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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电影制片厂老厂区同样在下关区，距离徐帆这一世的家里并不远，坐上南影厂的一辆应该是改革初年进口的福特轿车，一路上摇晃奔驰，很快就到了南影厂了。
南影厂原称江苏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8年。改革开放之后改名为‘南京电影制片厂’，鼎盛时期曾有上百电影从业人员，不过也在那十年中遭遇了不小的冲击，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高层迅速拨乱反正，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南影厂的元气依旧未能恢复，规模始终维持在四五十人上下，总资产算上那个上万平米的电影厂区跟器械，也不过三四百万的规模，还不足香港一家小型的电影公司资本。
这也是南影厂的厂长林方正会放下脸皮去求‘徐帆’这么一个后辈小生的原因。因为体制的关系，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有自己的国营电影厂，但是国内现在除了长春、北影、上影、西影、八一、峨眉六家国营制片厂还能勉强实现盈利外，其他各省都是靠国家经费支撑着不破产。
这个时代能在国际上拿奖的电影，中国并不少，也并不是林方正真正邀请徐帆的原因。毕竟比起美国那尚不知名的‘圣丹斯电影节’，南影厂去年一部‘屠城血证’还斩获了1991年日本东京世界和平电影节故事片奖。中国有着足够的题材可以拍摄出在国际上拿奖的电影，但除了拿奖之外，却几乎赚不到半毛钱。比如‘屠城血证’为了打响知名度，南影厂基本上都是对外半卖半送的，没能产生半点经济价值。
而徐帆的一部电影却能斩获千万以上的票房，这在林方正看来无疑是十分惊叹的。他认为这个年轻人许是在香港真学了本事，把人家香港人那一套能赚钱的拍电影的方法都学了来。南影厂若是能获得他的指点，也学会些人家香港人的先进市场经验，未来未尝不能追上国内六大厂的步子，成为第一流的电影制片厂。
林方正把演讲安排在南影厂的电影试映厅内，这间七十年代初建设的试映厅寻常多被拿来当教室跟会议室使用，毕竟南影厂每年拍摄的电影跟故事片也就那么几部，这放映显然没有开会那么勤，为此，林方正自八七年坐上南影厂的厂长位子之后，还特别在前面修了块黑板。
三人来到南影厂，徐帆惊奇的发现他老爸徐红军竟然端着个茶杯也坐在了试映厅内了。这多少解了他心里的一些疑惑，难怪刚才在家里没看到他。他的父亲是南影厂的器材管理师，他在五十年代参军时在军队里学习过精密机器的维修，寻常南影厂内的一些摄影机跟照相机的小故障，他都能给修好。
看到一行人赶到，南影厂党委书记唐国安迎了上来，一脸笑容，“你就是小徐吧，我听林厂长提到你今天愿意来厂里给这些年轻人讲讲课，大家正在等你！”
国企的特有制度，党委组织一向高于一切，难怪连厂长林方正见了他都恭敬了不少。
徐帆笑着连道不敢，勾头往试映厅内扫了一眼顿时吓了一跳，电影厅内满满的人头恐怕不下六七十人，远远超过南影厂的总人数。而且，不少年轻人他都没有印象，似乎不是南影厂的职工。
唐国安笑着拉他往前台走，边走边道：“这不听说小徐要来给大家讲讲课吗，不少职工家里的年轻人都跟着过来了，大家都想跟你学点东西！”
徐帆倒不是没见过这样的阵仗，只不过见记者跟目前的情形显然是不同的。这可是在上课呀，而且尤其让他难堪的是下面坐着的不少可都是四五十岁的长者了，这就……
不过，幸亏徐帆的脸皮不是想象中那么薄，或者不如说他来到这时代之后已经习惯这样的身份地位。于是，他在唐国安、林方正两人的陪同下走上了前台。唐国安挥了挥手，顿时试映厅内安静了下来，他道：“我们要多谢林厂长，今天他为我们请来了一位老师。我们同样要感谢小徐同志，他在香港在美国斩获了国际大奖后，又赢得了市场的成功。而今天，在林厂长的邀请他，他愿意来我们南影厂，为我们介绍跟讲解下他在香港在小平同志的‘大胆走出去’、‘向西方先进市场经验学习’的号召下学来的经验，老祖宗教导我们达者为先，诸位可别因为小徐同志的年轻就错过了这次自我升华加学习的机会，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徐同志，来给我们上一堂课！”
啪啪啪啪的一阵掌声中，徐帆很快调整好了心情，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好不怯场的接过了唐国安的话头，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我要多多感谢诸位领导跟前辈的信任，今天在座的不少人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前辈了，所以客套话我也无须多说。林厂长今天跟我商量，说让我把在外面学到的市场经验跟大家分析一下，我琢磨着咱们国家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小平同志跟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已经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步子。但是，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也忽视了要用批判性的精神跟眼光去学习西方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先进性，可以拿来更好融入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跟服务百姓、富强国家的经验！”
唐国安、林方正、徐红军跟不少电影厂的老人都惊诧的盯着他，他这一番话说得很有水准，看来这年轻人在外面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
作报告谁不会，徐帆毕竟是内地走出去的，在国营厂跟着混日子的时候，大会小会没少开过，听的报告跟经验座谈会没一百场也有八十场，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吗。
他重新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拿起一根粉笔，在黑板上边写边道：“如果是仅从理论上来说，大家可能理解的并不是很精确，那么，我先写上一组数字，让大家分析一下吧。我在香港拍摄的一部电影叫‘死亡游戏’，是一部剖解人性的恐怖片，整部电影的投资成本如果算上员工的薪酬，差不多有两百万港币，约莫折合两百二十万人民币（一片惊呼声）。我在美国参加了‘圣丹斯电影节’并斩获最佳故事片奖、最佳观众口碑奖、最佳制片人奖后，这部电影在美国初步卖出了300万美元的海外市场价格！”
他在300万美元上重重的圈了个圈，引起会场内一片震动。自八五年中国取消贸易内部结算价后，官方恒定的美元跟人民币的比例为1：5.8，黑市交易价格90年最高1:14.7，到今年年初降到了1:11.3，虽然绝大多数的国民都不清楚这个汇率关系，但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明白，美元比人民币值钱。
惊呼声中，徐帆不为所动，继续在黑板上写着：“我们的电影在香港上映约莫二十天的时间，总票房突破两千万港币，约折合两千两百万人民币，一部电影赚到的钱，大概相当于七个南京电影制片厂的规模！”
他用力的拍了拍黑板上的几组数字，转过身去年轻的脸上已经满是自信，声音也大了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却能靠着低劣的剥削制度，在我社会主义的压力下仍旧发展这么多年，必然有其可取之处，比如在经济建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