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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家说，命运是一种寄托，与养花钓鱼养狗之类的爱好没有多大分别的寄托。
人是不可以没有寄托的，不堪的时候，寄托能够让人不会因过度的空虚而绝望。所以，我们村里人历来就有供奉的习惯。
这不是迷信，而是寄托，人、财、物，凡是有需要的东西都能够成为寄托。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只要超过了这个度，寄托就成了迷信。
凡事都一个度，兄弟们不妨认真地品，看自己的每一次的成功是不是都准确地把握了这个抽象的、模糊的、由人的意识判别的却是客观存在着的度？无疑地，度不易把握，即使在一个人的不同阶段。不信？且看下面这段经历——
对于困难和失败，父亲总一言蔽之，命运使然，因此能够经常保持平静的心态。关于命运，父亲说，它就象夏夜里闪烁不定的鬼火，触手可及却又稍纵即逝，对谁都一样。所以，力争把握甚至驾驭命运，才是做人的根本。
我猜测，必是这个原因，父亲对表妹才一味地姑息迁就，也或许他不想因为这件事让已经火药味十足的亲戚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后来听说，父亲与表妹曾进行过谈判，父亲提出，只要能够保障我们一家人的最低生活，我们家的财产任由表妹拿去。
然而，人们的同情往往不辨强弱只关注形式上的弱者，父亲的让步不仅没有为他赢得人情上的主动，反而成了理亏的证据。
作为长辈的父亲，没有任何辩驳地接受了这一现实，甚至没有一点儿应有的沮丧和颓废。他说，只有这样，人才能始终保持着夜鹰一样犀利的目光，这是商人的必须。
其实，人最难做到的，便是这一点儿。父亲便能做到，即使在他几经考验才把公司传给我之后，他仍在敏锐地捕捉着商机：有一客户送了我家一尊硕大的“财神”，神像的周身安装了彩灯，只要接通电源，不仅彩灯闪烁，而且还会每隔一段时间便惟妙惟肖地说一句“恭喜发财”，甚是稀奇。
神像不久就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贪羡之态暴露无遗，父亲便试探着购进了一批，安排店员敲锣打鼓象过去大队送光荣牌似的挨门逐户送去，受到了村里人的热烈欢迎。
适逢那年我们村喜获丰收，欣喜之余，村里人便把功劳归于财神的庇护，一传十，十传百，不少外村人也开始求购，父亲又连续购进了三批才勉强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按照我们那个地方的风俗，财神是必须花钱去请的，而且绝不能计较价钱，否则，只能是神像而不能变成能保佑人发财的财神。
有需要，就有商机，可待别人意识到时，这阵热风已经过去，父亲罢手，计算利润，竟有一百万之多。
投机？别不服，挣钱本身就是一种投机，但必须由机敏作保证。
机敏是需要修炼的，甚至需要一生的时间，只有机敏与人合二为一，才能算是至高境界。
少有人能达到至高境界，我父亲也没有，在达到至高境界之前，若想有所作为，机敏就必须人为地保持，人为保持机敏肯定要比浑浑噩噩累得多。难怪我父亲常说，挣钱是个累差事，若要不累，除非剔除了欲望，却是不可能的。
算了，不感叹了，且说敬老院如期开建后，由于事必亲躬，父亲已顾不得再过问经营上的事。
不知兄弟们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有人管的时候总会感觉自己的聪明才智受到了最大地制约，一旦独立了，倍感兴奋之余，竟会有短暂的不适应，或许不应该叫不适应，而应该是两种观念或者说方法冲撞引发的矛盾，若不消除前者，后者便不能顺畅，不顺畅也没有办法，只能慢慢来，因为消除前者实在太难，否则，矛盾就会凸显出来。
或许你会说，有矛盾早出现比晚出现好，是的，正是抱着这样的观点，随着经营业绩的逐步回升，或者说我的自信的逐步恢复，我和我本家二叔之间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且这种非根本利益上的分歧或许由于少了我父亲的斡旋变得如此对立。
我本家二叔是父亲的叔伯兄弟，自父亲倒腾油料时就跟着父亲帮父亲做账，对父亲忠心耿耿。他颇懂得账理，打得一手好算盘，加之为人谨慎，一生未有差错，人送外号“铁算盘”。长期凭记忆做事的经历，让他练就了超人的记忆力，能够对那些枯燥的账码过目不忘，但作为公司的财务主管，他固执、保守、轻信、自负、傲慢，以公司看护人自居而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他和我父亲一样，本能地反对公司制，崇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一套。
正是因为他，公司财务漏洞百出。他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象他这种人要承认自己的失败最难，因为他确无私心，而且已竭尽全力了。
父亲对二叔是充分信赖的，虽然我据理力争，但他还是偏向了他，并告诫说，二叔对咱家是有恩的，你要学会尊重他。
但他对我的许多做法根本不放在眼里，说话尖酸刻薄明显带有故意刁难的意味：你不懂，你太嫩，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而且莫名其妙就会说出来，或许只为了显示一下他与众不同的身份。
我竭力地去寻找与他的共同点，但他除了一些插科打诨的混话，嘴里能说出来的恐怕只有“承包”一个新词了，这是唯一能证明他与时俱进的东西。
他从不重视甚至极为反感制度，公开地宣扬，那不过是一堆毫无用途的废纸，而擅长搞突然袭击，而且一旦发现问题，不问青红皂白就电闪雷鸣，甚至对员工拳打脚踢。所以，许多员工表面上很怕他，背地里却常常做一些让他难堪的事儿。他已经习惯了这些做法，倒不如说他已经习惯了让员工害怕的感觉，而且习惯得无法改变。
他确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用起来也行之有效的小招法，但总给人一种不够光明正大的感觉。因为他，不少真正有才干的人已多次提出了辞职，而我却只有尽力安抚的份儿。可以说，他就象哽在我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吐却吐不出，咽又咽不下。
父亲捐建敬老院的态度是认真的、坚定的、义无返顾的，这主要缘自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还不允许自由买卖，父亲自个倒腾的油吃不完，便偷偷去城里卖。有两位中年模样的人经常在油摊附近的树荫下下棋，闲来无事，父亲便凑过去观棋。年轻时的父亲聪明执着，时间一长，渐渐悟出了点儿门道，偶尔提醒一招，常能令局势大变。
那天，两位中年人照常到树荫下下棋。经常赢棋的那位情绪很坏，嘴里骂咧咧的，好象他老婆跟着个什么“长”跑了。经常输棋的这位逮住机会连赢了他三盘，他脸上挂不住了，便把气撒到了父亲身上。
父亲忍气吞声一个劲地向他赔不是，受父亲指点赢棋的这位也反过来开始数落父亲的不是。争执中，父亲不小心打翻了他们的棋盘，他们就查扣了父亲的油桶并以投机倒把罪关了父亲一宿。
第二天，父亲病了，他们把他扔到了门外，围观的人聚了散，散了聚，就是没有人肯管他。朦胧中父亲觉得城里人都捏着鼻子，嘴撇得老长，象看怪物一样端详着自己，不屑一顾地说着“土老冒”，声音虽不大，却炸雷似地刺耳。
每当提及这段往事，父亲总说，对人的伤害莫过于自尊心的伤害。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父亲决心要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因此，敬老院的设计完全仿照了城里的星级宾馆，凡是老年人生活、娱乐、医疗保健等所必需的设施无一不配套齐全。
但因为支书从中作梗，事情从一开头就偏离了父亲的期望而磕磕碰碰。支书原是父亲捐助的主要策划者和坚定支持者，自从父亲因反感他总有许多背后的小动作而婉拒了由他负责承建的要求，问题便来了：除了迫于乡政府和村民们的压力不得不无偿划拨了那块山地，村集体再没有一分钱的资金投入，连不少的零工活都是由村民们自发帮忙的；按照协议规定，敬老院建成后交由村集体统一管理，村里六十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由村集体统一供养，但支书以村里资金困难为由拒绝接受。
这显然是父亲所始料不及的，父亲不能失信于人，无奈之下，父亲决定独力承担，并要二叔前去帮忙。
勿需表白我巴不得二叔快走的急切，却说二叔不愧为村里的铁算盘，他提出了一个“以院养院”的计划——在入院者交纳适量费用的基础上，以经济林和果树取代院周围的观赏树木，放养市场上紧俏的野山鸡，对从中穿绕而去的永清河实施截流放养鱼苗。
这无疑是个违反父亲初衷的计划，父亲居然接受了，我猜想，或许心意相通的人之间更容易接受彼此的哪怕完全相左的意见。
这一计划的实施，不仅改善了院内环境，增加了收入，而且由此而增加的简单劳动无疑增加了老人们的生活乐趣。
针对敬老院的资金困难，我曾再三向父亲进言，进一步扩大入院范围，适量接受愿多交入院费的城里老人入住并不违反“以院养院”的宗旨，但父亲坚决不肯，连乡长的父亲都因为城市户口而遭到了拒绝。他说，身份不同的人是住不到一起的，非要凑到一起必尴尬，尴尬最折磨人。所以，他宁肯闲置大片的设施，而让多病才入住的农村老人的医疗保健费由院里的主要开支而渐渐地演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
即使这样，支书也不肯罢休，不肯罢休就要找麻烦，象支书这样握有权力的人只要想找谁的麻烦，谁的麻烦就会不断，而且绝不会让人感觉到有人在找麻烦——理由既简单又名正言顺，既然敬老院已由福利项目变成了经营项目，无论赚赔，检查便成了必需，工商、税务、卫生、公安、环保、消防等轮番出击。
就在父亲疲惫不堪的时候，支书提出：敬老院要么收归集体统一管理，要么并入兴高公司按持股向村民分红。
这个可供选择的决定，虽然让支书的态度明显前后自相矛盾，但若抛开敬老院的后续投入和发展，似乎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交由村集体统一管理，不仅是父亲的愿望，也是协议的规定；而并入兴高公司，对急于寻找新的增长点的兴高公司来说，实在是一次千载难得的发展机遇；最难得的是，无论作何选择，对父亲来说，都可以体面地解脱，一箭三雕！
父亲却坚决拒绝了，而且只做了最简单的解释：这个人被钱迷了眼，心术不正。
或许把敬老变成挣钱，或者说把一切都商品化，是一生经商的父亲最不愿看到也竭力反对的。他警告我说，敬老院是一颗随时都可能被引爆的定时炸弹，若要过安生日子，永远都不要染指。
且不提我至今仍弄不明白父亲意所何指，只说父亲的拒绝分明违背了村民们既可得到利润分红又能缓和因阻止老人入院而引发的家庭矛盾的强烈愿望，虽然父亲有老人们的坚定支持，但老人们毕竟是少数，而且老人们已多不在家里主政，如此便不难理解村里人对父亲捐助行为的质疑和把支书推到正义立场而倍加尊崇的事实了。
幸好还只是质疑，更不是对立，而随后土地部门下达的《违章建筑拆除通知书》，无疑把不重规矩却从不轻看法律的父亲推到了墙角。为此，我只好托朋友请乡土地所长喝酒。
这位自诩的土地爷沉默寡言，据说是个典型的黑脸包公，自他调来我们乡已拆除了上千平方的违章建筑。酒过三巡后，他的话才渐渐多了起来，俨然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态度强硬，说话铿锵有力。当朋友巧妙地把话题引向敬老院时，他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身体稍稍向我靠了靠，耳语道，知道原因吗？上上下下都得罪了，咳，这种情况有的是，若是没人追问倒也罢了，还是抓紧托人吧，补办手续，唯一的办法。
当时正值国家集中清理土地市场，象敬老院这样的占地规模，补办手续？太难了！所以，我忙说，人不是现成的吗？
他一愣怔，我又说，眼前就是，不托别人，就托您吧。
他一听，头摇得拨浪鼓似地连连说，我不行，太小了，至少也得大一点儿的。
父亲显然不愿也不敢相信会有如此结局，他不甘心，便找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因为没有大事父亲从不求他，甚至从不提及他，现在，父亲认为自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事。
这位朋友就是曾赏识父亲非要提拔父亲做乡化工厂厂长的那位乡长，已做了邻县的县长，但父亲仍称呼他乡长，他对这个称呼很满意，说这个称呼让人听起来倍感亲切。父亲常说，这个人是个奇才，十八岁就做了我们乡长，是一位用脑子做事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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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们之间的交往，可能会有人不相信，竟是缘自一次奇特的争论：那个晚上，彼此还不十分熟识的两个人都喝了酒，谈话一开始就进入了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类的辩论，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显然地，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击掌大笑。
击掌的瞬间，两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世上原就有许多既自相矛盾又彼此联系的问题，为什么非要做毫无意义的争论，而不敢摸着石头过河呢？
之后，父亲终于答应做了副厂长，两人便能够经常一起争论，有时候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友情却伴随着争论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争论一直持续到他调到县里做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
他是我们乡发展工商业的第一位组织者，又因为自己喜欢和熟悉化工而上马了乡化工厂，乡化工厂的不景气迟滞了他的进步，父亲对此甚感愧疚，便黯然与之断了联系。
再次相见，已是十几年后，当年的帅小伙虽仍无疲惫之态，眼睑却已已明显下垂。默默地听完父亲的倾诉，他没做任何表态，只两手抓住父亲的手用力，再用力，嘴里一字一句地叮咛道，凡事不要太较真。
第二天，他即以学习为名参观了父亲的敬老院。且不在参观者对父亲的匠心独运称奇不已上多费口舌，只说应他要求，午宴就安排在敬老院的二层八角楼的向阳厅。
向阳厅背向梯田，面向永清河，几位打牌老人因出牌顺序而争执和另几位老人闭目垂钓于截流的永清河的场景能够一览无余。
至于永清河，不过是一条山溪，为什么要叫河，连村里的百岁老人也说不清，只记得自他们记事起就这么流，即使他们记忆中最干旱的年份，永清河也没有断过流，而且水质甘冽清澈见底，水边常长满不知名的野花，香气逼人。
外面的闲适和幽静也没能冷落了席间的热烈和荤素参半的荤话，他没有提父亲的要求，只是亲热地把父亲强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象对自己的长辈样，殷勤地夹菜敬酒，不由不让陪同的领导刮目相看。
从此以后，到敬老院的检查明显少了，《违章建筑拆除通知书》的事儿自也再没人问起，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也是个办法。
稳定倒是稳定了，但敬老院的亏损无疑仍在继续，亏损累加的结果很快便让父亲不堪重负了，但他拒绝任何支援。
支援当然不是长久之计，这毕竟是他要为自己画一个圆满句号的收关之作，用他的话说，人总得对自己有所交代吧，所以，他总试图而且坚信自己能找到一个长久之计。但按照他的思路，又实在没有长远之计，无疑地，他的思路已严重地限制了自己。
这便是人思想上的古怪的惰性，一生如此精明的一个人，竟无法突破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障碍，或许越执着的人越如此吧，而且至此已完全无法保持自己曾说过的清醒，或者说清醒所赖以存在的平静。
我已经感受到了他思想上的混乱，谋定而后动的行事作风受到了严重地冲击，固执、倔强、听不进任何的反对意见，我怀疑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要把敬老院引向哪里，只竭力地想要一个完美的结局又无从着手已经停止了他的正常思维。
到这里，便不应该再难理解父亲因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而参与西部大开发的轻率决定。必可以大发一笔了吧？自从他那位好友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来过电话之后，他几乎每天都在想。
据说这位曾做过某部长的秘书，在西部揽到了一大块工程，热烈欢迎父亲参与，据估计利润可达百分之百，而且容易地就象摔跤捡到大元宝一样。
父亲找二叔商量，立即遭到了二叔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激烈反对。
二叔不同于父亲，少幻想，重实际，从不做无谓的冒险，必是因为二叔“干脆把敬老院交出去倒省心”的倾向，父亲才会不顾二叔“该知足的时候就知足吧”的用意明显的劝说，年逾七旬的他反而义无返顾地去了中国的西部。
到了才发现，因为高原缺氧，仅凭自己带去的机械设备不要说如期完工，就连正常开工都难，而合作者早已杳如黄鹤。
父亲事后忆及说，由于人生地不熟，就象落水者，放眼四望，清中泛黄的洪水茫茫无际，却连一根哪怕极细微的稻草也寻不见。
父亲只好去找甲方谈判，然而，找甲方更难，因为工程是通过层层转包而来，对方并非真正的甲方，真正的甲方谁也不认识。
但对方对父亲的情况却甚是了解，所以从一开头就占据着主动，态度简单明了：要么抓紧开工，要么交纳工程造价百分之二十的罚款退包。
或许果如他们所说，因为需要迎接一个什么检查团，他们也正受着他们上一级甲方的催逼，无论怎样，他们对父亲的迟疑不决已经丧失了耐心，勿庸父亲置辩，他们便软禁了父亲，逼父亲尽快作出决定。
开工吧？不可能；交罚款吧？一个高出设备款十几倍的天文数字！不要说拿不出，即使拿得出……岂有此理？！父亲只好乘人不备只身逃了回来，带去的几百万设备全部付之东流了。
关于这一段，父亲最不愿提及，偏我们那个地方有个风俗：凡远出的人归来，村里人都要去家里关怀慰问一番，对外出的业绩必要刨根问底，这是一种关心，外出的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必须坦然相告，否则，必会让人瞧不起。
父亲的支吾其词，惹起了村里人的的怀疑，看他的目光都变得怪怪的。在父亲看来，对人最大的侮辱不是辱骂恐吓之类有声形的行为所能施予的，正是这无声的眼神。
看来，父亲不得不动用“经营财神”的那笔钱了，因为他决定重修祖坟。
这里面有个说道，祖坟又称阴宅，由于村里有敬祖的传统，阴宅的建设水平跟阳宅一样也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若是外出的人归来重修祖坟，就象他所有的张扬行为一样，都是他在外面发了财的标志。
果然，父亲的壮举重又赢得了村里人的目光，而且这目光里分明还添了几分钦羡。然而，又正因为常常能代表发了财的钱的极度紧缺，父亲不得不把敬老院按支书的要求交给村里管理了，再去看父亲，只一宿间，头发居然全白了。
果不出父亲所料，村集体接管敬老院之后，支书立即将之更名为“天一居”，取消了父亲主管时的所有限制，过厌了城里生活的城里人无论年轻年老都慕名蜂拥而至，“天一居”成了他们理想的休闲疗养场所。很快，“天一居”人满为患！！！
根据继续留下来的二叔的建议，支书把“天一居”划分为本地人居住区、外来人居住区和经营区三个部分，本地人居住区被压缩到东北角那块极狭小的空间内，不仅没有了优惠政策，而且经常受到外来人员的干扰，除了几位按支书要求必须自食其力最终做了“天一居”保安的孤寡老人，其他老人相继离开“天一居”重新回到了儿女们的身边。至此，“天一居”完全变成了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
村支书毕竟见多识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天一居”的面积几乎拓展了一倍，并且独创性地在果园间隙搭建了二十八座小竹楼。
这些小竹楼形如伞状，不仅缓解了“天一居”的居住压力，而且因为能够在住宿、吃饭、休闲的同时尽享田园风光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说，这些建设没有动过村集体的一分钱资金，全部来源于一位港商。“天一居”因此成为我们乡的第一个合资企业，不仅享尽了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支书也因为招商引资而受到乡政府的重奖。
人一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兄弟们绝不能把对支书的印象总停留在过去，支书真的牛了起来，不妨且看：人气上，大家不再喊他的职务，更不敢随便叫他的名字，而心甘情愿地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二便叫他“二哥”，因为他喜欢，乡干部们便随村里人也这样叫，后来连书记乡长也叫，“二哥”自是不同凡响了；见识上，因为经常外出招商引资，对于全国乃至外国的有些风情景物能够如数家珍，思路为之大开，难怪他常说，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人嘛，经常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屁话，若是不花钱，谁不知道？！骂归骂，只能在心里，可不敢出口。
骂多了，总有出口的时候，就在他准备再次赴港的当口儿，村里开始有人因为“天一居”曾被许诺的利润分红长期得不到兑现而到乡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上访。
他并不在乎这些企图鸡蛋里挑骨头的挑剔者，尽管这一次的上访与以往不同，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造访的机关也越来越高级，但他自信总有让他们无功而返的招法。
不是吹，支书这次虽没能去成香港，但调查组的查无实据却让他能够更加趾高气扬：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不服？别不服，从此，村里再无人上访。
但“天一居”却开始怪事连连，而且显然已不再是支书在村广播里所不屑的小把戏，小把戏逐渐升级：先是旅居者的汽车轮胎经常被人划破，继而“天一居”的外墙被人用炸药炸塌了一大片，尽管村里加强了保安力量，旅居者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还是常常不翼而飞……
经过了一连串的怪事，“天一居”的生意明显萧条了下来，事情却还不算完，“天一居”的财务总管也就是我二叔办公室的抽屉又遭撬了！传言被盗走二十余万现金，还有账簿，虽支书和我二叔极力否认，还是有人恶作剧地报了案。于是，又有工作组住进了我们村。
据说工作组是应支书的要求才派来的，但这次的工作组似与过去的不同，他们不再总呆在支书家里，而是不断地找人谈话。随着“天一居”丢失的财物被人神秘地寄到了工作组，二叔和支书被隔离审查了。
没几天，支书被放了回来，但被免去了支书职务，并且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而二叔居然被依法移交司法机关，一个令我和我父亲意料不到却必须面对的结果！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得以探视了二叔，因为神情委顿，二叔变得看上去年龄比父亲还要大，他一副认罪伏法的样子，任何事情都不愿提及。父亲狠狠地抽了他两耳光，仿佛清醒了些，才勉强道出了事情的经过：支书是信咱的，他把“天一居”全部交给咱打理，只要咱提出的意见，他从不反对。说着，竟一脸从未有过的幸福！
支书这些年外出多，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给咱捎带一些小礼物，从未间断过，说句不中听的话，谁这样待过咱？显是在不满地看我，我低了头，只听他说下去：“天一居”确是块风水宝地，接手不到三个月，就净赚了六十万！
支书说，这些钱分光了太可惜，咱们搞个合资吧。
咱知道，合资是可以少交税的，便问，外资哪里来？
支书有的是办法，他只笑了笑。咱根据支书的意见，把这些钱连同咱自己积蓄的六十万一共一百二十万打到了支书在香港的一位朋友的账户上，这位朋友收取了十万元的好处费后又把钱从香港打回来，合资就这样成了。
支书知道了咱多打六十万的事后，不仅没责怪咱，反而从政府发给他的奖金中拿出一万给了咱。当然，这算不得好处，政府也这样说。
好处来自于小竹楼的建设，承包商给了咱六万块，咱不敢拿，就与支书对分了。这是咱第一次拿额外的钱，这钱来得实在太容易了，总不踏实，咱问支书，合适吗？
支书说，只要把牢了嘴，没事儿。
果然没事，连有人告都没事儿。从那以后，咱虽不缺钱，却疯了一样想钱，经过咱手的钱，只要不拿出一部分存到咱自己的账户上，连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小竹楼建成后，“天一居”的生意着实火了，也给咱创造了机会，所以，集体的账本上没多少钱。
我问，这些事支书知道吗？
二叔说，应该知道，钱都是我们对分的。
我问，有证据吗？
答，没有，咱也曾提过手续的事儿，可支书说“傻呀，这种事儿办什么手续？”。
我问，你得了多少钱？
答，刚好收回投资钱。
我问，这些钱都放在哪里？
答，反正用不着，都在折上。说完，他再四叮嘱，一定要保密，否则，一刀两断！
两个月后，由于退赔足额及时，二叔被判处缓刑一年。
接二叔回家的那天，在村口意外碰到了支书，支书已失却了往日的风采，低着头，似乎总在寻找着什么。
二叔见到他，身子募然一振，嘴角不自觉地吊了起来，再也没有复位，说话不清且总流着长长的口水。
二狗子做了支书，对于老支书的事儿只字不提，别人议论时，他也总是笑笑了事。他原就是村委委员，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抓发展党员。老支书在位二十年，没有发展过一名党员，我们村的党员年龄都明显偏大。因此，二狗子决定，要重点发展年轻党员。
这引起了父亲的强烈不满，他严肃地提出，难道老头子就不可以入党了吗？
二狗子翻了半天党章才结结巴巴地说，可，可，可以。
于是，父亲郑重地向晚了自己两辈的二狗子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二狗子同意吸收他为入党积极分子后，终日郁闷不已的父亲脚步竟轻松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