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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定之的《满江红》气贯长虹，程敏政的《逼上梁山》同样引发了广泛共鸣——尽管后代奚落林冲软弱的声音不少，但这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谨小慎微老实人最后忍无可忍大爆发才真正具有感染力，那种动不动喊打喊杀的都不过是莽夫而已。
——《逼上梁山》自然是取材《水浒传》。下面其实有点奇怪汪太后怎么知道这个故事，毕竟这本小说口味比较重，被太祖禁过，甚至还咒诅过；礼部尚书章纶就提出过：“这是部禁书，而且诲淫诲盗，如果从这书里选择故事，甚是不妥。”
汪舜华其实对《水浒》也没特别的爱好，觉得还是孙大圣毕竟可爱，主要是好汉们卖人肉包子、求婚不遂杀全家甚至动不动掏心挖肺，在她这种法制观念浓厚的人来讲实在无法接受，而且实话说这书对女人来说真的不太友好；但《西游记》现在还没有产生，何况逼上梁山这个故事还是挺喜欢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现在也是逼上梁山——被逼着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被逼着改革，因此笑道：“《水浒》确实是本坏书，但它有好的地方，就是能做反面教材，提醒我们一定要正风肃纪，一定要严管厚爱，避免乱自上作，官逼民反；否则宋徽宗这样的昏君在位，高俅这样的奸臣多了，林冲这样被逼着竖旗造反的也会越来越多。——何况这书也告诉我们，那些嘴里喊着‘替天行道’的草寇即便耀武扬威、为祸一方，也不过乌合之众，甚至很多人就是被裹挟其中。只要能给出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愿意诏安，愿意为朝廷驱使的，所以朝廷也不能只想着武力解决问题。”
下面这才不吱声了。不过大家都不愿意写，理由也是现成的——确实工作太多，于是这活儿落到了程敏政头上。他毕竟年少，因此多数时候还是在翰林院读书；虽然他以程朱后裔自居，顶瞧不上这些山贼草寇，对戏曲这种形式也嗤之以鼻。但毕竟小孩子头脑灵活，没那么多框框；这些年他在翰林院，读的也不全是儒家经典，更多的是治国理政。既然关乎教化人心、治乱得失，也就不敢怠慢。
接到这活，他把《水浒》翻出来看了几遍，写了这个二十四出的北曲，当然这是不够的，小伙伴商良臣、李东阳、倪岳等人正在准备会试，不好意思打扰，但是他爹和岳父再忙，这种大事还是要把关的。这两位和他一样，在戏曲上其实没有建树，但是猪肉没吃过，肥猪还是见了不少，因此很用心的帮他反复修改，最后才呈上来。但是汪舜华还是不满意，毕竟士大夫不可能站在绿林好汉的立场看问题——这个没啥，汪舜华也看梁山好汉不怎么顺眼；只是敏政一路顺遂，又年轻气盛，不能理解真正理解林冲的苦闷，因此讽刺劝喻更多一点，这样代入感就要差一些，观众难以共鸣。
汪舜华理解程敏政的想法，放下架子和他仔细探讨：“写这个故事不是为了申讨以林冲为代表的绿林，而是要揭示‘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道理，用以警示朝廷和各级官员要夙夜在公、克勤克俭。否则，不仅鞑子会趁虚而入，朝堂上奸佞败坏朝纲，甚至基层官吏和普通百姓也会逼上梁山，沦为反贼。”
她的语气很是严肃：“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文以载道，首先它就要说人话，做人事，而不简单是你展示观点的提线木偶，否则直接就用四书五经去宣讲了，为什么还要用戏剧呢？你只有让语言尽可能生动接地气，百姓才看得懂；只有把故事讲好，把人物立起来，才真有可能感染人，打动人，达到感化人心的效果。你要记住一句话，‘当作者死了，人物才能立起来。’当你不按照自己理想的路径去设计人物的行为，而让他按照自己的性格去说话办事，这个人物才算活起来。”
她松缓了语气：“我让你来写这出戏，不完全是因为他们都忙，而是因为希望你能写好，也相信你能写好，更希望你能在文学尤其是戏曲小说方面能够有所成就——别看我，我是为了你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和我，都跟林冲一样，是逼上梁山的人。你那篇策论，成为改革的楔子，有人赞你，自然也有人想毁了你，以此否定改革的正确性，你要有被谩骂诋毁甚至诬陷的心理准备。但是光唾面自干是远远不够的，你还要奋起反击，和他们争夺话语权，争夺在百姓间的名声，这样，才能顺利的推动改革，你在文学史和历史书上，才能有个好名声。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别人不敢写的要写，别人敢写的要写的深刻到入木三分。这样大家才都知道，他们胆子没你大，视野没你开阔，眼光没你深邃，思想没有你深刻，甚至文笔都没你犀利。一定要这样，你才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文学家，一个真正的社会良心，而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一个天真烂漫的书生。朝廷也才没有用错人，改革才有了正当合理的依据，明白吗？”
程敏政沉默了很久，这才磕头；退下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这才走出来，把原书的段落又翻了好几遍，回头又把伍子胥的故事翻了好几遍，又结合自己此前的见闻反复琢磨，这才落笔。
汪舜华对新呈上来的脚本非常满意，实在太有感觉了。
她发出感慨：“我朝的戏剧终于有了反映社会民生百态的现实主义力作，不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恩怨纠缠。如果沿着这条路往前走，那就真能和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了。”
她看向程敏政的眼神很是柔和：“杜甫有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我希望你一直能保持这份忧国忧民的初心，既能给朝廷更多好的建议，也能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这才是读书人该有的担当和格局。”
下面面面相觑，汪太后还真不怕揭露社会黑暗、败坏朝廷名声、面子上过不去？
——我还真不怕，左右不过是缝缝补补的事；反而真希望出几个划时代的巨著，为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将来也能对某个作者说：“一个文（女）人的一本书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那可是对付酸腐文人编排宫廷秘辛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反对声音最好的反击措施。
当然，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战争可就免了吧。
《逼上梁山》火了，《水浒传》也就真的风靡全国。
戏曲火了，也不是没有副作用。比如扮演宋高宗和秦桧还有高俅陆谦等人的演员几次差点被情绪激动的群众狠揍，又是另外的事。
当然，火的不仅这两部，还有丘浚的《五伦全备记》，创作的时间挺早，甚至在《满江红》之前。汪舜华不喜欢《琵琶记》，让丘浚另外写一部，结果他老人家没多久就呈上来了。汪舜华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文学史上确实提到了这部作品，评价并不高。
当时笑道：“算了，你还是安心研究经世致用吧。”
她心里盘算着，丘先生不从事戏剧创作，应该也不会影响大明文坛的繁荣局面。
当然她不能不对三天就写出了《满江红》的刘定之更加刮目相看——这出八幕剧一气呵成，笔力千钧，字字珠玑。于谦等人看过，都是赞赏有加，不易一字。
程敏政的背后有高人，汪舜华不用想就知道，他自己也承认，父亲和岳父帮他修改过；对于刘定之这种奇才，更要大力表彰，因此下旨重赏；顺便也把两人找过来谈话。
程敏政神色庄重，刘定之很是惊喜——他本来以为当年汪太后把他打发到沂王府，仕途已经没有指望，不是没有产生过辞官归隐的念头，只是当时朝廷整风，并不敢出来找不痛快，没多久朝廷改革，汪太后又把他放出来，而且几次大加赞赏他的才学。
只是他有点担心，自己在汪太后那里挂了号，估计前途也就那样；没想到这回汪太后这样几乎是推心置腹的指出他身上的毛病——当然也连带了身边的程敏政，要求他提高站位，涵养气度，作朝廷大臣。
刘定之深深地磕了个头。
《五伦全备记》在群众中影响不大，但在文人士大夫那里很受欢迎。很快生员邵灿就写了同人《香囊记》。
宗室朝臣很推崇这部戏，认为是能正人心、厚风俗的大雅之作，汪舜华却听得犯困。没办法，这种卖弄学问才情、追求典雅工丽的风格，实在不是她的菜。
内容重要，形式也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数，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因此，戏曲改革，既有题材的拓展、内容的升华，也有形式的转变。
汪舜华倡导话剧。
她还记得男神的教诲：“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含极高之理论，施之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
也就免不了以此教诲演职人员：“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能重整河山，中兴大明，亦意中事也。”
但是显而易见，推行话剧的难度比推行戏曲的难度更高几个段位。
一切只能留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