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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5章 君权 vs 相权
三月，在神州大陆应为仲春时节，“时也木德盛、阳气充，春芒甲坼，青青兮葱葱；春土脉起，油油兮溶溶”，寓意着新的开始，万物勃发，以及复苏和希望。
而在汉洲大陆，却正值秋收，象征着收获和丰收，是农人对劳动成果的喜悦和感恩的时刻。此时，夏天的热烈已然过去，凉爽的秋天则带来了微风和金黄的色彩。
就在这个秋意盎然的季节，齐国科技届也迎来了每年成果的收获时刻，一年一度的皇家科学最高奖也将陆续公布。
皇家科学最高奖的前身是建国初期所设立的工业成果发明奖，政府对工业领域中涌现出的各种发明和改进，予以重金奖励，以此来促进齐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及至后来，太祖皇帝将这种成果发明奖又进行了若干细分和扩大，包括机械（包括机械发明创造、工业新设计和改进）、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地质，以及农业生产等诸多领域，即凡是在过去一年中为齐国带来重大工农业和科技利益成果的人，皆予以高额奖金，以示勉励。
待太祖皇帝于乾武二十八年（1670年）登基称帝后，设立皇家科学基金，并将这个成果发明奖重新命名皇家科学最高奖，奖金额度也从最初的一千五百元，提高至三千元。
每年，皇家科学院、长安自然科学院、黑山工业研究院、皇室基金委员会等机构会对过去一年中各个领域出现的科技成果或科学发现进行评议和审核，最后逐一确立各个获奖名单。
自迁都长安后，皇家科学最高奖的颁奖地点便一直被定为长安皇家大剧院。而且，依旧延续了太祖皇帝时期的惯例，皇帝陛下将亲自出面，对诸多获奖者颁发荣誉奖章和奖金，并设立国宴款待这些帝国最为杰出的人才。
倘若，某项获奖的科学成果、工业发明或者农业改进，被证明足以颠覆目前现有的状态，并能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那么皇帝陛下还会对获奖者封赐爵位，使之一举迈入帝国贵族阶层。
绍宁五年（1690年），齐国为了吸收引进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成果，皇家科学最高奖的评选范围也不再局限于齐国境内，而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科技成果推荐，在经过诸多专家学者的评审后，一旦被认定符合获奖条件，依旧会授予荣誉奖章和奖金，以及相应的帝国爵位。
若是外国获奖者愿意移民齐国，将会自动获得国民身份，皇家科学院还会将其吸纳为院士，并给予大笔的科研基金，用于资助其后续的研究和探索。
至于房子、票子、车子，皇家科学院自然也会不吝给予，足以确保被引进的外国学者可以心无旁贷地实现科学研究的目的。
在齐国，只要能获得皇家科学最高奖，那对于個人而言，绝对是名利双收，更能让一个藉藉无名的人轻松实现阶层的跨越，走上人生巅峰。
据说，今年的奖金可能会有所增加，由原先的三千元，提高至五千元。
增加的原因嘛，除了考虑到物价通胀的因素外，还有就是皇室科学基金获得了一笔大额资助。
一位来自秦国的“土豪”一次性向皇室基金捐献了二十万元的巨款，从而大大丰裕了评选委员会的财力，使得奖金额度在保持了五十年后，得以大幅增加。
是的，皇室科学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已经不再仅局限于皇室的拨款和皇家商社的资金捐助，而是越来越多样化，开始接受民间团体和个人的捐献。
毕竟，皇室的开销也是越来越大，像这种科学性和公益性的极强的项目开支，也不能全都让皇家自个承担。
诚然，皇家商社几乎在国内所有赚钱的行业都有投资和入股，产业规模巨大，每年获得的利润数百万元，堪比一个中等国家的财政收入。
但架不住皇室的日常开销也是日益增加，皇室宗亲的供养、宫室庄园的营建和维护、民间福利保障的维持和改善、慈善基金和科学基金的持续投入，以及皇家的各种赏赐和赞助。
在泰平帝时期，为了避免“与民争利”和“仗势欺人”的恶嫌，皇家商社便陆续将旗下经营的纺织、服装、粮油、食品、制糖、木材加工、五金制造等众多产业脱手卖出，转而进入矿产开发、种植园经济、远洋运输、船舶制造、钢铁重工、新技术开发、铁路和公路建设等诸如此类的行业。
这些行业的特征十分明显，那就是初时投资大，但资金回收慢，甚至还有可能不会盈利，或盈利很少。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皇家商社承担了一部分本该是由政府投入的社会经济责任。
不过呢，这个帝国按照传统的“家天下”来论，好歹也是皇帝的，钱都是花在自己家里了，也是理所应当的。
内阁政府对此自然是乐见其成，不仅可以使国家财政少一分投入，还能直接消耗皇室的财力。
你说，面对一个无法能在财政上拿捏的皇室，内阁政府如何在皇帝面前硬起来？
在华夏古代的政治体制中，皇帝一直都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在秦朝以后，皇帝也一直在驾驭着古代官僚帝国的政治运作。皇帝的出现与地位的确立，代表着古代的制度向新的方向发展。除了皇帝之外，在这样的制度中，又出现了权力的主要执行者，那就是宰相。它是与皇帝不同的权力中心的代表，他们共同组成了国家的政体和权力结构。
纵观华夏一千多年历史，以宰相为核心的中枢机构演变史，就是君权和相权互相摩擦和争斗的历史。
君主与宰相在这样的权力机构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存在价值，虽然君主与宰相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一个统一的存在，可是在具体的机构运行过程中，在具体的制度的制度变化里面，双方对权力的争夺非常激烈。
韩非子曾经曰过，“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这就表明对于臣子的存在，很多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了其对帝王的威胁性，也揭示出君权与相权之间必然是有矛盾的。虽然，宰相的权利来源于天子，依附于君权，跟君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宰相也是具有独立性的，二者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仍然是有斗争的。
对于皇帝来讲，丞相等其他臣子的存在，只是他权力的一个衍生物，然而君主都是猜忌的，对于自己权力的使用也是非常警惕的，于是不可避免的与相权发生极大的争夺。在历朝历代，中央官制的设立和执行上面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极其被重视的，二者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君主和臣子共同组成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在体制最先诞生的时候，这两个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影响的。在最理想的状况下，那就是君主掌握了最高的权力，而臣子只要听从君主的安排，那么就能够维持安稳的秩序，就能够让这个机构运行下去。
皇帝最先设置宰相的目的就是帮助自己管理百官，分担自己的事务。这样安排的实质就是皇帝希望所有的权利还是攥在自己的手里，而宰相只是自己手里的一个工具。然而，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英明如秦始皇，贤能如唐太宗，仍然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事务。
前明时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废除胡惟庸之后，因为没有宰相帮助自己处理政务，每天处理的奏折高达两百多份，处理的国事四百多件，以至于老朱天天加班996，日日白加黑，根本忙不过来。 为此，老朱还抱怨写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
没奈何，老朱设立了殿阁大学士以为参政顾问，帮助自己处理繁杂的政务，这也成为大明内阁制度的雏形。
后来，内阁首辅逐渐成为了拥有实权的宰相，但它的权力是由皇帝所赋予的，又是由内阁制度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又制约和规范君权。
齐国的中央权力机构设置，既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君相并立、彼此制约的架构，也不同于前明时期君权独大（当然，后期随着内阁权力的增长，逐渐开始制约皇权）、相权势弱的模式，而是有些四不像，或者说是各种权力制衡制度的糅合。
内阁总理的提名不在皇帝，而是由敕令院（立法机构）和元老院（由最早的登州元老院转化而成，现目前主要为皇室成员、退职的政府高层官员、军方退休将领，以及社会名望人士组成）选出来的，然后再由皇帝任命。
内阁总理获得皇帝的认可和任命后，再行组建内阁政府，制定相关执政方针和路线，然后在规定的任期内，对整个帝国实施有效治理。
当然，若是敕令院和元老院选出来的某个内阁总理候选人不为皇帝所认可，皇帝是可以拒绝任命，并要求两院重新选举，直到有符合皇帝心意的人选被提交，最后才能顺利组建内阁政府。
当年太祖皇帝为了避免后世子孙太过任性，任人唯亲，肆意否决两院的选举结果，曾对皇帝的提名否决次数做了限制，最多只能拒绝五次候选总理人选的提名，并将此规定载入帝国大诰宪章（即宪法）。
要不然，内阁总理迟迟不得任命，必然会造成中央政府停摆，让帝国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当中。
若是第五次选出的总理人选依旧不为皇帝所喜，那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然后在内阁任期内，寻它的错处，发布紧急敕令，解散或者勒令内阁辞职，任命一名临时总理，组建临时内阁政府。
不过，这样的话，就完全打破了国家政权架构的政治平衡，会显得皇帝有些不要脸了，也会得罪整个帝国官僚阶层，多半会遭到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从而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矗
齐国建国九十多年来，尚未发生这种掀桌子的事情，除了几任皇帝“守规矩”、“讲政治”外，还有就帝国的国势始终处于上升期，使得政局较为稳定，皇权和相权也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不过，总得看来，皇帝的权力在帝国的政治架构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远不如前明时期那般具有较大的约束力，帝国权力的平衡，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自我约束。
万一遇到那种“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混不吝皇帝，丝毫不顾忌任何政治规矩，那必然会成为帝国最大的灾难。
当然，齐国的内阁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层面，尚不至于为了帝国的千秋万代而生出废黜皇室的念头。
但是，内阁对于约束皇权、控制皇权、削弱皇权的念头，却一直都是存在的。
昔年，太祖、太宗时期，尚处于建国初期，皇帝威权甚重，内阁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的份，自然不敢生出扩大内阁权力的想法。
待太祖和太宗两任皇帝先后故去后，泰平帝继位，由于性格温和，处事明断，愿意放权于内阁，使得内阁政府获得了不少主动权。
泰平十四年（1716年），秦国夷州凤山惨案发生，皇帝陛下试图要对秦国实施武力威胁，遭到内阁的一致反对，以政府不配合的态度终使泰平帝改变主意，转而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齐秦危机。
这是齐国内阁政府首次以集体的力量迫使皇帝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让，标志着相权已经隐隐有了对抗皇权的能力。
就在内阁政府准备以“随风潜入夜”的方式，慢慢侵蚀和约束皇权之际，帝国皇室突发变故，待机四十多年的太子意外殒命，迫使泰平帝不得不扶立仅为弱冠之龄的皇太孙为继承人。
随后，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帝继位。
因为新君执政经验欠缺，必须依赖泰平帝任命的几位“托孤大臣”倾力辅佐，方能确保帝国政局的平稳运转，这就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中心不可避免地开始向内阁逐渐倾斜。
这让内阁政府在惊喜之余，也不免存了一丝非分之想。
我们齐国是否可以藉此从“君主立宪”模式转变为“立宪君主”模式呢？
二者虽然意思相近，但词序改变后，意义却是不一样的。
齐国目前的政治制度，类似于“君主立宪制”，是君主为主导制定基本宪法，宪法对内阁和敕令院、元老院的限制远比皇权的限制要多。
而“立宪君主制”，则主要表示君主根据宪法的规定进行统治，宪法对君主的权力施加多种限制。
这个时期的英格兰王国就是典型的“立宪君主制”，首先确立王在法下的传统，即国王必须根据法律统治的原则。对君主的权力极尽限制个约束，议会和内阁在国家权力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齐国的“君主立宪制”，皇帝是事实上的立法者，内阁也是向皇帝而非敕令院和元老院负责。皇帝不仅是行政首脑和宪法制定者，还是军队的统帅，人民和贵族的参政权也是来自皇帝“赐予”而非本身固有。
若是，趁着目前皇帝“年幼无知”，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内阁政府将部分属于皇帝的权力攥取过来，逐步建立以内阁为主导的帝国权力架构，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届时，皇帝陛下只需充当帝国名义上的首脑，主持像皇家科学最高奖颁发这种礼仪性的活动，至于帝国大政的治理皆托付于内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