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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共同寻找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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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自抗战胜利后,赵廷雅、赵廷英以及所有赵氏宗族成员,他们逆势而为,饱受唾骂,深感无可辩解。阎锡山不待见他们,国民党惩处汉奸,而共产党这厢,正在倚重各路军事力量,大举夺取全国政权。无论怎么说,好事儿都轮不到这家人头上。

    一句话,赵家处境艰辛,阎锡山、国民党、共产党,都不会帮衬这一家族。

    黛莉太难了。眼看着上海不能生活,北京难以为继,全家竟无立锥之地。于是,赵家上百口亲友,向着东南西北11个省市,四面八方奔散而去。

    黛莉带着小赵健,凄凄惶惶。

    思来想去,总要依靠两只手,劳动工作度光阴。上海伤心地,北京谋生难,太原不能待,西安怎么样?黛莉决定重新投奔大慈大悲的西安堂姐赵菊生。自那年暂住西安,生育小女,黛莉与堂姐情义深厚。

    1950年春,黛莉拉扯着小赵健,投奔西安而去。

    一见堂姐菊生,二人悲从中来,相拥而泣。唔,茕哀苦独,形影孤凄,幼儿寡母,最是可怜。赵菊生一边安抚堂妹,一边拜托各位山西老乡,要为黛莉母女奔走一个饭碗。

    说来颇为奇特。堂姐赵菊生久居西安,人事较熟,居然找到了一位重量级老乡一中共早期大树特树的工业劳模赵占魁。说来话长,这位老英模系山西定襄人,抗战中在延安兵工厂搞铸造,一个心眼踏实苦干,为人憨厚朴实。当初,蒋介石号令围攻陕甘宁边区,中共猛将贺龙身为边区联防总司令,特命所属温家沟兵工厂,紧急制造十万颗手榴弹,装备部队御敌。未料兵工厂工会干部狄德建等人,突然提出工人待遇问题,并反对十小时工作制,说不好就要罢工。狄等要求延安军政当局给予工人以相应补偿,构成中共局部执政时期首次工人怠工事件。这还得了!贺龙差一点儿就要枪毙狄德建了。延安军政一面严惩狄等毫不留情,一面在工人中树立典型模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榜样力量解决复工难题。延安《解放日报》热烈地报道了山西籍好工人赵占魁踏实肯干的事迹。毛泽东当即将这一典型放置到一个战略性高度予以推广。农村学习吴满有,工厂学习赵占魁,太行学习李顺达,军队学习张思德,干部学习白求恩。后来,又加上青年学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少年学习刘文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最著名者当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总之,要以典型带一般,把人民话语集中起来,把人民思想统一起来,把人民行动组织起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树立一个或几个乃至多个光辉榜样,推广为普通群众跟党走的新坐标和参照系。要说总体效果,当然很好,那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特别好。

    这一次大敌当前,毛泽东关于学习赵占魁的指示,相当坚决,不留余地。当时,毛泽东看了《解放日报》报道后,亲自给中央职委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你们说,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要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和生产单位去。”从此,一场“学习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49年后,赵占魁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国首批劳动模范,并以西北工人代表身份,参加了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历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赵占魁荣任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实职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直到六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六十位“新中国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借此助推大型国庆纪念活动,赵占魁依然荣列其中。

    赵占魁生于1896年,逝世于197年8月6日。那么,这面老资格的“工人旗帜”,与黛莉母女之命运有甚关系?

    赵占魁的事迹,当年在西北党政军以及社会各界家喻户晓。但是,人们只知道他不辞劳苦为党工作的一面,却较少知道,他原本出徒于山西民族资本家早期企业,先在山西兵工厂所属铜圆厂学习翻砂铸造,技术日趋成熟,又在同蒲铁路介休工段做工三年,其文化背景正是民间传统的忠厚信义,所接受的训练又属干尊师如父理念,常与一些山西资本家打交道。说起来,那时候,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好,是相当愉快和谐的。

    198年,日军侵占山西同蒲铁路,赵占魁逃亡下岗,一直走到延安来。如今,赵占魁既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局担任实际职务,那么,山西老乡赵菊生,并不费太大工夫,便辗转相托,很快与赵占魁及其家人建立了同乡互动联系。于是,西北劳动局副局长赵占魁,热情地介绍小老乡赵黛莉,到西北劳动局机关上班,做了一名会计,而且待遇不低。其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难处。

    让我们整理一下思路:赵占魁来到延安时,已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人,他实在算不上一名激进的革命斗士,只是遵循厂规,忠厚待人,靠一身技术立足,重在养家糊口,后来做了官员,眼见得山西小老乡有困难,孤儿寡母,他不会见死不救。一种古老的传统义理,久存心底,很自然地发挥作用,能帮人时,尽量相帮。据赵健回忆,直到近些年,母亲与赵占魁亲属仍有相互来往,母亲一生都非常感谢赵叔一家人。

    这简直有点儿“阶级斗争熄灭论”了。是的,所谓阶级斗争,在中国民间社会里,并非时时刻刻呈现着尖锐状态。倘若时时尖锐难当,试问礼仪邦国何在?传统善德何在?仁者爱人何在?济贫扶困何在?两大阶级殊死斗争千百年,缺失了和谐,这学说倒是真正匪夷所思的。

    黛莉就这样参加了共产党革命工作。她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大院里,上班去劳动局,下班孤身一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和那些刚刚打下江山的工农革命家们一道,学文件、吃食堂,竟也有过一段快乐时光。遗憾的是,这位富家小姐,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共党组织任何训练,也毫不熟悉党组织周边早已集体化、苦难化的火热斗争生活,她的存在,显得十分另类。比如,革命女同志常常穿着队伍里发下来的灰色服装,或旧军衣或“列宁装”,裤腿肥大,布质粗糙,形式单一,有人腰扎武装带,有人带着小手枪,而黛莉却常常把旗袍穿了起来,乃至髙跟皮鞋、长筒丝袜、彩色发带等,时在解放区晴朗的天空下亮相。这不是资产阶级,又是什么阶级?加上她那复杂多事的家庭背景,还有她流落南北曾经从业于国统区的人生经历,这一切,简直令革命者无法接受,尤其不能被革命女战士们那战斗型审美观所容忍。如果不是老前辈赵占魁介绍来的,如果不是有这位“英雄老乡”罩护着,恐怕她早就被列入敌人阵营中去了,至少,也打你个“国民党特务嫌疑”。

    到了1954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黛莉先后任职于陕西省劳动局、西安交通大学、省交通厅下属汽车配件公司等单位。

    黛莉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她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在那个严酷年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没完没了的政审。据黛莉老人回忆,光她知道和配合过的“宁武外调”,至少有过十八次到二十次。万幸者,她仅仅在太原读过书,在宁武并没有生活过,又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阎锡山的任何组织,因此每次运动,每次审干,每次调査,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态势下,勉强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赵健赖以生存的工资来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髙级会计之职,每月工资七十元左右。这在许多人看来,一老一小母女俩,挣这个数目的钱,本身就近乎罪恶,许多人把这娘儿俩嫉恨得要死。据女儿赵健说:1965年前后,经济形势缓解一些了,母亲除了喜欢读书看报,还喜欢独自一人穿戴整齐去逛一逛百货商场,有时当作散步,一逛好长时间。她当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是什么人才有的习惯?贫下中农和城市贫民们,绝不这样做!坚决反对这样做!

    一场接一场的大运动,人们瞪着血红的眼睛,与其说是査她政治,不如说是妒她经济,或者说,在完全公有制的条件下,政治命运和经济待遇两者简直不可分开,几乎是同一场斗争。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残酷性,总是很自然地侧重于政治倾向和帮派集团的斗争,更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容易忽视经济利益因素。事实上,运动中两大派,拼杀到你死我活而绝不罢休,与高度公有制条件下每个人的经济利益相关至密。谁若输了,对立派必将扣发工资,你们全家就艰难得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发阵容,干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实经济补偿,而并非纠正什么“思想路线”。同理,“文革”运动也是公有制条件下的产物,其残酷程度,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搅在一起的。

    赵黛莉母女俩,在长期运动中,尚且能够相拥喘息活下来,全凭这份工资了。令人感慨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年轻时不参加任何组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实上,黛莉后来已经被当作真正的“特务嫌疑”而被控制着,这相当可怕。遥想当年,国民党在贵州、云南、重庆、湖南、广西、浙江、福建等统治区,大力推行多项组织活动,高喊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许多青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三青团”或者“青年军”组织。这事儿放在1949年以后,随时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难逃牢狱之灾,多年劳动改造更是常见的事。

    赵健深有惨痛记忆:同学们集体看罢电影《智取华山》,很快将赵母黛莉当作影片中女特务的翻版。事虽荒唐,却极痛苦,以至于别人打骂欺负,将其当作特务女儿来对待,仿佛这一切并非联想,而是现实,而是果真。

    长期政审上下歧视,尚且不曾将人揪出来再三批斗,一旦1966年大风暴席卷而至,则完全撕去了一切面纱。西安古城,批斗打砸日趋疯狂。试想,在那场运动中,千千万万老革命,无数根红苗正之人,尚且难逃厄运,又何况种种“牛鬼蛇神”?批斗赵黛莉,更是家常便饭,不死也脱三层皮。老人回忆说,某次批斗会上,有一位挨斗职员因一点点小事,被暴打在地,连续者三,结果,第三次栽倒后,再也爬不起来,此人被当场活活打死。凶手们迅速将其烧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乱抛撒到西安护城河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斗中,赵黛莉的宿舍连续被抄多遍,抄出来几件旗袍或者好一点的衣服,几条长筒丝袜,两双髙跟鞋,还搞了公开的“罪恶”展览。最后,勉强收回来几张老照片,早被人用红笔打了叉,编号为5号、5号,其余则被糟蹋殆尽。可叹西安红卫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许多群体虐杀“牛鬼蛇神”的地方来,算是轻的了。深怀仇恨的人们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黛莉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黛莉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她什么也不去多想,只想到自己绝不能死,绝不能胡乱承认各种罪名,因为她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要为女儿活下去。

    黛莉从少女时代起,就心仪自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崇尚独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切,竟换来如此悲凉的结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备受凌辱,九死一生。更有许多大小知识分子、优秀作家死于非命。唔,还是那句话: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儿。

    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时复欷戯,黛莉的人生命运令人心潮难平:七十余载,风雨摧袭,世事迭变,时运多舛,她孤独无助,步履维艰,但她不软弱屈从。她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作者赵瑜观赏黛莉章士旧相册。

    她的身上涵盖着更真切的历史。

    是的,黛莉终生未嫁。赵健也从未见过亲生父亲。

    乱世佳人啊。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旧信,那么,当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还幸存于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遗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还是向赵家母女提出了这个问题“母女俩在沉默中摇摇头,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风雨过去,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于巴金研究者们,今后留心吧。

    经母女俩同意,我从赵家相册中抓紧翻拍了一些旧照片。要想把这个故事更完善地讲给和平年代的读者们,还需图文并茂,以利干和大家一起,共同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徤就职于西安建设银行,直至退休。西安城里,河南籍市民不少,赵健年轻时嫁给了一位实实在在的河南人,然后又生一女。这位女儿,我们都没有见到。唯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剧,真的不再重演。

    我和李彬告别黛莉母女,下得楼来,整个西安古城车流滚滚,华灯万千。下班人群在匆匆之中,各自奔赴其家。街边一个乞讨者拉着二胡,不是《江河水》,而是流行曲调《走进新时代》。灯光缭乱处,行人步如飞。

    1964年秋,巴金先生应山西作家邀请,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风游历。不知他是否忆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坡子街0号”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经与他往往来来写了一些信,说了许多话?这一切,竟不可考。

    近来有报道说,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正遨游在浩瀚无拫而朦昽迷茫的宇宙间。我由此联想,一位中国作家,历尽苦难,他终干彻底获得了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

    009年10月太原—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