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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东征高丽归来，身体病重起来，无法正常上朝，于是下诏命太子李治监国，军国大事委托李治处理。此后，李治隔日听政，朝会结束后，就去凤鸣宫去看望圣上，这样他就可以经常见到日思慕想的武媚娘。
太子监国后，太子太师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房玄龄、太子太保萧瑀、太子詹事李积、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太子右庶子张行成、太子中允马周、黄门侍郎褚遂良、太子少詹事袁天纲等人俨然形成一个宰相班子，提前进入太子接班准备。风欲止而树不静，表面平静的朝堂下暗流涌动，宰相班子内党争也加剧起来，尤其是萧瑀与房玄龄之间为争夺首辅之位，党争愈演愈烈。
在一日朝堂上，太子太保萧瑀首先向太子太傅房玄龄发难，他向李世民举报：
“房玄龄与朝中的众大臣结成朋党，执掌权柄，党同伐异，不忠于君主，圣上还不知详情，只是尚未谋反罢了。”
李世民说：
“你说得太过分了！朕选用贤才，把他们当作股肱心腹之人，应当推诚置腹地信任他们，不是求全责备，而是舍其所短，用其所长。朕虽然不够聪明，但也不至于糊涂到好坏不分这个地步吧!”
萧瑀看到没有扳倒房玄龄，内心非常不安，又多次死咬着房玄龄告状。李世民看在当年玄武门之变前，萧瑀曾暗中帮助过自己，不忍心直接将其免职。
一日，李世民故意对萧瑀说：
“你既然信佛，怎么不出家呢？”
萧瑀明白，圣上是在隐喻自己辞职，而不想落下罢免老臣的名声，因此主动请求出家。
李世民故作姿态地说：“朕知道你信佛，早就想出家，现在朕也不好违背你的意志。” 于是就同意萧瑀申请致仕。
没过一夜，萧瑀又反悔了，他对李世民说：
“臣昨夜回家思考，又不想出家了。”
李世民认为萧瑀出尔反尔，不由地恼怒起来，直接下手书诏令数落萧瑀的罪过：
“朕从内心上不太相信佛教，学佛之人，也没有真正验证到学佛是否能带来福祉？反而痴迷学佛之人，遭受国家灭亡。例如南朝梁武帝一生痴迷信佛，倾尽国家府库的钱财来供给僧众，遍布修筑佛塔、寺庙，晚年还是发生侯景之乱而饿死在皇宫里，江山社稷顷刻间化为废墟！宋国公、太子太保萧瑀重蹈覆辙、痴迷佛教，因袭亡国遗风，而抛弃国家公义，不能分辨善恶邪正，煽动世俗浮华的风气。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在这朝堂之上，如此有违国家栋梁重臣的体面，已不适合位居宰相，朕一直容忍萧瑀到今日，他仍不知悔改，当免掉太子太保的职位，保留宋国公的爵位，贬为商州刺史。”
萧瑀被免职后，房玄龄知道此事因其而起，也内心不自安，就主动对李世民自己年老体病，不再适合继续担任要职，特申请致仕。李世民不允许，房玄龄就再三请求，李世民只好答应免去其太子太傅的职务，保留其司空、梁国公，特许其致仕。
就这样，经过一番朝堂内斗，宰相班子里只剩下了长孙无忌、李积、于志宁、张行成、马周、褚遂良、袁天纲七人，长孙无忌成了名正言顺的首辅，再加上其政治盟友褚遂良，其他宰相都是凑人数、不当家而已。就这样，在李世民因生病而不能正常理朝政的情况下，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就在朝堂上权势熏天、一手遮天，太子李治虽说是监国，也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一日，袁天纲在东宫给太子李治讲《贞观政要》论君臣鉴戒第六章：
“贞观十七年，圣上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
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同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
圣上曰：‘宇文化及与杨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
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杨玄感、宇文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
太子李治听罢袁天纲将《贞观政要》的这章节，有些疑惑地问：
“姨父，房司空（房玄龄）所说的隋朝‘宇文化及与杨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 ’难道原因仅仅是如岑文本所说的：他们是‘小人’，不是‘君子’，不懂得‘怀德荷恩’？”
袁天纲看了看李治，心里想道：“看来李治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不为正统道德说教所束缚。”
于是，他说道：
“隋朝一些重臣之所以要造反，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归结为是否是‘小人’，还是‘君子’。至于深层次原因，我曾向圣上提到过：朝廷的真正掌权者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源自西魏时期有拥立之功的八柱国：宇文泰、杨忠、圣上曾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祖李虎）、孤独信、李弼、元欣、赵贵、侯莫陈崇。其中：宇文泰建立西魏；杨忠之子杨坚建立隋朝；圣上之父建立唐朝；孤独信的三位女儿分别成为西魏、隋朝、唐朝的三朝皇后。目前长孙无忌、江夏王李道宗等这些功臣及宗室基本上均出自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员基本上垄断了朝廷的军权、行政权，皇帝基本上是由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员轮流做庄，于是就出现宇文泰篡权北魏而建立西魏；隋文帝杨坚又篡权而建立隋朝；权臣杨素之子杨玄感趁着隋炀帝杨广征高丽而造反的乱象。只是杨玄感造反失败，如果成功了，就没有唐朝什么事了。”
“姨父，看来大唐的真正威胁不是在外部四夷，而是在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员身上。” 李治若有所思地说道。
袁天纲看着李治，心里想：“看来，孺子可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