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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宋哲宗一天一天长大，他也越来越不习惯坐在龙椅上做一个傻乎乎的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抗争方式，只能使用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
宋哲宗冷冷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
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的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说：“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而对宋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
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帐。
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有幸存世的话。
账本一本一本摊开。旧事一件一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来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妄上”等罪名。
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
司马光和吕公著不仅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他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认为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这才罢手。
范纯仁一语成谶，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被跨省——远贬岭南。
历史似乎惊人的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这个只活了24年的年轻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只能从他的兄弟里选一个接班人。宋哲宗有5 个兄弟在世，端王赵佶不是宋神宗亲生儿子，照说没有候选资格，不过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赵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为宋徽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向太后也过了一把垂帘听政的瘾。
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极其讨厌王安石和他们的新党，因此，在她垂帘听政的短短9个月，宋朝的政治局势又折腾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知道，是宋朝历史上一位为数不多的几个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怀大志，宋太宗的勇猛精进，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影子。关于他的事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叙述，此处不表。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这样的浪荡皇帝，朝政就难免陷入一片混乱。以蔡京为首的变法派趁机主持了朝政。
蔡京做了宰相后，打起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或是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这样一来，一些正直的官员就全部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同伙却趁机填补了空白。
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就完全变了样。像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诈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灵，恐怕也得顿足长叹吧？
随着苏轼、范纯仁等名臣的先后辞世，这个时候的宋王朝朝廷已经完全沦为尔虞我诈的肮脏之地。君子远离，小人云集。他们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党派利益。他们没有羞耻之心，只有贪欲之念。他们不思进取，眼中只有贪婪二字。这如何不让人怀念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和而不同”、坐而论道的君子之风。惜乎，俱往矣，还看今朝——这个乱哄哄的大酱缸里正孵育着一只又一只肥硕的蛆虫。
宋王朝就这样慢慢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