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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安伯钱雄的祖母陈氏，可能看到重庆公主找到了好夫婿，觉得汪太后顾念面子，于是上表恳求庄田一百顷，汪舜华很不高兴，批复说：“贵戚之家，当知止足。不允所请。”
怎么现在还看不清形势？孔家都没拿到待遇好吗？何况现在江南正斗得风声鹤唳呢。
明英宗刻薄，但毕竟只是相对来说。钱皇后家族没有得到封爵，但土地却没有少请。直到英宗受不了，大骂了一通，这才老实了。而此前，钱家已经获赐顺德府钜鹿县一千三十余顷。
当然，比起孙太后家，钱皇后家族待遇确实不值一提。当年孙忠仅在老鸦口一地，就得赐田二千四百八十一顷。
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当然，孙家的田宅土地全部充公，钱家也没有这样的好运。陈氏不会没眼色，隐帝死后，就老老实实做人；只是看到隐帝的四个儿子都好好养着，重庆公主也选得了如意郎君，想到钱雄这次考试没过关，下一次要三年后，难免活动了心思，没想到被汪舜华直接驳回，只得自认晦气。
随后颁布了两部律法《公司法》和《商标法》，去年就开始起草，今年才真正成型。说是法律，其实都不长，主要是两者都还算新鲜事物，汪舜华上辈子也是门外汉，提不出太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好在大致的框架和标准有了。
以后国营企业每年除了纳税，还要上缴总收入的30%作为红利；余下的除了工资发放、设备采购和资金积累，也允许用30%的净利润拿出来给员工发放奖金。地方必须上报朝廷批准后，方可设立集体公司，资金可以由中省财政拨付，也可以地方自筹，这个主要针对有财政结余的。这部分上缴国库的红利就要低一些，10%，余下的，交由地方政府支配，除了编制外人员工资的发放，还可以用作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官吏年终奖，当然必须要上报朝廷批准，账目要清楚。
这些事当然归户部管，新设国资司，正五品。
与此同时，督察院新设审计局，正三品，专门对有公司的地方官员和公司财务进行审计。
同时强调，不许军队经商办公司——好好操练去！
但军人的家属是可以组织起来的发展生产的，同样报请中央批准——有人有枪有粮还有钱，下一步就危险了！
这件事办了，汪舜华大大的出了口气，虽然知道以后肯定会滋生大量的腐败问题，但也不能因噎废食。
不患寡而患不均。什么主义、什么路线，到了中国，都必须尊重这里的国情，现在也一样。
朝廷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尤其是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才能真正有效的治理这个国家。
接着得到了广东方面的紧急消息：五月以来，广州等府、东莞等县暴雨成灾，即刻派人赈恤，并视情况减免赋税。
汪舜华搁下笔，眺望远方，现在真正能够牵扯她、牵扯朝野上下目光的，其实是全国的土地清理，尤其是南直隶、浙江二省。
从去年二月起，全国开始全面进行土地和人口清理。有了北直隶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废除贱民和衙役入编两项巨大的红利，加上田税的大幅削减，普通百姓自然翘首以盼；甚至各级衙门的官员和衙役也是朝夕盼望。
然而，各省改革的阻力之大、推动之难，还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原因很简单：北直隶的阻力主要来自权贵和世家。宗室早在建极三年被修理了，余下的都很老实，至少不敢明着来。弘治时期周太后家人和张皇后家人为了争地大打出手，闹到御前的丑闻到现在真没有，汪太后连亲爹都不认，何况其他什么皇亲国戚，去了就是送人头的；余下的就是诸如孔家一样的吉祥物，当然还有朝廷里的勋贵，但是他们亲眼见识了汪太后的手段，自然不敢硬抗，所以推进很顺利。
孔家消停了，北方却没有完全清净。长芦、河东和山东的盐商们跟着就武装抗拒——盐商们本来被清理过，但是现在不让用宝钞纳税，都是实打实的金银粮食，怎么舍得，因此各种偷税漏税，甚至煽动盐贩子闹事，或者和私盐贩子勾结共同作乱。
朝廷早就预料到了，毕竟说是清理土地人口，其实也是各方面的全面督查——招抚流民，查处贪腐，打击私盐等等。北方不产茶，但是盐和煤这一黑一白是必须重点认真清理的。因此，除了地方有勋贵和重臣坐镇，各盐场也派了相当重要的力量，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从边地抽调的将领，带着军队的精英和军校的学生，同时命各省都司严阵以待，这也是当年查盐的办法。
但朝廷严查盐商，盐税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原因很简单：私盐泛滥。
可以想见，这股风气不刹住，以后会更加猖獗。
汪舜华很清楚，私盐泛滥说到底是有利可图，确切的说是一本万利——盐这种东西不是粮食，天然生成的，储量巨大，本来价值很低，但因为是生活必需品，国家垄断，所以价格很高。
这之间的巨大差距只让引诱一代又一代的不法分子不顾禁令，参与走私。历史上有名的造反派黄巢就是贩卖私盐起家，太祖皇帝的军费也大多由私盐贩子提供，他的死对头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元末农民起义，竟然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正统以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削弱，私盐愈演愈烈。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多，结构不断复杂，活动的地域也越来越广，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而且相当多的属于有组织的武装分子。
按照盐法，持有盐引的商人按地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这意味着全国每年产盐6亿斤，按照每引得银6两6钱4分，每年应得白银1328万两！但实际上，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50万两。
一斤盐，官府只抽税不到2文钱，实际售价可是300文一斤！——宋朝收30文，清朝收6文。也就难怪明朝末年扬州盐商和山西晋商富甲天下，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简直就是躺着数银子！
盐税这样重要，汪舜华下定了决心，必须要不惜代价料理清楚。这个决定，得到了以于谦为首的内阁的赞成。
财政来源就那几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盐税流失这么严重，傻子都知道。现在虽然田赋增加了，但是人丁税和其他杂税还有徭役都没了，还新增几十万衙役要供养，都要钱。那就得想办法找钱，不在盐税上想办法能怎么办？
但是严打偷税漏税，是远远不够的；废止宝钞纳税，也是不够的；必须严打私盐。但是有需求就会有市场，盐价那么高，百姓吃不起，只能买私盐。
汪舜华冷笑：“朝廷每斤盐不到2文，你们卖出去，竟要300文，果真做的好生意！我怎么做这太后呢，我应该去贩盐，那时候还愁没银子使？”
建极三年三月，正式定天下盐价：陕西、广西、云南、贵州等边疆地区，每斤盐不得高过100文，京师、南京、山东、山西、河南地区，不得高过60文，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不得高过80文。
盐商们自然是不干的，只是北直隶坐镇的都是精兵强将，当年又在查盐，盐商一波一波的被拿下，这里又有长芦盐场和河东盐场两大产地，运输方便，成本也低，不愁供给，因此北直隶的改制还算顺利。
北京人民吃到了平价盐，第一次由衷的对汪太后的改革感到了畅快和支持。
但是建极四年的盐价改革就不算顺利。经过了去年的交手，大家已经积累了经验，硬抗不行，那这生意我不做，断了市场的食盐供给，朝廷自然会着急——别想多，百姓吃不上盐汪太后恐怕未必会关心，但是原来可以拿到的盐税彻底没了，汪太后总该急了吧？
因此，大家由明转暗，纷纷干起了贩卖私盐的勾当。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说此前土地清理朝臣还能叽歪几句，那么打击私盐，谁都说不上话。汪舜华派平江伯陈豫配印，专门负责打击私盐，并让王竑等人协助，其中包括余子俊等一批青年才俊。
敢贩卖私盐的自然都是亡命之徒，以前他们勾结贪官，加上百姓确实需要私盐，所以肆无忌惮，横行无忌；但现在朝廷反腐，一批官员下台，其中管盐的自然是重灾区。自己人没了，百姓也不买账，毕竟大家都想吃平价盐，何况现在家里正在丈量土地，正急着呢！甚至地方官府的衙役也很着急——关系大家的饭碗问题，因此，经过几次激烈交火，这些私盐贩子基本上被一网打尽。
在这一众人马中，表现最突出的不是老练通达的陈豫，也不是盛名在外的王竑和后起之秀余子俊，而是刚到任不久的山东按察使王越，今年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就官拜三品，除了能力特别出色，有贵人赏识自然也是肯定的。王越也不例外。历史上，他的伯乐是明宪宗；这回换成了汪舜华。
作为半个史盲，汪舜华记不住明朝很多重要人物的名字，所以最初听说他们事迹的时候都难免惭愧自己孤陋寡闻，但王越例外。她说不出王越有过怎样的丰功伟绩，但记住了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是难得的将才；就如她记不住李靖、苏定方、裴行俭、薛仁贵、王方翼、王忠嗣都打了那些战役，建立了什么样的功劳，但不妨碍她知道他们的赫赫威名一样——哦，李靖还是很有名的，风尘三侠，冒雪抓住颉利可汗的是他？后来就封神成了熊孩子他爹了。
王越初名王悦，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人，景泰二年进士，授浙江道监察御史。他有感于两宋之亡、外族入侵之恨，苦读兵书，希望有所作为。他身材修长，力大善射，涉猎书史，颇有谋略。
建极三年十月，比历史上晚三个月，王越被越级提升为山东按察司按察使，筹备第二年的土地清量等各项工作。
临行前，汪舜华特意召见了他，见他穿着宽衣短袖，仪表堂堂，相貌丰伟，举止敏捷，很是满意；就说起当年的事：“当年你参加廷试，旋风刮走了试卷。第二年，朝鲜使者前来朝贡，呈上了你的试卷，原来卷子被大风吹到了朝鲜。”
汪舜华笑得意味深长：“这可是万里封侯的征兆。你可要把握时机，建功立业。”
王越磕头。
在镇压叛乱时，王越当机立断的拿下与盐商密切联系的官员，运筹帷幄，身先士卒，一举攻破叛军大寨，生擒匪首，为患山东境内的各路贼寇基本平息；随后与余子俊等人会师，山西境内的匪患则被郭登命部下协同扫清，北方基本恢复平静。
汪舜华大喜过望，命他的同榜林鹗接替他按察使的职务，让他和余子俊一起参加江南地区的清理。王越配将印；余子俊也升了一级，为正三品右佥都御史。
林鹗字一鹗，浙江太平人，也是当时著名的能臣清官。
余子俊则更加知名，因为他喜欢修长城，不是开玩笑，后代见到的长城，很长一段是他修的。他今年也不过三十五岁，字士英。汪舜华自然发现了这位历史书上的熟人，想到他是以打仗出名的，就把他派来了，果然发挥了用场。
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仗打得这么漂亮，实在出人意料，尤其其中表现最突出的还是几个文官，连于谦也很意外。
见识到了朝廷的铁血手段，下面只能暂时老实下来。
北直隶的顺利推进，对江南地区的冲击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想让盐商们束手就擒，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有了前车之鉴，大家都会学习斗争经验。
朝廷的决心坚定不移，盐商们自然也不肯退让，前年已经出过一次血，而且现在汪太后显然是想立规矩，如果这次再认怂，意味着以后每年都要这样交银子——偏偏还限价，还那么狠，这日子能过吗？
既然不能过日子，那就掀桌子。当然知道朝廷早有准备，盐商们也不打算一开始就掀底牌，而是一步步的来，先找人说情——肯定不行，汪太后要听了才叫见鬼；那么就收买读书人，传播各种童谣，不能与民争利啥的，还是没用；那就磨刀子，反正一样有想法的多得是，尤其商人，此外还有很多是体制内的，级别还不低——以前当然也有免税田，但是只有你在朝为官，谁吃撑了来查你？但是现在不一样，朝廷是要逗硬查处了，下属同僚和百姓盯着——都指望着领赏钱呢，而且田租限高，多少人没法过日子？
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文鼎盛，这意味着要钱有钱，要声势有声势，当然要拉旗帜造反，也有人跟随。
正月里，正式行文各省衙门，募集丁壮，交叉进行，没有意外的话，这些人干的好，就会是本地第一批体制内的衙役了。
紧接着，宁阳侯陈懋、太子少保石璞、孙原贞，集贤殿大学士王直、陈循，偕同成安伯郭昂、新宁伯潭祐、建平伯高远、定西侯蒋琬，还有左副都御史李秉、右副都御史钟同、户部左侍郎马昂、礼部左侍郎倪谦、兵部右侍郎项忠、刑部右侍郎林聪、右通政赵昂、右春坊大学士周洪谟、右谕德徐溥，还有王越、王竑、余子俊等北四省改革先锋，带着禁军的精锐，前来江南。
朝廷是把压箱底的力量都押上了，连宗室在北京都不管了。
双方都很明白，大战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