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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宗室，各部门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现在各省忙得热火朝天，朝廷同样忙的水深火热，当然最忙的就是户部尚书年富和工部尚书白圭。
自从建极三年以后，户部就很忙——忙着数钱。按照最新的标准，田每顷纳米16石，折银8两。现在土地清理还没完成，洪武年间能有850万顷土地，如今应该只多不少，减去隐藏的、免税的，承税田应该至少700万顷，那么全国田赋每年应该是1亿石左右，自然远胜景泰七年的2700万石，但是人丁、杂税、徭役等项全部包括在内，这也意味着以后朝廷的支出将大幅加剧，尤其将全国的衙役纳进来，只此一项每年就要多出近5000万石的支出；此外一旦有重要的工程上马，光是人工费就高的惊人。
当然，朝廷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盐税、茶税相加，估计每年能有1000万两——此前每年能拿有300万两就谢天谢地了。当时丘浚拿着《食货志》在朝堂上质问：“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利600万缗，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那可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如果我朝的疆域人口大大超过宋朝，每年盐茶相加，还不到250万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健刚斥责：“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这是与民争利！”
丘浚马上扔掉帽子，怼回去：“我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合着商人的钱是钱，农民的钱就不是钱，朝廷的钱就不是钱？口口声声为生民请命，到底是在为奸商刁民说话，还是在为朝廷百姓办事？”
刘健不吱声了。
汪舜华在心里大大的为丘浚点了个赞。
当然在场的人并不知道，每年不到300万并不是过分，因为到了以后的嘉靖万历年间，官商勾结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时每年盐茶税等税总额不过340万两，最高也不过378万两。
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折成白银时，税额简直到了就是来搞笑的：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
当然，追本溯源，还是要找到太祖皇帝头上，他老人家苦出身，见不得儿孙吃苦，也见不得百姓吃苦，却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其中还有官吏因为想办法收足商税被贬官甚至打板子的例子——既然多做多错，下面谁会吃饱了撑着去收税？谁不想得个宽容厚道的好名声？
然而皇帝的宽容厚道并没有换来商人的投桃报李。哪怕到了万历年间，他们还拿着早就成为废纸的宝钞来纳税，甚至勾结官员反对朝廷加派赋税，说的冠冕堂皇，不过就是自己铁公鸡一毛不拔而已。
——所以清朝入关后，江南一拨儿人忙着反清复明，复什么明？复的是那个朱明王朝吗？不是，是那个可以随意偷税漏税、可以随意辱骂皇帝的时代！
按照考证，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35％。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非农业税更达84.7％。
——明朝，却是最贫苦的农民承担了最多的赋税，还要承担因为读书人和勋贵免税而投献土地造成的亏空，所以在崇祯听信东林党人减免商业税改征农业税后不得不反——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忠贤比东林党人高尚有底线的多！
真正是苦了朝廷百姓，肥了奸商刁民！
现在汪太后主抓的就是工商税和关税。她曾经在朝堂上质问反对派刘健等人：“知不知道吕不韦？”
废话，大名鼎鼎的仲父，《吕氏春秋》的编撰者，不知道才叫见鬼！
“吕不韦有个典故，叫奇货可居。农夫辛勤耕作，不过勉强丰衣足食；而那些商人，却可轻松获利百倍。你们不在商税上做文章，却盯着田赋，真的就是重农抑商吗？”
刘健不敢吱声。
这两年来，朝廷加大对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轻的抄家流放，重的砍头，现在江南地区正闹腾着，但是汪太后决心已下，即便宗室在京，还是把勋贵重臣全部派了下去。估计是真的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主要还是追缴历史欠债，数额太大，不便透露，以后每年工商税估计有一千万以上的进账，关税头年收了十万两，去年也不过三四十万，以后估计在一百万两左右，主要是大家都通过运输粮食免税——肯定其中不少是国内的冒充国外的，但是朝廷现在没有力气查证，要过几年才能动手，到那时候估计每年能收二三百万；此外还有矿产税之类的杂税。
户部有了钱，尚书侍郎走路的腰杆子也硬了，否则哪有那么多钱海外收购粮食？更别提此次宗室进京的大手笔，那都是要钱的！
当然，钱多了，粮食多了，也会带来很多甜蜜的烦恼，首先就是数钱的人不够——户部上上下下就那么点人，真的不够用，尤其这两年非正常收入比较多，都集中在年底，不过这也不算事，反正各部门有识数的人，搬钱什么的就找禁军帮忙，当然被大骂了一通“与民争利”之类的是免不了的，不过大家都没理会；然后是仓库不够用。沿海的几个港口要建仓库，京城的旧太仓也快堆满了，那就兴建新太仓。
新太仓的位置早就选好了，就在城东北南居贤坊内，离旧太仓不远，一起动工兴建的还有海运仓，历史上隔着几条街，但是现在不一样，仓储需求量大，所以户部拨了大笔银子进行拆迁，把三个大仓库连在一起；此外，黄华坊的禄米仓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沿海的港口更不用说。
户部觉得这笔钱花得很高兴，连白圭也觉得很痛快。
与此同时，宗学的选址也不能再耽误，考虑到现有的宾馆，白圭觉得还是充分利用起来比较好。留下的藩王不多，十王府就能塞下——话说在重建承天门的时候，汪太后下旨把以前的郕王府改建成重华宫，这样以后藩王进京，也不能居住。这也不是什么大工程，这里一直有人维护保养，只是把绿色琉璃瓦换成黄色琉璃瓦而已。
郡王住在诸王馆和会同中馆、东馆，也住了一部分将军，其他的住西馆、北馆，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一家人肯定要住一起，只有旁支才单独住。
西馆旁边是王恭厂，说是铸锅的，其实是造火药的，危险很大，白圭认为应该搬到城外，汪舜华一听，马上上了发条——王恭厂大爆炸太他妈有名了，尤其网上传得神乎其神的，她这半个历史盲都听说过；那么就在东馆附近修建宗学，这里达官贵人不是很多，拆迁的难度不算大，于是整个一片被彻底拆干净。北抵东长安街、南靠内城城墙，东临崇文门里街，西达南薰坊。约占紫禁城四分之三的面积，紫禁城号称9999.5间屋子，实际8860多间。因此，修8000间屋子还真是绰绰有余；当然现在学生还不到一千人，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只是考虑到宗室人口繁衍，还有以后勋贵文臣的孩子也可以进去读书，此外就是把地圈起来，把绿化率提高一点，主要是趁着现在人不多，地价不贵赶紧搞定。
白圭心里骂：“国子监上万人，地方才多大！”可是没办法，你就算让宗室睡通铺，也不能太挤，最多四人间，每间20平米左右。里头是卧室，外头是书房；北京地区床太冷，这年头没暖气，要是烤火一氧化碳中毒甚至一烧一大片就不好了，不能学后代大学那种上床下桌的样式，只能盘火炕。
这时候就不管近支远支了，毕竟宫里还有学堂，选择优秀的确切的说是王位继承人和特别优秀的宗室陪太子读书。
另外教室什么的不用说，国子监的教室在那里摆着，原样搬过来就行；食堂什么的一样，大家吃大锅饭，当然有钱可以出去吃，但禁止在宿舍开火——主要是预防走水。
紫禁城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宗学占地约5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紧凑很多。
地方定下来，白圭也就放心大半；蒯祥的设计很用心，考虑到美观和实用的双重功能，参考现有厢房的格局但又不同。全部坐北朝南，中轴线上三个主建筑，琉璃牌楼、崇文阁——用来供奉孔子兼领导办公，另外太后皇帝经常会来视察宗学，就要在这里停留，甚至讲课，汪太后好为人师，喜欢训话，大家都知道；前面有个大露台，用来集合开大会；文源阁——藏书楼、本来打算弄个泮池，可惜没有水，就算了；三座建筑之间，两边廊房八十间，用来做教师的办公室、医务室以及库房；其中十二间屋子空着，用来上才艺课程，主要是琴棋书画，虽然不考，但在这么高大上的地方读几年书，连文人四事都不会，皇帝丢不起这个脸。廊房退后一丈，东边一排厢房是食堂。
进琉璃牌楼往东，过了食堂走两丈之地，三十六间教室分成三排，照国子监的例，取名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往北和崇文阁露台的一片，作为校场，再往北就是宿舍。中轴线以西是同样的布局，只是以东西来区分；教室唤作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
靠近外墙的厢房和南房就给老师和校工做宿舍。
台阶用条石，各建筑不一样，但都在六阶以上，崇文阁最高，双层十六步台阶，高一丈五，汉白玉栏杆和石雕兽头都有，但没有用龙，毕竟皇帝不常来。虽然不能和奉天殿的丹陛相比，但崇文阁本身也不能和奉天殿相比，用的是王府正殿的规制，前殿七间，进深三间，看上去倒称得崇文阁更壮丽。
房梁肯定不能用金丝楠木，太金贵了，用不起，紫禁城也只有奉天殿舍得用；清朝重建太和殿，只能用松木，好在其他的木料都是有的。这两年开海，南洋各种好木料进口不少，黄花梨、紫檀木、鸡翅木、铁力木都有，不过都用来做家具。蒯祥和木工们反复斟酌，除了大殿用了香楠，其他房舍要统一风格，采用杉木，这也是宫廷庙宇最常用的大料，上面盖青色琉璃瓦，外头还是刷白后刷漆，然后彩绘。
总的来说，结构合理、布局紧凑，楼间距也不小，中间不用高大树木，而用花草，宽敞整洁明亮，整整齐齐；可惜当时没有选在明时坊，否则利用泡子河做活水园林，那是相当优美。
襄王很满意，他知道北京米贵，要在内城，要照顾宗室的身份，而且大的木料现在不好找，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于是同意了这个设计，汪舜华也同意了，那就没啥说的，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