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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说，是非标准是人判别事物的一个基本标准，有“大”“小”之分。
“大”，通常是社会极力倡导的做人的底线，是共性的，靠长期的培养累积形成，一旦形成，除非遇有过于强大的外力，不会轻易改变，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常常能够诱发社会的动荡，所以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却是不容忽视的。
“小”，则是相对的，相对性表现在“小”总是在“大”的原则指导下无限地接近于“大”，也就是说，“大”是靠“小”来贯彻的，而且在贯彻上存有弹性，弹性的大小取决于个体。
正因为是非标准的“大”“小”之分，才有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差别，依据自然是由于个体差异而形成的坚持是非标准的坚决性。
我猜想，大人物必定是因为具备某种能够提高而且能够转化为坚忍不拔的自我控制力的学识的潜质才让自己成为万众注目领袖群伦的大人物。
由于自我控制力的存在和层次性，决定了大人物的层次性，不同层次的控制力便有不同层次的大人物，尽管也存在着具有极强控制力的大人物暂时不居于大人物层次的个别，这种个别称之为潜龙，正所谓“有朝一日，飞龙在天”，实在飞不起来的只能算悲剧或根本算不得龙了。
而对于小人物来说，是非标准只能具体地表现为壮志难酬的强烈地骚动与不安与落魄，虽或默默地独自承受或毫无节制地盲目反抗，生命却犹如夹缝中的小草艰难而又无奈。
我们都是小人物，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关注大人物而忽视了自己。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带兄弟们一起去感受这种骚动。
兄弟们必定已从前面的讲述中了解到，我是个只顾忙于工作而别无他顾的人。其实，从书记调走那天起，我的处境已经开始变得不妙了，只不过被我忽视了而已，其时机敏的人早已在静观其变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原是应该感受得到的，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部门为他举行的庆功宴而唯独拒绝了我，而且一本正经地训斥了我。
那一天，从不吃机关伙房的他偏偏到食堂就餐，尽管食堂特地为他烧了四样小菜，却毕竟吃在食堂。这绝对是一种姿态，我直到现在才领悟到，当领导向你故作姿态时，说明隔阂已经产生了，离穿小鞋为期不远了。
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去想，反以为领导必定是因为怕给我添麻烦才拒绝的，因为我当时凡是组织如此场合都是自掏腰包由老婆去做的，我自信老婆的厨艺，甚至连领导嫌弃的念头都没有动过，暗暗地便夸书记重感情，颇有点儿感恩的意思，唯一能报答知遇之恩的便以为必要不惜一切做好工作。
直至稀里糊涂地调入农技站，我仍没有彻底悔悟，坚信领导关于“工作需要，提拔重用”的说法，并且努力地去找一些理由来说服自己。
事实上，“工作需要”常常是领导的一种托辞，而“提拔重用”更多的则是一门高超的语言艺术。
人是极其古怪的动物，只要具备了特定环境，便容易形成“自己如此别人必定如此”的多疑性格，连我常自掏腰包请客的事儿，人家也是万不肯信的，认为我必定是揩了集体的油，因此表现得极为不屑。
——关于我调农技站，不少的好心朋友为此愤愤不平，劝我尽快想方设法调离以图发展。
他们所说的想方设法自然是指前任老书记，他们知道老书记最欣赏我，尽管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关系并无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利益关系存在，但毕竟被他们认作了关系。
事实上，关系除了“亲”的那种，多是在相互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建立的方式不同，不少人认为只有那种建立了物质利益关系的关系才真正算得上关系，而我却认为只有排出了物质利益的关系才能称得上关系，因为那叫感情，才是真正无价的，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这些词义含糊却用意明确的劝告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在我看来，只要能够开创工作上的新局面，便会赢得足够的尊重，正如老书记所说的“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因此便只管一门心思地去工作。
值得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果然便有了起色，书记大会小会上的表扬更是让我欣喜不已干劲十足，很快便把那些好心的劝告完全抛诸了脑后。
朋友们又劝我，说农技站是个火药桶，没人敢引爆，你的工作成绩越大，得罪的人就越多，越是趁了某个人当然是指书记的愿。
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工作不一定要得罪人，更何况如果不得罪坏人又怎么去认识好人呢？岂不是要良莠不分？
朋友辩解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呢？原本就是无法区分的，他们的脸上又没有写着字，难道那些形貌丑陋不堪的便一定是坏人吗？是，现在那些留着光头染着彩发的小青年被认为是混子，而且他们也把这种形象当成混子的标志去这样做，难道他们便甘愿这样而不是屈于某种压力故意做出如此姿态以追求一种狐假虎威的效果吗？他们便一定都是从骨子里往外透着坏水的坏人吗？
一连串地诘问之后，朋友叹息道，果真如此的话，倒真的不如去得罪坏人，坏人毕竟可以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头破血流一番，再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笑泯恩仇岂不痛快？！官场却不这样，冷不丁便会给你一枪一刀，血流满地，往往却找不出伤口在哪儿。难道这便是******素质？朋友嘴里带了脏话，继续感叹道，是啊，这就是素质。
朋友的苦苦劝告并没有让我因此而改变观点，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仍顽固地坚持，工作没有好歹之说，只要能够让自己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作，便是最好的工作，至少领导不会如此不堪。
许是朋友戴了茶色眼睛，事实并非如朋友所说那样不堪，应该说，我那一段的工作同样是繁忙愉快而又充满成就感的，看得出来，书记对我的好感日增，他甚至又可以跟我坐到同一张桌上吃饭。
那时候，我对领导是最崇拜的，领导终究有领导水平，绝不会跟一般人那样小肚鸡肠，能够跟领导坐到同一张桌上吃饭，尽管总要不停地忙着照顾领导唯恐不周，还是让我感到了莫大的荣幸，幸福感常常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难怪自尊心高贵的人会那么喜欢回忆与领导在一起的时光。
但人常常会有意外，此后的意外彻底改变了这种良好的局面。当然，也有人说，书记压根儿就没有改变过对我的印象，我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始终认为，完全是因为我没有把握好自己才造成的，事实上，我确是情非得已的。
就在我调农技站那年，恰逢镇级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曾竭力劝过我的那位朋友神秘地告诉我，说大家想选你做镇领导。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历次镇级换届选举的经验，县里镇里都在力保选举意图的实现，从未出现过差错，因此我权作一次玩笑。
随后的党代会上，连差额都不是的我居然得到了二十票，与候选人当选差了六十票。
我知道是朋友捣鬼，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绝对会以为有人在故意出我的洋相，因为即使要捣鬼，党代会也是无法操作的——参加党代会的都是党员，党纪不容忽视，每次党代会前，党委书记都要在由党委绝对信得过的党员担任的代表团长会议上三令五申，而且代表团长们多是按照团长所在辖区来安排的，不仅在代表中享有绝对的威信，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鼓动能力，自不会让选举跑了题。
尽管如此，书记还是冲我笑了，镇里的人都知道，书记或许为了自己的威严是从来不笑的，只要他冲谁笑，便必定会有事。因为我不是代表，所以最初并不知情，反以为书记在向我示好。他说，想当官告诉一声，没有必要去做一些小动作。
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反反复复地掂量了一下午，也没能嚼出其中的滋味。直到晚上，人们拿我的选票搞笑，我才明白了个大概，难怪书记要我到人代会上试吧试吧，我一下子便读出了他那满脸堆笑中的令人恐惧的不屑与讥笑。
我径直去找朋友，大发雷霆，没想到朋友居然不以为意，毫无正经地说，试吧试吧就试吧试吧。
他正在喝酒，酒已有了五成，未及我发完火，便非要逼着我入席，他总是这样让我无可奈何。——他的酒，我是不敢奉陪的，量奇大，有瘾，一天三顿必喝，他曾经自我解嘲说，一顿不喝，浑身便如同遭了虫灾，咬得浑身不自在。
他喝酒方式极不文明，逼人酒，“一二三三二一”就是六杯，倘若碰上对手，便会梁山好汉似地换大碗，人们送他外号“大一碗”。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酒，不妨再提一下另一个与他有关的故事，据说他儿子刚结婚那会儿，老婆劝他少喝免得被儿媳笑话，他果真便有一顿没喝，到第二顿便已不可忍受了，又不能跟老婆闹僵，吃饭的时候，趁老婆不注意，一杯酒便全部倒入了他惯常使用的大水杯内，待老婆转身端饭时，两口就把酒干掉了。儿子结婚不到一周的时间，他便因酒的问题把儿子分了出去，惹来了不少的非议，尽管对于儿子儿媳的孝顺，他是满意的、自豪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不该玩笑时漏了嘴，自己把这一段说了出来，外号由此而起。他不以为意，吹嘘地说，喝酒拼的是身体，量不大的人，必定身体有病。
据此，我常常怀疑他患有酒精依赖症，也就是说慢性酒精中毒，他的身体居然查不出任何毛病，反比那些量不大却因酒而伤心伤肺的人要强健得多，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吧。
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他逼酒，却从不对我，原因是他那年为了儿子结婚买了席梦思床垫邀我去看，自然要喝酒，喝酒的人总会给自己找理由，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喝酒，自觉酒量的我居然喝了个人仰马翻，全部吐在了他的新床垫上。
为此，我深为愧疚，而他却毫不在意，反倒为我扯心裂肺的呕吐而不好意思，每当谈及我吐酒的样子，他便一脸的恐怖，他说他从不吐酒，吐酒的人不宜饮酒，没有比自己身体更重要的友谊，说喝酒如喝情纯******胡扯蛋。从此，我们成了莫逆。
那天，他把我喝趴下了。他酒后从不糊涂，思路反常地清晰，从他的身上，我才真正打消了长期对“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疑惑；而我，酒后就是一个糊涂蛋，满脸赤色，浑身奇痒难当，除非喝睡过去，便会失了自制力，必要胡言乱语一通，事后又记不起到底说了些什么。这是他最看不中我的地方，也是他从不逼我喝酒的原因。
但那天，他劝我，胡言乱语便胡言乱语吧，人是必须要给自己找平衡的，发泄一通总比闷到心里好。
原是赶来问罪的我，居然听了他，一会儿便已迷糊起来，至于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一句也记不起了，只记得他不停地唠叨，人是当逆向思考的，有人投票便说明有人信得过，不见得就是坏事。
第二天，我便病了，整整一周没能起床。与此同时，按照既定的日程，党代会结束之后，人代会如期举行了。
人代会不同于党代会，因为人大代表结构上的要求，不仅比党代会更难把握，而且必须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所以也更容易出问题。
怕出问题，偏偏要出问题，我居然获得了比得票最末一位当选的副镇长仅仅少一票的选票，如果不是这场不该得或者得的不是时候的病，后果当真难以预料了。
这么一次浏河镇有史以来最大的无组织事件，很难有人会相信其中的当事人竟然毫不知情，直至事件发生之后才了解事实的真相。
信息是“大一碗”传来的，他也是在会议之后遍寻我不见得知了我生病才来探望我的，我们之间虽有年龄上二十多岁的差距，却是心心相通，时间稍长一点儿不相见，彼此间就要相互探望，至少也要打一次电话，可以称得上忘年交。
肯定有人会认为，必定是他帮我做了手脚，天地良心，绝无此事，我们连面也没有碰过。
他确帮我做过手脚，因此见面时，他一脸地愧疚，连呼“对不起”“没有料到”，直到从不拖泥带水的他一连串的道歉结束之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或许书记认为我的威信在这一年间已基本上消耗殆尽，这次选举的候选人差额居然安排了我。
候选人差额简称差额，尽管在正式会议上绝不能明确指出，但多数代表都能从组织安排的实职上辨得出来，为了防止一些新代表不了解其中的关窍，党委也会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让他们彻底搞懂。
所谓“关窍”，即差额是不能当选的，只有这样才能真算人代会的成功。
党代会的结果让书记大吃一惊，他必定战战栗一身冷汗，自作主张地把我从已于正式选举前一天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中剔了出去，待选票发下来代表们才了解到，差额已换成了一位长年病休在家临近退休的老者。
他的行为无异于弄巧成拙，惹起了不少代表的反感，“大一碗”便从中替我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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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者要掌握信息，永远比普通人容易得多，因为永远都不会缺企图靠向当权者兜售信息而获得信任乃至器重的人，如果这些信息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其实也算不得坏事，当权者因为职责无疑比普通人更需要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往往搀杂一些个人猜想甚至捏造的成分，因为只有这样的信息才往往是能够吸引人注意力的信息。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镇里的秘书：他原是临时工，镇里的“交通”，也就是负责镇里“两办”卫生等杂务的那位。凡“交通”都多少有点儿门道，且不说足以让他们到镇里干的社会关系，仅为人处世这一点儿便是一门学问。“交通”无疑是伺候镇里头头的，所以并不好干，前面的几位都没有干好，偏有这位独好。其中的原因不足以与外人道，现实是尽管他并不被多数人看好，却独得书记青睐，干了不到一年，便转正提了秘书。前面政治家曾提及，秘书就是领导的贴身小棉袄，据说他连为书记洗短裤的事都做。
估计书记很快便会探知了“大一碗”的动作，联系到病休的我，必定会有一些关于我与“大一碗”有预谋地搞阴谋的猜测，他原本就多疑，多疑的人往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想，如果加上秘书的旁证，搞阴谋必定成了书记心目中早已认定的铁定事实，因为书记很快便亲自登门向每名党员代表谈了话，而且把党员联户的做法成功地推广到了代表身上，与“大一碗”的力度自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大一碗”有足够的威信，而且凭借着多年的乡情和交情。
了解了事情的内幕后，我终于弄明白了秘书何以会在我生病期间那么频繁地探望我，我们之间从无交往，而且因为工作上意见不合经常有龃龉，他的旁证比于我不力，最不该的是我为了表示友好而故作精神饱满地接待他。
说完之后，“大一碗”便软软地仰躺到我的床上，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两眼只管死死地盯着天花板，看得出已是羞愧难当，我自不便再去埋怨他。突然，他猛地弹起来，两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生疼，近乎乞求地说，还是原来那句老话，还是调走吧。
我或许真该调走了，既然出了事故，第二天，我便提前结束了病休，径直去了书记的办公室。我曾反复地考虑过，如此做是否有掩耳盗铃之嫌，能不能反而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一直到他办公室的门口，我仍在不停地权衡，但我实在不能再病休下去了，我必须要有一番解释，我强烈地希望不要把自己精心改善的关系再度弄僵，我甚至做好诸如他大发雷霆拳打脚踢之类的一切准备。
但出人意料得让人震惊——他不仅没有象往常那样，反而热情地接见了我，热情得只顾关怀我的病情，丝毫不提选举的事，连我想解释一番的想法也被他的热情烧得荡然无存，但待我受宠若惊地关门欲离开时，我分明听到了他低声的“不识抬举”的咕噜声，咕噜声虽然迅速地被他故意把桌椅弄出的巨大响声和夸张地恶心呕吐声所淹没。
我原准备再去解释一番的，但是忍住了。他绝不能算是大度的人，或许，我真的该调走了。
说是说办就办，但对于一般干部来说，调动也不是易事，必须要求人，而且必须要办成，否则后果会更加恶劣。所以求人前，必会反复地细细斟酌谋划。
但我所找的并不是朋友所指的前任，而是安宁乡的老书记，前面的讲述中曾提及，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我相信他办这类事要比书记的前任把握得多，而且我始终坚信他的人品和能力。
果不出所料，听完我的陈述，他非常乐于帮忙，但拒不肯收我带去的一万元钱。
关于一万元钱，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金钱上的往来，但我还是决定必须要带的。
为此，我曾经征求过“大一碗”的意见，他坚决主张带，而且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些当时我几乎闻所未闻的信息：现在办事都明码标价，这个明当然不是指通常说在嘴上的那个“明”，而是心知肚明的“明”，办事必须首先准确把握“明”，太多了，事有不值；太少了，事有不成；必须恰到好处。据说，我们县当时一般调到不能少于五千元；进城则因为工资和进步上的差异必须达到一万元以上；至于提拔便要根据职位的不同定价，至少得两万，高者几十万。
我决定带钱，并没有考虑交易的问题，凭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本无需交易，主要考虑他同样需要找人，咱总不能求人办了事又让人赔了钱，至于数量，自是最低档的，即使这些，已足以令我头重脚轻。
关于我的决定，尽管曾向“大一碗”征求过意见，并且是在他的意见基础上形成的，但真正实施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我隐隐地感觉不能告诉他，尽管他见我为难，曾慷慨地向我甩出五万活动经费，但我既不打算让他知道，便不会收，尽管我非常迫切地需要，但我还是严辞拒绝了，而是靠老婆以购买家具的名义去娘家借了来，这不仅事关脸面，还有其他。
我朋友不多，却尽是“大一碗”之类的人物。仅凭这一点儿，我便远不如他们，别看官不大，倒沾染了不少官气。
闲话少说，且说既已带了去，便要留下，似乎不留下心便总在悬着，任凭他如何肯定的答应。——我象做贼一样不自然，心也跳，脸也红，说话也啰哩啰嗦，总怕说不明白，偏偏又说不到点子上去，手脚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越颤抖越手脚乏力。许是他看出了我的紧张，便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随意地扔到沙发上。
不知所语地忙不迭地离开后，我感觉后背已经湿透了，内衣贴到身上，凉飕飕的，心里先是因似乎看到了某种可能的希望而一阵轻松，继而便是反复地利弊权衡与对比，因为那毕竟是巨额的一万元，而且是债务。
说巨额，千万别不信，那时相当于我们夫妻两人一年的工资，而且必须抛除吃喝的因素，一万元送出去了，必须全家人一年不吃不喝。
想着，心里便乱糟糟的，便不愿回家，因为我实在无法面对短视的老婆因老大不乐意而翘得老高能够拴住驴的嘴。
去哪里？唯有去找“大一碗”，我甚至萌生了他或许能给予帮忙的卑鄙念头，但我非常清醒，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不能做的。
“大一碗”又在喝小酒儿，见我颓废的样子，比猴儿还精的他已猜到了几分，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呼“有门儿”，当晚喝了一公斤酒，睡了个踏踏实实。而我沾了酒，却愈加难受，说不出有股什么滋味在心里不停地翻腾，只有呕吐得浑身狼藉。真********世道，调动工作还要花钱！！！吐着，心里更不平衡，嘴里便不由自主地骂着，稀里糊涂，倒头便睡到地上。
你肯定不会相信，天地下居然有这样的领导——第二天，他便怕钱烫手似地把钱送了回来，我感觉自己有点儿死皮赖脸，因为我居然死活不肯再要，推辞不过，他便上了车。我刚松了一口气，他突然敞开车窗从窗上扔了出来，扔出来的仍是我原来的那个因为反复掂量而弄折了的信封。
送钱用信封是我们县当时的流行，我至今也搞不懂其中的用意，大概是图个安全吧，信封就这样成了送钱的代名词，类似于红包一类吧。
人真******怪物，送的时候紧张，人家收下了不痛快，当真退回来了却复杂起来：尴尬、不安、绝望一涌而上，非要把人煮糊不可，尤其是当“大一碗”不见眼色地狂喊乱叫“事无成”时，我看似平静实欲炸裂开来，反不如前面患得患失充满猜测而又惴惴不安的期盼。
就是从那时起，我认定，期盼也是一种享受。所谓享受，便是咂摸，直至品出味来。尽管彻头彻尾的绝望也能咂摸，终究死灰一样，远不如期盼更加耐人寻味——里面透着悠闲与潇洒与猜测与猜测中的不断变化。猜测有时候也是徒劳的，事物总是偶然中孕育着必然，必然中伴随着偶然在发展。
死灰一样的绝望中，我突然间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书记打来的，声音里洋溢着兴奋，说我托他的事已经办成了，能够听得出来，对方显然刚得到消息，而且有外人在场，除非因事情成功无法掩饰常人通常会有的从心里直往外透地兴奋，以他那样的修为（姑且称修为吧，说不清是何原因，这一段我总喜欢把经验丰富称之为修为），绝不会乱打这样的电话，所以话说得很模糊，而话越模糊越值得推敲咂摸。
果真仔细咂摸，人有不少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但只要心意相通，往往又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去说，一个音符一个眼神彼此间便能心领神会。
尽管如此，突然间地绝处逢生，让一股比他更兴奋的强烈的急于要感恩的心情紧紧缠绕着我，使我茫然无措又似乎非要做点什么，却又想不起要做点什么又该怎样做。忽忽悠悠地什么也没做成便过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渐渐平静了下来，我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
但临到打电话时，虽准备了无数的言语，又突感实在无话可说。说什么呢？感激？太俗了，实在太俗了，岂是一句感激就能表达得了的？再证实一下？因为直疑心自己的耳朵有错，又担心实在太过冒昧。翻来覆去地想了许久，我还是在想象着电话打通之后该如何说。说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满脑子想的并不单纯是感恩，更多的恐怕要数再做进一步证实的冲动。
其实，事情往往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复杂，到强烈的冲动催逼着我去打电话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原先设计好的语言和顺序早已飞到了九霄之外，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
幸好，电话一打便通，因为我选择了某本书上离领导上班前半小时打电话的吹嘘，说此时正是领导最闲适所以心情最好的时候，凡事都好办。
电话一接通，立即便传来了对方低沉的声音，此时他这唯一曾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低沉声音也变得极富磁性起来，紧紧地吸住了我。尽管我用力地放平心情，心脏还是要蹦出来似地，语调因此变得有些嗫嚅。再三鼓励自己，我终于问出了一句现在想起来颇有点儿艺术性带有外交辞令的“老书记，您挺忙？”
“忙，哪找不忙的时候？”对方永远是那样干脆，未及我继续说话，他已在问，还是那事吧？
我说，嗯。
我怀疑他根本没有听清我的回答，又说道，耐心等待吧，最近组织人事部门便会下去考察。何等美妙的声音，未等我认真地听够，他已挂断了电话，他永远都是这样风风火火，总会给我留下些许的不足之感，这或许也能算得上一种风格一门艺术吧。人生得领导如此，夫复何求？
要知道，自他调走后，我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不是不想，而是我不习惯那种对谁都毕恭毕敬的做作，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那份相互的牵挂，越是心灵相通的人越不需要去注重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不是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吗？
事实上，还是这种我竭力反对而有的人偏偏称之为素质和能力的做作见效来得快，而且更适合。或许，人在困难的必须求人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儿奴性，做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奴性。但这绝对不等于说我便高贵，相反，我至今也搞不清自己当时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奴性，到现在想起来，仍难免面红心跳愧疚不已。
因为漫无天际地想着，我居然受宠若惊起来，感恩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冲撞着我。居然用六个字便解决了如此复杂的问题，感恩中不觉自傲起来，我一旦自傲起来，常常目空一切，这是我最致命的弱点，那一刻，我甚至以为自己当真具备外交家的天才。
自傲毕竟不是优秀的品质，往往连着一些更猛烈地对目标的追求，伴着自傲难免又多了些对调走的期待。人能够有期待是幸福的，时光总能在期待中飞快地流逝。期待连着希望，没有希望的期待根本算不上期待，而只能叫做空想。我当然不是空想，是希望，书记的话是明确的，让我坚信。
我开始关注镇里的来人来客情况，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不关己的事儿何必要如此费心劳神呢？但我认为这是我的一大发现，指不定哪辆车载的便是前来考察我的领导。兴许是以前没有关注这方面的情况，镇里居然有如此多的来人来客，难怪一年要几十万的接待费。这些车中，有熟悉的，有陌生的，熟悉的少，陌生的多，渐渐地便乱了起来，我根本无法辨出到底哪辆车是前来考察我的，或许压根没有，反正我辨不出。
组织人事部门原也有几位朋友，但事情尚处于保密阶段，不便于问，当然也担心他们的层次太低根本无从知道其中的故事，据说人事方面的故事最神秘，即使层次稍低一点儿，也绝不会知道，而且问不得，问的本身就犯戒。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己去关注，尽管累，也不可能，但终究也是一种期待。
有一阶段，终于让我发现了变化：来的小号车多了！我便按照工作上的分工去揣测这些小号车主与老书记的关系，我那时候认为，分管的领导与下属的局长必定是要好的，倘若是与老领导工作关系密切的，我就会以为指不定便是老书记托来给我讲情的。我后来才弄明白，其实不然，如同镇里一样，分管领导与分管单位头头之间通常是有矛盾的，若不是极亲密的关系，通常就是仇敌。
只说以我当时的经历，要弄明白这些车的车主与老书记的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弄不明白，更想明白，这是人的天性。我只有故作糊涂地去打听，听到的自然只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半真半假的消息，然后再把这些消息进行加工企图从中发现点儿什么。
我每天都乐此不彼，并幽默地称之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只要有五十号以内的车来，我必要千方百计地去向秘书打听：车主是谁，来干什么。尽管我常常装得极为随意，问的方式也自觉极为恰当，但问得多了，难免要引起秘书的注意，他奇怪地盯着我问，你最近怎么尽关注县里领导的事，以前可不这样啊，岂不成要上调？
我一惊，莫不要又成了他向书记卖好的证据！
正惴惴不安，他却故作亲密地劝我，不该问的事儿千万别问，这是机关的规矩，事儿知道多了，有时候反不是好事。
他居然能对我说出如此真诚的话！我莫名其妙地有些感动，但仍是瞧不上他。当然，我也知道他在向我示好，但我认为必是怀疑让他产生了我有巨大背景的猜测，那一段，他总在向我示好，或许想与我冰释前嫌。越是这样，我越是反感，于是便常常想，有朝一日，我绝不用这样的秘书，而且，而且要让他永远提不起来，最好的位置便是交通，不，连交通也不能让他干，****个三二十年临时工，然后灰溜溜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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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狠毒的想法，都来自于当时的迷茫和因反感而反感他的所有包括语言即使是善言所带来尴尬的情绪。然而，既有了劝告，自不能也不敢再问。
事后，我才得知，其时正是书记运作副县长的紧要关头，所以才有小号车走马灯似地来去。而我……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但我那时却乐于这样想，而且似乎只有这样想，才能让我充满信心，或者说我当时就是靠这种虚拟的信心在过日子。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过了三个月，仍不见有甚消息，我不免急躁起来，急躁之下难免便失了控制。失了控制之后，愿望变得象火一样烫，灼得我隐隐生疼。我终于耐不住给书记又打了一个电话，由于焦躁，已不再有那么讲究，但仍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曾让我自以为发明创造而引以为自豪的“您挺忙的？”，而对方却仍是那样平静，先是问了一句“谁呀？”，接着便是惯常的类似于自言自语地“是你呀，还是那事吧，那事还要再耐心地等一等”，随后便挂了机。之后的十多天里，再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
难道会出现了问题？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何以会突然冒出老书记被双轨了的这样的混蛋想法，而且这样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真实，恐惧象蛇一样游遍了全身。
这是不可能的。“大一碗”叫嚷道，尽管他并不知道我在找谁，也从不问我，但我敢断定，他必是认为我在找现任书记的前任，他与之也有良好的关系。
他当时的日子，因为参与人代会选举的事儿也不好过，据说书记正酝酿着要免掉他。但他并不悲观，他判断事儿办事儿全凭热情和厚积薄发的经验，依旧热情不减地待我。他帮我分析道，出事儿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因事儿外出，便是事情办起来不顺手，官场的事儿变数太大，永远无法说清。
还是旁观者清，又过了三天，电话终于再次打通了，电话里传来老书记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我大吃一惊，印象中涌上的第一感觉便是他病了，问话也脱口而出。电话里的声音甚是热情，我来了外地，正在爬山，还是那事吧，事成了，忘了告诉你，明后天组织人事部门可能就会去。
事情突然间一下子有了结果，由于长期期待与猜测的煎熬，我反而兴奋不起来了，只长舒了一口气，转而去想离开居住了十多年的浏河镇的感受，那感觉必定是酸酸的涩涩的，我甚至看到了与“大一碗”等一干朋友分别时他们热泪盈眶的残样儿。
事实上，待我真正离开时，尽管他们有些怅然，却并没有流泪，只是安排了三大桌告别酒席，兄弟们狠狠实实地喝了一场，醉得我三天没有醒过来。
大家或许能够而且已经看出，我那一段的心理是脆弱的。——原已板上钉钉的事儿，却又被无限期地拖了下来，或许恰如老婆所说，我命犯克星，办事尽不顺。本已平静下来的心态，再度动荡起来，让我更加密切地注意起进出镇党委的车辆，企图从中发现有利于我的蛛丝马迹。然而，那一段镇里却突然冷清了许多，少有车辆进出。
仔细探听才得知，原来县纪委下了整顿公款吃喝的紧急通知，偶有车辆进入，也是稍停即走。这并不等于没有车，有车便难保不会有组织人事部门的车。实在找不出任何有利的线索，只有厚着脸去巧妙地向秘书探听。
此一段，尽管我仍一如既往地反感秘书的作派，他却对我愈加热情起来，热情里搀杂着让我反感的浓浓的讨好和对谁都有的毕恭毕敬。见我到来，他总是上扬着的眉毛总算垂了下来，未及说话，便抿着嘴冲我直笑，接上话后也尽是些肉麻的打情骂俏，让我无法得到丝毫有价值的信息。这或许便是他到死也改不了的本性，不知道他刚生下来便这样还是环境使然，我常常想，尽管常常想不明白。
一个月后，连“大一碗”这样的人都丧失了信心，他问我，是不是太小气了？该去看一看了，现在就兴这个。说着，便用指头熟练地做出数钱的姿势。我送钱的事儿不能告诉他，退回钱来的事儿自更不能告诉他。表演完之后，他忘记了什么似地开了抽屉，麻利地拿出三万块扔到桌上，颇有经验地说道，去试试，如果收了钱，事定成，事不成，钱必退回来；倘若当真不收，咱还是另谋他法吧。
他的话尽管不合拍，却极大地刺激了我，我决定亲自去看一看再说，因为老书记不是电话无人接听，便是“等等再说”，听到我要去看他，又怕麻烦似地坚决拒绝，让我实在心里没底。
我当然不能收“大一碗”的钱，我必须要保守好送钱的秘密。钱这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岂能送了人又说出去，这是最起码的做人道德，是底线。因此，我还是揣了原先的一万元未及对方同意便去找他。
他是大局的局长，必然要忙。我原已做好了两手准备，万一他不在，便说明自己没有这个缘，从此不再提及此事，或许因为上次尴尬的经验，我甚至隐隐希望他不在。幸好他在，却甚忙，排了一流长队在等他接见或汇报。我觉得自己的事儿紧要必须当面说清，便主动给后来的人让号，等到最后见他。好不容易捱到了最后，已近中午十二点。
他与我礼节性地握了手，静静地待办公室主任上了茶退出，才热情地跟我谈话，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说，看不出有任何做作，说着话的空当便打电话连辞了三个酒局，其中有的必定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遇有这样的情况他必定要连连致歉，我明白这是他的习惯。原本他要赶三个场，由于我的到来，他反而解脱了，因此一脸的轻松。
我们之间的饭吃的简单而又轻松，我、他和他的司机三个人，找了一家小肉馆钻了进去。他是吃肉的高手，而且肚子大，可以喝两斤酒吃四个大猪蹄子，所以人都叫他大肚子。边吃喝着，他边告诉了我原委：在他给我打电话的第二天，组织人事部门便来到了我们镇，可书记死活不放我，说我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镇里准备提拔重用，除非提拔，镇里是坚决不放的。末了，他告诉我，他与现在的书记交情也很好，是不会骗他的。
现在我才明白，领导不放的原因只能有两个，除了领导确欣赏准备提拔重用之外，便是要吊死你。
我当然属于后者。但当时我却不这样认为，心里竟是一阵激动，仿佛自己已被提拔重用了，说话语气立马便有些粗，酒也豪爽起来。从这一点儿看，我打心眼里是不想离开浏河镇的。
待酒醒过来之后，我发觉自己已躺在自家的床上，老婆说你可长足了面子，是老书记的司机亲自把你送回来的。瞧，你喝个熊样。说完，便自顾低头忙着打毛衣，那一阵子兴妇女织毛衣，大家都在织，她也学着织，象是要跟谁争个高低似地。
我心里一阵甜蜜，觉得她声也柔，人也美，便非要与她干那事儿，她半推半就地依了。说来奇怪，只要心情好，中午喝了酒便想干那事。完事后，便心满意足地睡一觉，竟是爽！但今天不行，恰逢儿子星期天，唯恐儿子碰上，刚完事便忙着穿衣。
上衣里有一沉甸甸的物件，是那一万元钱，我记得自己曾借着酒劲强逼着给了老书记，必是他又放回了我的口袋。心里想着，竟觉眼睛一涩，居然有眼泪涌上，说不清是感激还是难过。毕竟酒力未消，一会儿又和衣睡了过去。
之后的事儿，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便不再赘述，现在只说没有了编制便意味着跟工人一样下岗，也就是说再也没有资格去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虽然我有做好工作的足够能力，我是当时全县获得高级职称的唯一，尽管书记再三找我谈话，说有编没编一个样，工资照发，工作照干，关键是要搞好与同事的关系，这次失编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群众威信太低，但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毕竟是个让人无法接受的现实，在他找我谈话之后，这种感受愈发强烈了。
我感觉自己怎么也无法抬起头来，但由于当时我仍抱着他许诺的增编的希望，对于他的谈话，“屁话”两个字才没骂出口，直至我再次去找老书记，老书记已退休，满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我彻底绝望了才终于起了争执。
——由于我的告发，他先于我调离了浏河镇，副县级的希望也泡了汤。他终究是张大牌，而我就是张小牌，我狠狠地想，但他毕竟实现了“除非他离开我才能离开”的愿望，这是他调离后秘书告诉我的。
当然，经历了如此折腾，我也付出了“被认作刺儿头”的代价。可能是后任书记出于好鞋不踩臭****的想法，又与我无冤无仇，便把我调离了。但这走不同于那走，终究灰溜溜的。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安排去给我送行的居然是差一点儿被我差掉的那位副镇长，如果他能够愤怒一点儿或者再趾高气扬一点的话，我或许还能好受些，他却偏偏不这样，尽管话不多，却尽说我的优点。因此，与他握手道别后，我竟是止不住地流泪，惹得他一阵哈哈大笑，而后上车，扬长而去，只留下一股轻烟。
人一生最难的恐怕要数消除业已形成的影响，因为影响存在于人的思维，能够演义。我们那个地方自古就喜欢演义，凡演义必会因人智慧的加入而让影响顺着人好恶的方向内容变得更加复杂流传更广了，而且演义的版本不止一个，原来的事实当然早已面目全非。
关于这一点儿，我刚到思乡镇便强烈地感受到了。——思乡镇与浏河镇犹如四边形对角线上的两个顶点，规模只有浏河镇的一半大小，经济总量却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工作人员实际上拿到手的工资则更少了，是全县的最低。
经济落后，人心必散。凡是稍有门路儿的人早已想方设法调离了思乡镇，剩下的自称为“淘金者”。大不了便是调离，那是巴不得的好事儿，所以“淘金者”原已毫无顾忌，除了犯罪这条底线，几乎没有不敢做的事，没有不敢说的话。
对于我的到来，尽管为我送行的副镇长替我说了许多动听的话，或许由于我的影响和不合潮流的调动，人们看我的目光还是怪怪的，仿佛我衣着不得体或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
不过，我没有被这些怪怪的目光所左右，因为我那时候唯一关注的便是能不能有事干，从而让自觉的满腹经纶尽情地释放出来——或许是还不够成熟，我总觉自己有使不尽的奇思妙想，尽管曾因此碰得头破血出，但还是会产生一种不能痛快淋漓施展的无奈，尤其失去干事的机会之后。——既已到了如此境地，凡事都要有一个过程。我这样劝着自己，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自从参加了工作以后，便失去了学生时期那样长的寒暑假，尤其是做部门负责人那一段，终日里便只知道忙，当真连认真梳理一下自己的时间也没有。
人是需要思考的，犹如机械需要加油才能行驶，只有学会了用脑工作，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成熟。一番经历之后，我坚持这样认为。
重新调动了工作的环境是新鲜的，但同样是陌生的，由于缺少了老朋友的呵护，必然会有一段寂寞难耐的日子。
或许只要有过工作调动经历的人便不会反对“大一碗”他们这样的预测，我却牢牢地抓住了这一段空隙，认真地反复地自始至终地如同放电影一样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反思，不肯漏掉哪怕是一个细节。所以我不仅没有感到寂寞，反而成了“精神贵族”，终日里默默的却又是充实的，以致于“淘金者”们误以为我精神受了刺激，便百倍地呵护我。
原来，他们并不像外表所表现得那样玩世不恭，真诚、坚强、细腻，属于最容易成为莫逆的一类。且无需说他们日后如何坚定地支持我，大概凡人都需要一面旗帜吧，他们必是把我看成了旗帜，单说反思的结果也没能让我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成熟起来，反而又恢复了学生时代那种“宁肯自找麻烦去扩张经历”的激情飞扬，唯一的不同便是有了从众多出路中去寻找最佳出路的意识。
至于后来的事儿，前面已有提及，话既已说到了这里，不妨再回顾一下我做镇长之后的那段经历——实事求是地说，能够做到镇长这一级，虽然不是副书记兼任的，也是我做梦都无法想到的事情。其中包含了多么沉重的期待啊！
但他们很快便开始反对我，原因是嫌我太过懦弱，不能与书记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说是懦弱，其实也算不得懦弱，因为我不是党委委员，根本无权参加党委会，争执自无从谈起——既有不同意见，便要拿到会上去议，私下里绝不可以随意乱说，而一旦形成决议，便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尤其作为镇长，更要自觉带头维护团结，离了团结，任何事都无从谈起，这是大局，而且绝不是做作，而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也可以说成是我对农村工作经验的总结。
所以，对于经我再三请求书记仍不给我分配工作的做法，我虽强烈不满，但还是不肯表露出来。——做着镇长，又不履行镇长的职务，还要随时保着微笑以应答别人对自己镇长的称呼，既有称呼，便会有人而且希望有人请示工作，面对请示，却又不知如何作答。
至此，我方才对“官差不自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任何一级官员都不是随意的，而且越靠上的级别反不如靠下的级别自由，正所谓“巨棒可以压死大象，但要轧死蚂蚁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坚信无此经历的人必难体会其中的尴尬。
既无事可做，我便到村里去做调研，幸喜农民是真诚的，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忱地欢迎。应该说，这是我之前的任何一届坐着轿车下乡的镇长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从他们那里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可能书记连这点儿事儿也不想让我做，因为他非要说我煽动群众情绪，而且认认真真地向县委做了汇报。
其实，我到村里做调研，从不涉及政事儿，即使别人主动提及，我也会尽力把话题岔开。
唯独这点儿，我偏不信邪，你支持也罢反对也罢，既然我问心无愧，便照旧做着自己的例行功课——帮着想想法出出主意，机缘巧合也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