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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说，我要给大家讲的，还是变化。变化是永恒的，无疑已成为有毕业后十几年经历的人任谁都不会去辩驳的事实。
关于变化，前面的故事中已多次提及。不过，我今天所要讲的并非那些单纯的变化，而是由于这些单纯的变化或者说经历而引起的人自身的变化。
忙于生活的人不会总两眼紧盯着这些变化，关于这些变化的清醒意识往往来自于长期无意识思考的顿悟。
某一日，一个极普通的春天的早晨，不到五点我就醒了觉。既醒了就绝不强迫自己，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匆匆穿衣起床，四周依然黑暗，死一样寂静。
我突觉百无聊赖起来，百无聊赖之后往往是深深地失望泄气茫然。我下意识地关了房间的门，顺势躺倒沙发上，随意开了电视。
电视或许由于孩子鼓捣的缘故，声音出奇地大，我慌忙把声音调低，心跳竟是急速地加快。
开着电视，注意力却不在电视上。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倘若被老婆知道，必又是一番不停地唠叨。
电视还没有多少台，画面除了一些似说非说似跳非跳似唱非唱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明星演唱会之外，就是大篇的保健广告。
这是怎么了，难道中国人都得了病？我显然急欲搜一节目来看，愿望却难以满足，迫于无奈只好暗暗责备着把电视停于一尚未来台的频道。
电视在闪着亮光，我的思绪欲随意地延伸却仿佛受了阻滞一片空白泛不起任何意识。
这种现象已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了，我毫不奇怪。
只是一个短暂的片刻，莫名其妙地，我想到了死和心肌梗死脑出血肝癌车祸等诸如此类的死因。
死后……我竭力地去想象自己死后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却什么也想不起，唯有一点儿异常清醒地活跃着，那就是我死后肯定会有亲人们悲痛，尽管或许这种悲痛只是短暂的或者不会持久的。
想着，情绪烦躁起来，去******，反正自己不可能知道这些预测的结果。
随着这个念头的泛起，仿佛要看淡点儿什么。——想想人生几十年，也快，快要死了，临死之前会想些什么呢？
情绪开始蔓延，不过，我没有任其蔓延，现在显然还不到彻底绝望的时候，只不过该努力地看淡。
说是看淡了，其实要真正把事情看淡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四十岁的男人。
我们且不管人们常说的“四十岁的男人一枝花”到底是何是何用意，四十岁的男人本应是干事的黄金期，我却在前面讲述中曾提及的拜访过那位欣赏过我的领导之后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或许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渴望伯乐而伯乐不常有的“伯乐”思维方式。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自己无异在挣扎——一方面在极力地否定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又被这些东西所诱惑着。
所谓的表面上的东西，我也无法准确地说清，大概就是诸如家中车水马龙评先进受表扬与领导关系紧密或者经常有酒桌在酒桌上意气风发之类的东西。
尽管我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虚无缥缈有时候甚至是有害的，自己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或许因为已丧失了拥有这些东西的条件，这些曾经顶讨厌过的东西居然变得如此美好，诱惑让我无法抵御。
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旦失去了，就不易再找回，空留不懂得珍惜的感叹。
生活的真实是，除非彻底地绝望，人总会给自己找一些说服自己的理由。
譬如人切不可过于张扬，过于张扬就容易触犯党纪国法，倘若那样丢失了现在的工作，实在得不偿失。
有了理由，我就竭力地去想象那些场面人的“得不偿失”来安慰自己，人家当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得不偿失”，而且脸上总是在笑，永远那么灿烂张狂又体面。
那些虚无的荣誉是没有价值的。我这样想着，又想到了自己的那些荣誉——显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而且也没能阻挡那些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一个个窜到了我的前面，或许我得到的仅是荣誉，而别人更看重的是图谋长远的实惠，至少人家现在有事可做。
我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另找别人或许有更深背景的理由来安慰自己，而绝少会从自身上去找问题，而且想象的闸门一旦打开，只要具备一些现实基础，常常有无限延伸的可能：背景固然是重要的，倘若背景出了问题，其结局甚至会连我也比不上。
这样的想法无疑已经走了极端，却仍在继续蔓延：若是根基不牢，背景遇上问题，必要拿你来垫背，首先牺牲的就是你。
人无疑是要靠人保的，就象婴儿需要搀扶，但扶你的人不会白扶你，必要的时候当然要靠你来扶他，而且他扶你的时候往往只需轻轻一带，而你扶他的代价常常会让自己粉身碎骨。
我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当然都是由象我这样的人讲的，难免要透着悲观，因为现实确少有这样的故事。
但少不等于没有，这样的故事连可能都不能有的，因为只要一次，就足以毁了人一生。我显然在劝着自己，却还是开始从网上搜索下载类似的东西，并就着这些东西慢慢地去想，虽难免仍要糊涂，事情倒真的看淡了不少。
当然，这里面也有现实所迫的原因。这算是我的变化之一吧。
另一个变化便是或许大家都有的那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刚毕业时的锐气渐渐地难得一见了，遇事竟总要左思右想只怕有什么闪失而迟迟拿不定主意。我原就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总以为性格使然。
严格地说，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儿，应该从我莫名其妙地想到死那一刻算起，因为只有从那一刻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
只要人能够真正地认真审视自己，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变化。然而，人最难的往往就是不容情面地审视自己。
我发现了自己的变化，尽管我的表述或许还不够准确，而且一时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到底是否正常。
是否正常要靠实践来检验，现在不说或许人不可避免地都要经过一个勇敢——软弱——勇敢的过程，只说这样的变化给我的影响。
意识到这样的变化时，恰值局领导班子做了调整。中国人都有青天情结，尤其象我们这种具有青天崇拜的县，无论官民，无一不在传颂渴望着青天，而且逢有领导班子调整，人的渴望就会更加强烈起来，乡镇如此，县直机关也如此：落魄的有谁不想因为主要领导的更换而让自己的境遇有较大改善呢？
传言伴着假想与猜测在隐隐的渴望中沸沸扬扬地传了许久，局领导班子调整总算有了结局——原来的班子成员除了我之外，完全与猜测相符：该退的退，该提的提厌倦了的寻门路去了外单位。
我原以为自己总算有了机会，我不象有的人凡事追求油水，前面的讲述已交代过，只要能有一个发挥作用的空间。
意外的，局长居然是当年我曾经向纪委揭发过的那位！
冤家路窄的相遇自然要让我尴尬，而他事实上却不仅没有如我想象中那样让我尴尬，反而执着我的手直呼“老朋友”，尽情地显示着自己的大度。
其实，也用不着他如此惺惺作态，尴尬归尴尬，这时的我早已没了当初对他的那种刻骨的恨，我也曾尝试着去恨，却怎么也恨不起来，渐渐地甚至有了点儿亲切感。
他毕竟又做了我的直接领导，人家大度我又何必呢？要知道，对于象我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单位的一把手通常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至少也能够决定你在单位中的地位。
但是我一下子由局里的清净闲人成为多数人的主心骨，倒并不单纯因为他的态度，更不是因为我是除了他之外唯一的正局级的副局长而让我协助他主持工作的安排，而主要缘于这样一种现象：
每逢有班子调整，尤其象这种调整，留任的人往往会成为单位里的主心骨，哪怕这个留任的人并不被人看好，毕竟原先的班子只剩下了他一人，即使原先对你抱有极深成见的人也会暂时主动地向你靠拢。这种靠拢虽必首先存在着，但或许他们只是想把你当成一块跳板，只要时间就会自动解除。
我当然不会为这样的现象所左右，不仅没有往日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沾沾自喜，反而明确地向大家传递着“紧密地团结在局领导班子周围”的信息，尽管他的这种似乎把我置于其他副局长之上的安排很快就暴露除了问题：
他压根儿就很少出门，即使他出了门，我的工作安排如没有事先征得他的同意也无法推行下去，我曾亲耳听过在我安排工作之后办公室主任给他的电话汇报。
——不知他是否特意交代过，反正办公室主任有的是办法，其实也不需要多少办法，他只要一个字，拖！无论事大小，无论你如何着急上火，就不信托不黄你。
所以，我实际上仍是无所事事的人，我不能厚颜无耻地总做这些尴尬事儿。
对于这样的安排，我言语中虽难免要牢骚几句，却已不象过去那样反感。
他对我的表现居然也甚为不满，虽然他同样没有跟过去那样表现到脸上，但我还是能够感受得到。
果然，某一日在酒宴上他只抓住了我一个极细微的过错就大发雷霆，言语甚为不堪直刺人的自尊。
虽然我当时也沾了酒，但意识却是清醒的，我居然没有象大家期望的那样跟他对干，只一味地自我检讨赔不是。
我的这种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大度自然被人斥之为软弱，有的甚至在背后偷偷地呼我“软皮蛋”，说这话时不可避免地会是一脸的不屑。
软弱未必就不是一种生存之道，而且最容易博得人的同情，我的软弱虽伤及了自尊并且让不少人为之瞧不起，却让极为重要的人际关系热络起来，原因是新任局长的严格考勤制度不再允许我随意地来去，即使无事可做，包括副局长在内也必须坐班，理论依据则是拿着工资上班就是天经地仪的。
上班确天经地仪，任谁都没有反驳的理由。——人就是******贱，忙嫌忙累嫌累真的无事可做了又嫌无聊。
但面对新形势，我必须要放下自己已少得可怜的自尊而表现出来的架子，屈尊俯就地跟他们闲聊。
很快，我就发现，以我这样的身份只要不一本正经地去管他们，他们还是愿意跟我交往的，有时候甚至会极尊重地邀我去参加他们一些东借西凑的场合，而且非要我坐到主陪或主客的位置，尽管我明白他们也知道我什么也管不了无异于一块招牌，只要我能够厚颜无耻地代表局党委自大一次说一些不着边际无甚意义的大话，常常也能够让他们自觉挣得了面子而满足，当然，在满足他们的同时，我可怜的自尊也会因受到没原则的恭维而得到满足。
任谁都知道，这样做无疑在混日子，而我却逐步混出了味道。
这或许就是他们所说的场面，没有场面就不会有所谓的油水。
虽然我仍说不清怎样才算油水，也无意于他们拼力去争的油水，这些场合终究让我省去了不少吃喝的费用而避免了每到月底因工资耗尽经济拮据的尴尬，更重要的是这些原让我讨厌的东西无疑让我进一步拉紧了跟他们的距离而能够更好地闲聊。
原来这些场合居然有如此的功能？！
至此，我仿佛明白了我们县的官场何以会有那么多的流言蜚语，当然，这些流言也不能全算是流言，往往也有多数的真实存在。
——既然无所事事，必要闲聊：场合上聊，上班的时间也在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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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也有闲聊的讲究，看起来漫无天际，内容却丰富：常常会由一些诸如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引起，渐渐地向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等蔓延扩散，大至纵横天下，小至百姓琐事，最后必然连“当朝不议当朝事”的禁忌也不顾了。
其中当然多是道听途说的猜测，因为闲聊不能总重复，有的甚至宁愿费财费力去探听来满足闲聊的需要。
且不说闲聊必生流言，单说这些生动鲜活的内容无疑让我了解了局里更多的内幕。
譬如局里最受一把手青睐的那位副局长，据说不单纯因为他有深厚的背景，更重要的还有，据说他的这位背景曾向局里捐赠过三万元，尽管这些捐资不过是归他背景所控制的国有资产捐出来于本人毫发无损，但现在讲究的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控制：
只要归我控制，其流向自要由我说了算，我让其流向同属行政的你单位自然犯不了啥大错，却是解了你的燃眉之急，更何况是经费日趋紧张的文化局。
如此，即使我不图回报，你局长总不该无动于衷吧：人是感情动物，总该讲感情吧？感情是私事儿，但人首先是感情动物之后才是人。所以，感情不可能仅体现在私事儿上。
再说了，什么是公事？公事实际上就是在为人提供培养感情的机会——凡事总得对得起良心吧，或者可以说良心是感情的基础也是一种价值，只要对得起了良心，等价交换就实现了。
虽然有时候交换的代价太大，大便大吧，终究是公事于我无损，管那么多干啥，尽管原则就在这种所谓的等价交换中流失，尽管不少事就坏在感情上。
你也别不信，倘若没有了这样的等价交换，恐怕有不少人无法生存，相反地，也有不少人因为不信甚至藐视这个这个规律而付出了一生碌碌无为的代价。
据说终究是据说，我敢断定，我还没有庸俗到对这种尚无法辨清对错的据说感兴趣的地步——除了惊奇新鲜之外，我显然没有深入研究的任何意思，因为即使自己要想深入研究也不具备这样的背景，所以跟朋友提及纯属无话可说时的废话。
——最关注自己的人最易犯的错误恰恰就是忽略自己，或过高或过低任何一种走向极端的估计都应算作忽略。显然地，我忽略了自己，居然在朋友面前提及这种无聊的话题，或许我当时实在已无法找到能说的话题。
朋友是思乡镇山区综合开发项目的某老总，他是不容忽视的，良好的经济效益已经使之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他当即就拍板决定给局里十万元的捐助。
我自要推辞，尽管推辞并不坚定，毕竟还是推辞过了，这种推辞恰到好处，理所当然地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这也算是我平庸生活中的一点儿波澜吧，因为当局长接过支票看了又看才确认不假时，虽一句话也没说，握着我的手却在明显地发抖。
我猜想，我的处境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吧，我期盼着，已暗暗地在分析着自己将要分管哪一块又该如何管。
然而，或许因为期盼过急的缘故，事实竟非如我愿：半年过去，我仍是无所事事。
必是机会不合适，否则，绝不会。我只能这样劝着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这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压根儿就没有要安排我的意思，据说竟还是因为我的过去。
而且，原以为自己尴尬地努力绝不会有人知晓，事实却再一次证实我错了，不仅错了，而且错得厉害，因为就在办理完支票交接我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人在冲我诡秘地笑，渐渐地就有更加不堪的东西入耳：
已到了如此地步又何苦呢？人哪，千万不能只看嘴皮子上的东西，骨子里谁不在削尖了脑袋往里钻？连林局……实在钻不动……一身骚。
这些突如其来的话难免过于尖酸刻薄，也道出了实情，我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儿，却仍当众脱光了似地，而怪则只能怪自己虑事不周。
其实，如果能够让自己更冷静一些就不难发现，只要沾了“官”字，事情就难保密，尤其在局机关，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员，往往也会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能量，而那些中层干部则无异于局领导班子的晴雨表——只要是某位副职得了势，哪怕只是他们的猜测，也会蜂拥而上迅速示好。
细想起来，这是一种精神，不肯舍弃任何丝毫机会的精神。
而一旦失了势，则必会唯恐沾染了瘟疫似地远离，素质差一点儿的甚至会当众与之高声地吵起来似乎要显示点儿什么，素质高的虽仍能保持表面上的必要恭敬却还是会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恭敬中的不屑。
办公室主任就是后者，曾经是我最欣赏的年轻人，所以我竭力地推荐了他。
却不料其变化竟如此之快，态度居然比不上那位不被我看好现已离了职的老主任——起码还有句公道的话。
公道话是至关重要的，人有时候连这样几句公道话也得不到。
或许还是沾了“官”字的原因，人一旦从中解脱出来，反而轻松了，往往能还原到人的本性。
既如此看，我最欣赏的这位无论从那个方面去衡量都不是办公室主任的上佳人选，出于报复的心理，我自鸣得意。
我的自鸣得意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局长偏偏喜欢的就是这位，尽管局长难免会因为他的工作失误而严厉地训斥他，或许正应了一位老官场的话：工作无多无少，不要以为谁谁能干而谁谁就不能干，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这话竟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我还是在期待着事故的发生，譬如延误了开会通知或者不会协调关系而将各科室搞的甚僵或者派车不当导致车祸之流，尽管少有这样的事，而且即便有这样的事，也常常会因为局长的一句话而让之消弭于无形，局长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
人做不得亏心事儿，只要做了亏心事儿，就会变得敏感。
敏感在正常的时候算不得坏事，而正常的时候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敏感，脑袋象灌了铅似地木木地且沉重。
只要敏感，就会有更多地感悟，即使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常常也能砸摸出许多味道，而这些感悟无疑又助长了敏感。
敏感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或多疑或悲观或亢奋诸多情感的纠缠，对主任的敏感观察明显加剧了对老主任的愧疚，似乎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儿。
因为老主任自打离职后，极具灵气的一个人一下子就蔫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遇有别人冷不丁喊他，就会受了惊吓似地发呆，必要别人再三喊他，他才会轻轻地推一下办公桌上的厚厚地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去看的报纸，缓缓地转过身“啊啊”连声，神情竟是迟钝，若是喊话者不再说话，他绝不会去问为什么，自顾自地去盯着报纸两眼不动。
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关注往往具有这样的规律：新鲜事物之所以新鲜，首先必因为其与众不同而让人感到好奇，待好奇得到了满足就习以为常了，没有人再去关注，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正股级待遇的普通人员，象这样的人员在县直机关中可以说随手指几个就是所谓的正股级，人们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去求他。
出于愧疚，我开始注意他：他早已没有了过去人们甚至是象我这种类型的副局长去求他时的那种趾高气扬的风采，连走路都怕人似地低着头紧贴着墙角儿。
他确实得罪了太多的人，按说这也是他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但太不注意方式方法，每逢民主评议，他得票总是最低，都是局长独断专行地保他才能够让他连年优秀。
这样的优秀其实害人不浅，不仅不能让本人觉悟，而且容易让人坠入沾沾自喜的泥坑而更加神采飞扬。
如果能够耐心地回顾，应该不难发现，有不少的人压根儿就没有几次优秀，常常出人意料地就提拔了。
有人说这是韬光养晦，也有人说是领导在搞平衡，好事总不能尽为一人所得。
但是也绝不可以忽视这些民主评议票的作用，因为人说话必需要理由，倘若有人把这些票当成了说事的理由，处境就大大不妙了，尽管这种情况多发生于领导班子新老交替之际毕竟属于少数，却终究还是存在着，而且偏偏让他碰上了。
多年的办公室主任的经历让他有足够的这方面的经验，但事若关己必乱，或许为了稳妥，他找了一些新局长的至交前去周旋。
岂料不找还好，找过之后反而坚定了新局长调整他的决心，因为他找过的人与局长虽铁，却终究不是局长本人而是别人，而且他与找的人越铁，越有泄露机密的可能，办公室主任毕竟是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还是自己的人更可靠。
凡是个官，就不痴不傻，只有到太精明过头的时候才会显出痴傻这个平常人才有的特征。
局长自然不是这样的人，他精明的设计不仅骗过了所有拿评议票说事的人，而且让他们觉得自己庄严的一票终于发挥了作用而扬眉吐气而收拢了人心，却没有骗过主任，这里面当然有主任找过的那位领导的智慧。
事实上，当这位领导经不住主任的再三纠缠终于肯明白无误地告知真相时，因为自己总算尽了心而长舒了一口气，主任却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说起我与老主任的交往，里面还有段故事。故事且从老主任说起，说是老主任，不过是按照任职的先后顺序来讲的，人其实并不老。
他就是曾经打破我鼻梁后来做了工会主席的那位的继任者，或许出于安慰的意思，任命他时局长破例征求了我的意见。
他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然不是最好的人选，但我还是坚定地推荐了他。
当时的干部选拔还没有现在这样严格，只要局党委通过按照规定的程序上报即可。
现在想起来，关于他的推荐和现在这位的推荐并无多大本质的区别，即无论自己如何表态，局长都是要任命的，征求意见不过是履行一下所谓的程序。
但当时我却认为自己的那一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毕竟属于A票，A票必须要签名并说明理由，而一般干部的B票不仅不需要签名而且只做数量上的统计。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认为，无论如何他都欠了我一份人情。所以，待我决定与局长改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不要说他处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要想跟领导改善关系，领导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只是一名司机都是关键，因为毕竟他们离领导最近跟领导说话最方便也最得领导信任，只要他们看似不经意地一句话，往往就能够让你的多日努力付之东流。
这种事儿当然不宜于公开场合公开地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电话。接连打了几遍电话，只是想请他喝酒交流一下，要知道做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不知自己何以变得如此世俗，几经思考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可都被他以或局长有安排或老婆孩子有病为由推辞了。
也是我稀奇古怪的性格使然，三番五次之后，我居然悄悄地跟了他一次。
只见他下班之后先恭恭敬敬地送走了局长——这是他的习惯，一把手局长不走他从不先走，应该说这是一个好习惯，局长走后，他开始做贼似地东张西望起来，见四周无人就上了一辆车直往工会主席家而去。
工会主席与副局长虽同属副局，按照排名却低了些，但我们局的工会主席却分管着局里的所有要害。
我决心要看一看他的风光，因此就一直跟着他——他毕恭毕敬地伺候着主席一家人上了车直奔我局经常安排饭的那家饭店，忙忙碌碌安排过饭之后就在不停地逗主席家的孩子……
奴颜媚骨，太监！对，就是太监。那一刻，我突然涌上了这个词儿。也就在那一刻，多变的我突然改变了想法，与局长的关系自然就那样不死不活地拖了下来。
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越看他越不顺眼越恶毒，直至彻底断了联系，连见了面都会不自觉地涌上怒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个人只要还能够愧疚，就足以证明他的良心未泯，因为良心是能够分化的，大致有愧疚、同情、自尊、挣扎等四个分化结果。
我的愧疚让我开始注意他，并非就是因为注意他而让我容易忆及与他的交往，而是因为新主任的嚣张，二者居然如此地相似，只要或想到或看到他的表现，我就会莫名其妙地忆及与老主任的交往，这就象人的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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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相互联系的人之间果真存在心灵感应，连想也是不能想的，只要想了就能缝合命中注定的缘分，必然地要继续碰面并继续未断的交往。
我与老主任的再次交往绝不该是这样的原因的话，必是因为同病相怜。
正当我愧疚之时，已记不清具体日子了，他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句话也不说就坐到了我的座位上，两眼阴惨惨地只顾盯着我。
难道他来寻衅滋事吗？因疲惫不堪已过敏的我感到了害怕，因为最近常听说单位里有人因失意而失常而闹事的事情发生，丰富的想象一下子就让我把或许毫无干联的两个事件联系到了一起。
有事吗？我小心翼翼且不乏温柔地再三问他，他却始终不说话，直到我严厉起来，才终于说了话。
显然由于长期不说话，口齿伶俐的他语言已开始变得生硬，只听他瓮声瓮气地说，我，想，请，你，吃，饭。
吃饭？岂非莫大的讽刺？心里突地一动，愧疚还是把我拉回了现实，迟疑了片刻，我答应了他。
那一刻，我能够觉察出他无疑是激动的，却极力抑制着而让自己保持了过人的平静，直到我们进了一家最为僻静的小饭馆开始喝酒。
小饭馆虽说僻静，客人却不少，据老板解释说，多是回头客。
小饭店倒也干净，我第一次来，而他显然已经是熟客，因为刚一进店老板就冲着他热络地说起来，而他却仍是一脸地平静。
我们找了一个最里面的房间坐了下来，他近乎耳语般地告诉我，也不单纯是老板自己所宣扬的那样“酒好不怕巷子深”，也有纪委整治公款吃喝的原因。当然，也不全是，不少注意影响的人平日也会选择这里，就是图个清净。一般的局级人物当然不会到这里，因为他们不屑，来的多是中层一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虾皮蟹子毛”之类。
或许因为环境的原因，来的人多静静地自觉保持着安静，反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待他啰哩啰嗦地说完这些，酒菜已经上来：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葱拌牛肚，简单而又精致。
我们开始喝酒，他就不再说话。
从未见其喝酒如此豪爽过，或许因为酒度过高的原因，我一杯还没有喝完，而他却已连干了四杯，虽说脸微微红起来，却仍在竭力保持着平衡。
这时候，他又自言自语似地开始说话，而且仿佛恢复了语言功能，文明、严谨、简洁。他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把我当领导，而只当作一个忠实的听众。他说，真是难，忠实的听众难找，自己也难，绝不敢随便地找人来当听众的。倘若那样，必会大事变小小事变大好话变成坏话而坏话却难变成好话。
他的谈兴很浓，象是积攒多了必要宣泄似地。他告诉了我关于他的咱们前面刚提过的一些真相，之后又哲人似地说了许多关于他做办公室主任前后的感想。
哲人？对，哲人。当时，我毫不夸张地觉着。
现在回想起来，那不过是一些极普通的话，其实大家都明白，只是没人肯说出口而已。
这便是我们之间重又交往的第一次。之后，渐渐地就多起来，也不过是喝酒之后的闲聊。
应该说，这样的交往是令人愉快的，我感觉自己已越来越离不开他了，间或某一天他突然没来或者没有预约，心里就会有太多亏欠似地，尽管他酒后并没有改变多少，仍是往日的那样一副呆头呆脑的相。
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他了，起因是某一天照例预约的酒后他不再平静意外地破口大骂局长“王八蛋”，而我居然也跟着骂起来。
骂当然是不定向的，一会儿就由局长转向了其他人，有时候也没有指向，甚至会相互对骂，待老板嫌吵上来问时，两人竟异口同声地说骂自己。
事实上也是没有指向的，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象我们这种人，情绪也是不能乱宣泄的：别看只是骂人，但骂人显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即便无事也会因为与众不同被人骂上两句神经病，而倘若遇上愿意多事的，这种破口大骂足能定“反动”的罪，尽管这家饭店僻静且老板因为赚了钞票已与我们成了熟人，但必须谨防隔墙有耳。
因此，事后想起来我仍觉得后怕，而且关于我们之间的交往局里已开始有微词，说是臭味儿相投：每逢有我们两人一起出入的镜头，总会有人在偷偷地指指点点，我就会象做了贼似地抬不起头或者贼一样溜走。
机关里，原就不允许有两个太过亲密的同事，更何况是我与他，我显然已被认作了堕落。
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主要因为我感觉自己正是干事的年龄，我隐隐觉得自己不该也不会就此沉沦下去，终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所以我不能因此而毁了自己，我必须要离开他，尽管我觉得有点难分难舍而且理亏，但那一刻我的心突然硬起来，或许有了希望心就会硬起来，我便有这样的勇气，我便是这样的人吗？
离开他当然要有痛苦的食不甘味的过程，但我不是一个容易痛快而沉迷的人，我有自己的追求，为了追求宁肯舍弃一切。
原以为离开他会象自己做出离开他的决定一样艰难，我为此甚至做了许许多多地逐步离开他的设计，譬如为自己找一个合理恰当的理由，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却又担心逐步离开万一自己突然软下来会离不开他。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分开就象人渴了就要喝水一样简单，只要他约过一次我故意不赴约就断了。
断了的那天晚上，我一个晚上都象失了魂似地，突然地又觉得胸膛中有股气在慢慢地聚敛，霎那间就欲炸裂似地，只有在屋里快速地转，惹得老婆直骂我神经。
且不说老婆的骂，单说连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神经真的出了毛病，因为从那以后我一直都被强烈的倾诉欲所折磨着，那感觉就象经济宽裕的人常常会觉得乏味而日子紧巴巴地终日里要算计着钱要如何去花的人反而有滋有味一样。
我的理智终没能战胜几欲将我吞没的倾诉欲，而且我终究还是一名实职副局长，只要肯加入他们的闲聊，总还是有人肯听的。
这也算是一种条件吧，或者也应称之为“以权谋私”，因为倘若不需要承担责任又能让自己得到放松有谁会不乐意加入其中呢？
当然，我的这种倾诉欲与老主任有严格的不同，他说的尽是局里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或许应称之为内幕的秘密，而我却严格地坚持着莫谈国事的原则，或许只是一种想说话或者表现自己以显示自己存在的欲望。
如此就只能说女人，别的不能说，难道说女人也不行吗？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暗暗地自得，或许女人应该是官场最长久不衰的话题，我很快就得了一个“色”的诨号，“色”也比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话招惹是非强。
但“色”通常与“屎蛋”或纠缠不清的意思相连，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绝不能要这样的诨号。
那，又该咋办呢？我居然发现自己极富天才，毫不费力地就能让自己说得含蓄、“文明”，当然，尽是无聊之举，却不料竟很快在局里流传开来。
于是，我更加津津乐道，努力地去搜寻这类故事，因为任何事物要保持必要的吸引力都必须适时。
常言道，话多必有失。便是指人说话多了常常有不能自抑口不应心的时候，更何况我说的原就不过是用来逗乐的疯话，自然难免要搀杂一些真话来增加事情的真实性。即使不这样，语言也具有明说暗讽的功能，常常会被人疑心为要暗指些什么。
果然，正当我引以为乐颇为自得之时，局长找到了我。他虽没有把话说透说绝，却明显地因为我的话多在严厉地批评我。
话似是而非，明着说天气而实际上却在暗指什么。这是他一贯的说话风格，其实，他就是这方面的天才。
我自是一头雾水，不知就里地瞅着他。
他显已感觉到了我的无知，迟疑了一会儿，又象是无可奈何地只有下定了决心才能最终说出来道，人是不宜多说话的，尤其象我们这样的身份。
倘若不说话，我又能干什么呢？这只是疑问，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居然会因为他的批评心里涌过一阵暖流——批评虽说不上好事，但也不能一概地认作坏事，至少说明他还能意识到我的存在，只要存在就有理由和作用。坏事虽不能完全算坏事，却也证明了一个事实：有人添油加醋添枝加叶地向他讲了我的表现。
我的表现或许并不妨碍别人什么，关键是复述我说话的人凭自己臆测的内容让他愤怒，我细心地注意到了他的眼皮在跳，只要眼皮跳就是愤怒之极的表现。
这是他的习惯，一个我在初次识他就观察到的放到心里始终没说的秘密，原决定让之烂到肚里，却不料今天竟说了出来。因为提及当初，我就常不能自抑。
一方面无事可做，另一方面却又连话也不能随意去说。这无疑加剧了我由于和老主任交往而勾起的说话欲，只觉得人是不能不说话的，但现实却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可以。
不妨这样描述我当时的感觉：似乎我的每一处肌肉每一块骨头都被由该说的话浓缩而成的气体充涨着，我仿佛听到了其碎裂的声音，唯一要做的就是如同庖丁一样麻利地把自己裂成一条条的碎片。
我的神经或许果真出了毛病，有这样的事实为证：我不敢再去相信任何人，而且正因为这样，到底谁在捣鬼，已根本无法考证。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骗我，所有的人都在密谋着害我，也包括我老婆。她明显已不再象过去那样温柔贤惠，而总是欲壑难填，不停地在埋怨着，唠叨着，仿佛嫁了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似地。
不要以为我会从此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也不要以为我对这样的状态束手无策，其实，我早年就寻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跑去跟我娘住上一段。
我娘还是象我刚记事那样爱唠叨，只不过过去的唠叨是在教我学做人的道理，而现在的唠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倾诉欲，好象她以为我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她的教诲，内容就尽转成了东家的孩子夭折了西家的老人九十高龄仍能健步如飞村里又换了新领导尚且不如老领导廉洁之类，而只有我才是她唯一的忠实听众。
这些唠叨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内容总在不断地重复，明天重复着今天，而后天则又在重复着明天，而且尽是一些过去的事儿，自从过了七十岁，我娘似乎就再没有讲过一件不是重复的事儿。
不过，不能不佩服我娘的记忆力，象我们村何时拉电何时吃上的自来水之类的已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她仍能清醒地记忆着，包括其中的一些细节。
我猜想，或许便是她已难接受新事物或者逐步排斥新事物而把注意力全部转向回忆所致吧。
所有的年轻人，也包括我，大概无一不反感这些毫无新气的唠叨吧。只有到遇有烦心事儿或者这种状态时，我才能乐于接受这些唠叨。
所谓的接受并非指那些已再熟悉不过的内容，只是仿佛理解了我娘，甘于装作认真地听，而实际上早已神游魂外。即便这样，我娘也能感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乐。
唠叨之余，我娘照例要忙一桌酒饭。我娘做的饭，堪称一绝，我自信曾吃过不少的饭店，但没有一家哪怕是自吹自擂有如何高级别的厨师的饭店也比不过我娘的手艺。
这不单纯是对我娘的夸奖，而是一个事实，尽管我娘听了这样的话必要谦虚一番，但能够看得出她身上洋溢着的幸福与自豪。
这次回家，我发觉我娘的手脚已远不如过去那样利落，所以待用过了晚饭我就象小时候那样爬上了她的床。
我娘甚是高兴，忙着为我找铺盖，并认真地为我铺好，然后就一边象抚婴儿一样抚着我的头一边继续她百遍不厌的唠叨。
这时候，听娘的唠叨无疑是一种享受，能够迅速地让我安静下来，要不是她冷不丁就会停下来分不清是感叹还是肯定地说“也有白头发了”，我怕早已如伴仙乐睡过去。
4
我知道她视力已大不如从前必定是猜测，但必须要回答她算是安慰吧，忙说，没有吧，娘看错了。
通常地，她都没有回音，自顾自地继续着连我这个最忠实的听众其实也没认真地去听的唠叨，其实，没有必要听，内容早已耳闻能详。
这便是一种幸福吧。如此住上三五天，任天大的难事也会消融殆尽。
最不忍的，还是分离，当把我娘精心准备的所谓美饶消耗殆尽，就是分离的时候。
之所以这样说，我娘就具有这样的能力：自从我成家立业，不用我说，我准备回家住几天或者是否带老婆孩子，她每次都能精确地计算出，并按照计算准备应该的饭食，剩菜剩饭就是她待我离去之后的主食。
她吃得很少，即使在我们狂饮暴食的时候，她也常常只看着我贪婪的吃相笑，偶尔满足地加上一句：这么大了，一点儿都没变，还是小时候的那副贪吃相。
逢此时，我就会停下来，望着她天真地笑，而她则笑得更加灿烂了。
及至上了车，我才意识到该向我娘道一声别。蓦然回首，我发觉我娘明显见老了，脸上的皱纹竟堆得那样深，完全是一个年老体衰的村妇，正悄悄地用衣袖去拭眼。
我娘常用衣袖去拭眼，但她从不承认那是流泪，总说眼里飘进了东西，若是再三追究，我娘就会责备我：数你事多，说你毛手毛脚，偏要象我老太婆一样爱唠叨。
她显然把这种自然地真情流露当成了秘密，唯一的目的就是不给我添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负担。
但我知道，那就是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泪不觉已涌上来，忙招呼司机快走。
就在那一刻，我确定了自己的一条识人标准：识别一个人，不需要看别的，只要了解他（她）对自己老娘的态度，若是孝的，必可交往；若是不孝，必要远离。
其实，这条标准我于十年前就认识到了并一贯坚持着，这次不过是一次确认。
这个问题的核心便是识人，倘若能够自始至终地准确识人，就不会让我自己陷入现在这样的困境。
自打再次确认了这条标准，我就坚持用这条标准识人，居然凡试皆准，无一例外。也算是对这条标准的检验吧。
但我很快就遇上了例外，或许也算不上例外，只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拿捏不准的个例：
局长是个实实在在的孝子，偏有老婆不准。所以每到逢年过节就空自慨叹不已，因为他不敢违拗老婆，老婆的老爹虽已临近退休，却仍是个能让他功败垂成的人。
老婆也难找，仅仅因为她生孩子期间婆婆恰因病没能伺候月子，就发誓不准男人去看他，男人自不敢稍有违反。
但男人终究是男人，是男人就必须孝敬老娘。据说男人在乡镇的时候，逢年过节总要利用职务之便让镇里的伙房置办年货偷偷地给老娘送去。
老娘更怪，独喜老辈过年的那一套——煮一套猪下货，蒸几屉白面馒头，尽管吃不了，没办法，偏好这一口儿，现在的洋过法反而会让她浑身地不自在。
当然，还有儿子回家，这几乎是所有老人的心愿。
但孝子却无法满足老娘的心愿，因为老婆不让回，他就不敢回，据说有一次他偷回了，结果让老婆知道了差点儿揪掉了耳朵，却还不敢声张。
到了局机关，与老婆离得近了，就没有了乡镇时的便利，这恐怕是局长最闹心却又无法向人提及的窝心事儿。
我及时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并决定帮他做他在乡镇时才能做到的事儿，但当我见到这位老人时，老人的手明显在哆嗦，强烈地盼儿归来的渴望无疑已灼伤了我。
——或许出于对母亲的与生俱来的感情，我不仅放弃了自己通过这件花钱其实并不多的事儿来结交他的卑劣想法，而且决定与老人一起过年给她以儿子的温暖，也算是对自己母亲的回报。
我的做法获得了母亲的赞同，却遭到了老婆激烈地反对，她竭斯底里地喊：怪物，一个连自尊都不要的怪物！最后，她的嗓子都喊哑了，居然仍在不停地唠叨。
如此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的做法到底对错了，若说错，母亲居然支持；若说对，老婆又在竭力地反对。
管他对错呢，我感觉到局长必定是充满感激的，因为他虽仍没有多说什么，但我的处境却在明显地改善——他开始给我派活儿，虽然尽是替他开会之类的事儿，却毕竟让我忙了起来——我不知道这种管理体制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一个局长一天居然要开三至四个会，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不知靠什么时间去落实会议，当然，有不少会议根本不需要落实，既无需落实，又何必要开会呢？
且不牢骚，单说自己总算有了事做，而且尽是些一把手局长该做的事儿。如果能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无异于让我提前享受了做局长的滋味。做局长着实不易，单是这些会吧。
或许我果真做了局长，也可以找人去替的。仿佛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想一想还是做一把手局长的好，我居然又有了些许期待，只要期待，就必要象局长所说的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心竟渐渐地安了。
正当我充满期待时，纪委的人却找上门来了。
据说有人举报了局长以权谋私的事儿，又据说举报人就是他最欣赏的那位副局长，还据说是因为那位副局长搞以权谋私遭到了局长训斥而怀恨在心。
我们且不管这些据说，只说纪委的调查确是真的，他们单刀直入地就问我是否给局长的老娘办过年货。
我说，办过，而且还一起过的年，但不是冲着局长，而是冲着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妈妈。
纪委的人又问，若是别的老人，你也能这样吗？
我干脆地答道，不能，但别的老人不一定也有这样的遭遇，我不希望有，难道你希望？说着，不知是因为老人的遭遇还是自己渐渐的失望，我眼里竟噙了泪。
纪委的人没有再问下去，只说了句“天下难道还少了这样的老人”就结束了他们的调查。
我不知道自己明显情绪化的回答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反正局长仍然是局长，只是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不足五十岁的人看上去怎么也有七十岁吧。
一个周后，最受青睐的那位副局长被派到了乡镇做党委书记，算是提了，这是县里用干部的一贯做法。
待这位书记经过县委的再三催促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总算交接完毕，我就接替了他的分工，而局长只说了一句“好好干吧”。
且不说后来我才了解到局长居然疑心是我又告了他的状而把我当成了仇敌，单说这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就这样便轻松地到了我手上，我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反感觉有些泄气。
我意识到，人是必须有所信仰的，倘若失了信仰足以能将人击垮。——局长的遭遇仿佛给了我点儿什么警示，我明显在应付差事，甚至连原来的一分雄心勃勃也没有。老婆便骂我，刘老三的豆腐提不起来。
骂就骂吧，尤其在我感觉到了局长的真实想法之后，我绝不是在为自己没有勇气的逃避找理由，而是愤怒让我根本不想说，我何苦非要用说来表明自己呢，尽管老婆再三地质问我“为什么不能把话说明”。
其实，话是无法说明的，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局长老娘的事儿，他不怀疑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别人呢？
我老婆却不顾我的阻拦去找局长说了，我不知她说了些什么，只听她自己说她不过是说了那些据说和她的分析，这是个不简单的女人，我连她也不能再信了。
事实上，局长明显对我好起来，某一天，他莫名其妙地冲我说，对不起，误解了你，好好干吧。
但这无法阻挡我日益感到的变化，或许恰如我老婆所说，我已不辨是非和好坏了，沾了人家便宜还要对人家讥讽挖苦一通。
这怪不得我，因为我压根儿就信不过他们，他们给了我好处，就必然地要从我这里博得更多更大的好处，要不然他们过去为什么不给我好处呢？
老婆终究头发长见识短。我这样想着，似乎才感觉到了自己。——这居然是我，一个甘愿淹死于逃避与牢骚的梦想中的我，竟这样真实。
怪是相对的，在别人感到我怪的时候，我却感到重又找回了自己——我仿佛又回到了刚毕业那会儿，恐怕只有那会儿的我才是最真实的。不，与那会儿还是有所不同的。该怎样说呢？恍若做了一个长梦吧，梦醒的时候看到了自己，自己在跟自己招手。
仿佛一切都看开了，只有把一切都看开了，才有可能找回原始的我——人想做事原就不是什么过错，根本勿需去责备自己，而且只要想做事，无论怎样的环境都不该成为阻碍，更没有必要去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或许用“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样一句佛语来表达会更贴切吧。
命运或许就这样怪，越是想开了的时候，机会往往越要垂青你。偏在这个时候，局长被提拔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临到交接的时候才告诉我，他坚定地推荐了我。其实，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我知道他的推荐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只是个到常委里过度一届就要退居到人大的常委，却终究还是个常委。
但是对我的起用起决定作用的，绝不单纯是他的推荐，而是县长，当然这里面也有他推荐的功劳，起因是县长的小孙子得了一种类似于感冒的怪病，四处求诊都确诊为感冒，按照感冒来治，却又总是徒劳无功。这时候，局长就推荐了我老婆，所以说里面也有局长的功劳。
前面的讲述曾提及，我老婆居然信起了神，治疗小孩子惊吓只要用线吊一根针点上三株香然后由她呼小孩子的名字家长代替应答直至香燃尽居然甚为灵验。
我当初曾担心老婆的西洋镜被拆穿，西洋镜是我对她行为的讥讽，但局长既已推荐了，而且县长与夫人已携孙上门，只好任她妄为。
肯定是药起了作用，香未及燃尽，县长的小孙子居然当即就好了。据县长夫人说，县长的儿子及儿媳都在国外留学，小孩子倘若……这话当然不能说全，只能点到为止。
从那以后，我就结识了县长，更重要的是县长夫人与我老婆竟姐妹似地走动起来。
县长夫妇并没有传言中那样严肃，只是他的性格过于庄重，这也是长期官场磨砺的结果。或许到他这一级别，反更能看得开？他说，人就是那么回事儿，都有百年，其实，也用不着到百年，只要人退了休，就同世为人了。
我居然与他有同感，也或许因此，他便喜欢我故意堆到桌上的论文。应该说，他看重我，并不单纯因为这些纠缠不休的关系，还有我的才华。至此，我仿佛明白了人们之所以要常说的“要提拔最先知道的必首先是自己”这句话。
正为此，待局长告诉我结果组织部门果然就来谈话时，我已经由透着担心的激动中平静下来，甚至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
那一刻，我是清醒的，我知道局里还有近五百万的亏空必须要我去面对。尽管这些亏空局长并没有拿回家里，但他终究还是有责任的。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亏空的公开，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跟我谈起过。我知道，要公开这些亏空必要遇到不可想象的阻力。
但我已经决定，绝不为他背黑锅，我必须要保持自己的清洁，然后认认真真地做事，于是就拨了审计局的电话。
审计的结果快速地送达了县长，在送达他的当天，他就与夫人一起又来到了我家。
既要家里谈的，不是因为关系紧密，就是因为非正式谈话。待两位夫人开聊之后，他进了我的书房，就从兜里掏出了那份报告，笑吟吟地说道，这事就到此为止吧。
说着，竟点火烧了那份报告，象是对我的一种补偿似地又说道，我会为你作证的，并支持你所有的改革计划，人活着必要做事的。
我突然明白过来，只觉得自己活了四十五年仿佛才总算活明白了。
我当然另存了审计报告的复印件，只不过总是把之锁于箱底。我想，我必须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一年之后，局长即后来的宣传部长因脑溢血死于任上，全县为之举行了隆重而且盛大的送别仪式。
参加完他的送别仪式，我已是身心俱疲，却突然涌上了这样一句不太合适宜的话，这也算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吧。
已经记不清这是哪本书里的一句话，即使我仍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也已无心去探究，因为我很快就睡了过去，我太需要这样别无牵挂睡眠里无梦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