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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贾荣昌花天酒地，纵情声色把洗毛厂、梳绒厂交给他的好弟兄孙红民大理，自己一味*逸放荡的时候，当地一窝蜂的出现了几十家洗毛、梳绒厂，竞争再起。各个同行之间为了争夺客户，再次打价格战，比谁的加工收费价格更低廉，比谁更能容忍客户拖欠加工费。当地人本来就有喜欢赊欠别人货款、钱财，一欠再欠最后烂账的习惯，再有了同行间为争夺客户而对赊欠行为的一再宽限和容忍，便让欠账之风变本加厉。不赊不欠就没有客户。加工费越来越低，接近成本价格，再加上客户的一再赊欠加工费，企业基本上处于了零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贾荣昌的老二，也就是孙红民，向贾荣昌提出关闭洗毛厂，向羊绒深加工业发展，建一个羊绒衫厂。老二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一是出于想改变坐吃山空的局面，让贾荣昌有些进取心，另一方面也是看到本省有个几家著名的羊绒衫生产厂家，生意红红火火，产品行销全国。尤其是鄂尔多斯羊绒制品公司打出了“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广告，其产品畅销全国，在孙红民看来一件羊绒衫成本充其量也就是百儿八十元，售价却动辄上千，说明这个行当很有利润空间。
在孙红民的鼓动下，贾荣昌动了心。在他的管理企业的理念中，工业生产，生产加工产品就和农民的种西瓜差不多，只要把地整理好，每年记得轮作换茬，再把瓜籽点进地里，记得松土、施肥、浇水就一定能长出好的西瓜来。
贾荣昌把工业生产看的如同种西瓜一样简单体现了他的无知。而他的助手在电大工企专业读过几本关于工业企业管理的书，管理了两年洗毛厂就以为自己是个合格的企业管理者了。无知、自负再加腰包里有钱花不出去，烧得慌，三种因素糅合在一起，让贾荣昌迅速而草率地做出了投资兴建羊绒衫厂的决定。
征地、建厂房，买机器，聘请纺织行业的技术人员，购买储存羊绒原料，纺线、织纱、染色，等万事俱备正式投入成品生产，鼓捣出第一批羊绒衫来的时候，贾荣昌近两个亿的资金已经所剩无几。这时企业家孙红民才发现，仅仅把羊绒生产出来是远远不够的，有产品、无市场，无销售渠道是一件要命的事。再加上他们生产出来的羊绒衫没有知名度而且质量又不很过硬，品种单调，颜色、款式和市场需要不能接轨，因而生产多少产品积压多少产品，几乎没有销路。这两位企业家这才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临急抱佛脚，在社会上招聘了几十个产品推广销售人员，把产品洒到市场上求人代销。但是代销生意在中国是一件最不可靠的生意。那些受命代销产品的商家把商品接过来，定价订的和名牌产品的售价相差无几，卖出去一件他赚三件的钱，卖不出去，与商家没有什么损失。因此商家从来就不把代销商品当做当打粮的谷子，能卖多少算多少，根本不精心销售。因而，贾荣昌的荣昌牌羊绒衫在洒向市场销售的结果既不荣，也不昌。五千多万的产值投入市场半年，回笼的货款不足五百万，收回的货款还不足以支付销售人员的旅差费用的开销。而雪上加霜的是，这时候又有十多家和贾荣昌有着同样经历、思维模式和管理水平的所谓企业家也投资办起了和贾荣昌的羊绒衫厂规模大小差不多质量也大同小异的羊绒衫厂。这个一直以生产小麦而闻名全国的城市的昔日的农民们在摇身变为企业家后，头脑里仍然装满了农民种大田的思想，即庄户人，不用问，别人作甚你做甚，跟风头随潮流，效仿别人。看着别人买棺材也跟在后面抢购棺材，根本不问不想自己需要不需要棺材。这种一窝蜂主义在当地是一种很时髦的潮流。既然棺材买好了，就不能空放着，总得派上些用场，实在没有有死人可埋，就自寻短见把自个儿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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