大家的辛劳，汪舜华下旨，照往年的例，赏赐外出办差的大小官吏三个月的俸禄，同时赏赐群臣一个月的奖金；各省大小官员还有编制内的衙役，也得了赏赐——这算是额外的惊喜；甚至在今年去世的高级官员，也得到了赏赐——这是从没有过的，以前都是人死如灯灭。
虽然有很多怨恨和不满，但大家居然觉得，汪太后真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
新任户部尚书马昂这回钱掏的很爽快，没有扣扣索索的——今年光是兑现举报奖金就多达六百万两，早就心疼过了。
何况确实今年都很辛苦，当然付出也有回报。顶住了士子和盐商们的反扑，顺利完成了人口土地清理和打击私盐、匪患三件大事。不仅极大地为农民减轻了负担，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稳定的收入来源，当然，还带来了不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惊喜——江南各地士子补缴的五年田赋加起来将近两百万石，这还算少；在扬州城查抄的盐商资产，总计近五千万，抵得上以往朝廷两年的总收入，而且这是金银和粮食布帛的折价，其他的珍宝古玩不计其数。
而顺藤摸瓜，查处一大批跟盐商、茶商勾结的贪官，自然资产也不少，加起来有三四百万，还有数万顷土地，让所有参加查抄的官员口水流了一地。
要不还的说盐商最肥。
养肥了就该宰。
过了这么些年好日子，该出点血了。
马昂等人过惯了苦日子，见了这么多银子就走不动路，他们不知道七十年后有个叫刘瑾的宦官，是比大贪官和珅还强的存在。大学士王鏊记载，家产折合黄金1.2亿两，银2.6亿两；同时代的钱宁、江彬也都富可敌国。
稍晚的严嵩抄家两次，实物共折银近234万两，相当于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抄家清单被编成《天水冰山录》，可供观瞻；而他之所以明面上不如刘瑾等人，因为父子俩都是雅贼，古玉瑰宝以至书画之类，每件都是无价之宝。
腐败总是越往后越严重的。
有道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官员们领着年终奖，吵架的音量都稍微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