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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土地清理就要在全国全面展开，如何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极为重要。毕竟顺天府天子脚下，勋贵各地一坐，基本上就闹不起来；但是外省天高皇帝远，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仅靠中央官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把各地全面动员起来。
土地清理的初衷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库收入，但是地方官强征火耗，却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那么农民对这项改革的态度可以想见。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的成果将大打折扣；一旦地方不法分子纠结闹腾起来，恐怕很难应付。
汪舜华点头，示意丘浚继续说下去。
丘浚提出：“要变由非法为合法，将暗征变明征，每两银子征收五厘银子，地方官员不得再私自加派，用明规则取代潜规则。耗羡归公后，作为政府正常税收，统一征课，存留藩库，酌给本省官员养廉。”
当即遭到了广泛抨击：这是要助长贪污受贿的恶劣风气啊！
但是丘浚却指出：“这也是没有办法。原因很简单，地方官征收火耗，不仅是因为贪欲，也因为实际需要。”
因为皇权不下县，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就是皇粮不下县。一个县里，能拿朝廷俸禄的，一般只有几个人，即县令、主簿、县谕、县训导、巡检、典史。
一个县里要正常开展工作，仅仅这么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开国初年还好，朝廷施行里甲制度，百姓轮流服役，自然也包括到衙门当差；但问题是，随着里甲制度的破坏，大量的百姓逃亡，前来服役的百姓一年更比一年少，甚至就找不到，但衙门还有那么多事情做。怎么办？朝廷不给编制、不给钱粮，县官就要自己掏腰包找帮手，起码三班衙役要有。
但县令一个月七石米，养这么衙役是绝对不可能的，怎么办呢？那就是收粮的时候，临壶一脚，撒到地上的算火耗，归县官自己所有，只有这样才能勉强度日；此外，就是陋规。多数衙役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什么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捕役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和宰牲户收取陋规。这样以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像乞丐，但大城市的捕役，则规费花样繁多而十分滋润。
听他这一说，原本坚决反对的章纶等人声音低了下来——这几年翰林们多次出京办差，接触地方实际，多少了解点情况——现在朝廷盯得紧，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会诉苦。确实朝廷那点俸禄，要想维持一个地区的正常运转，纯属痴人说梦，怎么办？羊毛总得出在羊身上。
但是火耗归公是绝对不可能出台的，这是明目张胆的搜刮百姓，皇帝不能助长这股歪风邪气！
但问题是要解决的，怎么办？
一是重申交税的方式。贵重金属和五谷布帛都可以，严禁地方官员吃拿卡要；每两银子五厘火耗，在上缴户部时统一扣减，提高地方官上缴银子的积极性；再就是章纶的办法，严格规范银子的铸造。中省府只收锭金锭银，各海关、县衙在上缴的时候自己铸好，要有明细账目和三位官员以及工匠签名，一式四份，各级政府各存留一份。
二是地方财政问题。朝廷的那点火耗银子，减去实际的火耗后，留下的就不多，地方财政要供养这么多人，怎么办？给编制。
轿夫、伞扇夫这些县官的跟班要大量削减。明朝早有规定，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但是这些年来，基本等于一纸空文，乘轿子不好吗，非得马上颠簸！
外官七品以下、或者四十岁以下，不许乘轿；京官三品以下，或者五十以下，一律不许乘轿——身体不好？那你应该回家养老去！
然后是抬轿的人数：
京官一品用四人轿；二品以下，用两人轿；出京以后，可以加倍。
外官一品用八人轿；二三品，用四人轿；四品以下，只能两人轿。
然后是根据各县的实际情况给衙役的编制——主要是根据人口和地域面积以及纳税的多少，由朝廷统一发工资。
——这个“实际情况”，不是你红口白牙信口开河漫天要价，而是有依据的，什么呢？里甲法。
此前，一里以十年为一个周期，轮流去服徭役，不应役之年，叫做“排年”；应役之年，叫做“现年”。
做什么呢？有“正役”，就是国家征调的各项工程；更多的就是“杂泛”，什么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轿夫、伞夫、解户、狱卒、隶兵、应捕、坟夫等等。
现在，农民的徭役已经摊到了田赋里；朝廷则用遣雇佣人丁办事。
雇佣的人数，差不多也就是以前服役的人数，也就是本地的里数乘以10，当然土地清理完成以后，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微调。
——当然这部分的费用，地方在上缴税收的时候就可以扣下；此外，不许擅拿属下军民一饭一汤。
同时规定，这些人的条件和招考方式——县丞、主簿这些属于吏，由吏部统一在落第的举人和太学生当中挑选；其他的皂隶——还在还是贱籍，但是等土地清理之后就要取消，统一为役，由上级部门统一招考、分拨使用，必须身家清白，没有劣迹前科，年龄合适，并执行本县任职回避，也就是清河县的人，绝不能再本地任职。
这些人以后也要纳入监察部门纠治的范围，一旦发现问题，不仅本人要严惩，上司约束不严也要处分。
——土地清理时期允许百姓把作弊的胥吏绑到北京，但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特殊情况，太平时期，还是要通过正常的监督手段，哪怕这个手段不可能随时都有效。
毕竟，稳定压倒一切。
现在各级各部门就对照要求对各自范围内的人员进行清理造册，通过考核后优先录用；人数不够的，以后统一招考，当然肯定要等到土地清理以后了。
这是一项很大的支出。知县俗称“百里侯”，按照平均每个县有百个里来计算，需要差不多1000人，再加上省、府各级相应的差役，预计财政直接供养的人员将直接多出近150万人！按照每人每年三十石米计算，每年将直接多出4500万石！也就是说超出此前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
但是没办法，既然已经提出来了，就必须要这样做，否则此前的口号就真的成了口号了。
汪舜华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不排除文臣想给自己下马威的嫌疑，但是本来这件事就是要做的，早做晚做都得做，她知道历史上的火耗归公，当然在机关呆了那么些年，自然知道一个县几个人是根本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虽然现在没有后代那么多事情，但也是不少的，更重要的是——皇权不下县，基层把持在地方士绅手里，说得好听叫乡贤，说得难听叫地头蛇，这是绝对不行的。他们有本事在地方一手遮天，对朝廷的政策搞选择执行，直接把负担转嫁给农民，激发民变，自己从中取事，甚至竖旗造反，美其名曰“为民请命”。
所以要真正实现“全国一盘棋”，就得打通这最后的一公里。
因此，汪舜华和内阁商量，同意了丘浚的奏请，考虑到现在朝野上下反对改革的声音很大，汪舜华语调铿锵：“把那些反对改革的派到地方做县令，如果他们不愿意清理也行，朝廷的衙役也别要了，自己养着——若是再问百姓摊派，督察院有一个拿一个，有两个拿一双！”
汪太后这样爽快的同意，朝臣都很意外，毕竟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来没有人试图解决；当然能不能真正解决，是要打个大问号的，但是朝野上下都很高兴：都察院觉得这彻底堵死了各级官员贪赃枉法的借口——朝廷可是把该配的都给你配齐了；户部虽然肉疼银子，但是支出摆到台面上来了，账目也就清楚了；地方官更是大喜过望——贪腐分子当然不少，但是入不敷出铤而走险的也很多；甚至老百姓也很高兴——太后真是说话算话的，不用再去衙门服徭役了；以后除了田赋，再敢吃拿卡要，就可以举报了，以前县衙是不管的，现在敢不管，直接捆了送北京！
——当然，这些衙役说到底也是小人物，在本地根基深厚，到了临县未必能施展；甚至富翁大户有可能扮作良民，反咬官差一口。
所以，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地方官限制了，京官也要限制。当然不仅仅是轿夫这样的小事，而是规范收入来源。以前官员俸禄低，来源的路子还是有的，一是卖点字画、写点墓志铭；二就是地方官的孝敬，三节两寿、某缺补差、冰敬、炭敬，都是官场的潜规则。汪舜华执政之初，就颁布了禁令，现在彻底废止了这些陈规陋习。当然作为补偿，同意夏六月和冬腊月各多给一个月的俸禄作为冰费和炭费。
——这当然不是汪舜华带来的蝴蝶效应。事实上，丘浚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确实有超越时代的慧眼。在那部著名的《大学衍义补》里，他对财政问题尤其国家财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虽然这些历史上是他在国子监十年写的，但这些年参加改革，又多次到地方办差，对国计民生反而有了更深的认识，拿出的方案也更适合当前的国情。
汪舜华又加了一条——官员财产申报。不是要学诸葛亮吗？那就学到底！诸葛亮向后主汇报了自家的产业情况，你们是不是也要说清楚。不多，就写你名下的产业，主要是田宅土地情况。反正只有写着你的名字，才能享受免税的待遇。在朝的官员明年三月前完成申报，以后每届进士任职，就要开始申报。如果发现隐匿不报或者不实的，以贪腐论罪。
——知道你们有人想隐匿土地，但这是百姓的根本，由不得你们。汪舜华暗暗的想，如果只是炒下艺术品，倒也可以懒得管，反正和国计民生没有直接关系，银子总是要往外使，这也算拉动内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