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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说，虽然美好的愿望常常被现实所击碎，但人仍少不了美好的愿望，因为人需要靠美好的愿望活着。现实是无法主宰的，如果能够主宰，龟儿子才不想进步呢。
平日里总有许多话要说，真要说时倒不知从哪说起了。到底从哪说起呢？林一凡挠了挠头说，改革的年代，便从改革开始吧。
那一年的改革，我仅以一分之差险胜对手如愿做了某所的所长。事后才听说，这是既定的事实，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从这一点儿，便不难看出我的幼稚——只要不被明确地告知，凡事总懵懵懂懂难有自己清晰的意见；即使被告知，话稍有哪怕是该有的含糊便唯恐听错了似地再三追问而不能象现在这样准确地辨认，说白了，就是还不会独立地思考，或许这便是差别，尽管我不会承认。要知道，有人告知是件极不容易的事，这是朋友才能做的，不是说我没有朋友，而是我的朋友甚至还不如我，他们不可能了解如此高级别的人事秘密。
在这里，且不多啰嗦，单说幸亏如此，且不说我指不定便会抑制不住自己说出来而泄了密造成一些沸沸扬扬的不利影响，必也会少了这么一段事后最值得回味和留恋但在当时无异于折磨的惴惴不安。
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不妨关注一下我当时的表现：喜欢卖弄和引人注目，这正是不自信的典型表现，特点便是经常说或者编造一些自以为值得炫耀的事情，即使不承认或者不自觉，也只不过是为了以壮胆色。譬如受了领导无论该不该的训，虽也觉心虚和无用，却还要说一些“官大一级压死人”之类的牢骚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自己。其实，不要小瞧了一级的差别，即使半级也足以压死人，那时，我只知有却并不理解这些话。所以，心里倒是安慰了，却是大忌，结果自是适得其反，适得其反也乐意。
再回到当时的现场，我目光不时地瞄向稳坐于主席台上的书记。如何准确地表达我当时的感受呢？便这样说吧，些许期待，些许超然，心里空空的，茫然不知所觉。公布结果的时候，大厅里没有多少掌声，只有一片轻轻地唏嘘声。我知道，必是书记那张分量最重的票最终还是投向了我。
后来才了解到，他们居然能从书记的神态和投票的姿势看出结果，我不信，必是因为心里有底而非真的有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功能或许是有的，但必需要修炼。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儿，他们在台下必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书记，因为之前的公开唱票中我与对手总在交替上升，而且我大概总要落后令人揪心的三两票。
要知道，乡一级的站所虽只定格为稍大一点儿的机关根本不存在的正股级，但象我这样没根没底从最低层开始干起的人来说，往往是一生奋斗的目标。太了不得了。所以，当我郑重地从他手上接过聘书时，头脑里尽是报知遇之恩的事。
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现在再回想起来总觉自己是稀里糊涂的，不知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只要后来去想前面的事，常有不如现在这般清晰的感觉。只说我稀里糊涂地分配至安宁乡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尽管我竭力地恭敬着每一个人，哪怕是自认为地位下贱其实同样了不得的临时工，我还是成了最有争议的人物。
当时对我投入最大关注的，有书记、工委、农委三派人。别不承认我关于“派”的叫法，我当时也不承认，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只要在同一系统里共事，难免感情便会亲近了些，即使彼此之间存有严重的分岐，为了系统利益也必须一致对外。否则，会被认作叛徒。在一个乡里有许多分工，每一个分工是一个系统；超过了乡的范围，乡便自动地变成了一个系统；系统无限大又无限小，以此类推。由于我开始编在了农委，所以，我应算作农委派的人。至于我与书记、工委派之间，正是我所要讲述的重点。
我和书记之间，并非人们所认定的亲戚或金钱关系，只是他跟我的一个我甚至还不认识的街坊曾共过事，据说处得还不咋样。但我别出新裁地没有竭力地去纠正那些流言，说实在的，对于流言的那些，我虽有所认识，却仍是朦胧的，完全在凭感觉行事。人在缺少理智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定应该是下意识的，所以，说“别出新裁”不为过吧。
说起来，书记对我的关注竟是由一个不礼貌的电话引起的。有一天夜里，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夜已深透了，我正被一部小说引得入了迷，一阵突然的清脆的电话铃声唬了我一跳。那时，我还没有宿舍就住在办公室里，迷恋于刚兴起来的“够级”的同事因我经常不参加使他们凑不足六人无法玩而心存不满，便常开这样的玩笑，有时甚至冒书记的名。我抓起电话不耐烦地一连串吼道，谁啊？深更半夜打什么电话，有病！对方有点儿恼，反问，你是谁？我惯常地答，管我是谁,明知故问。他仿佛知道我要挂电话，忙说，别挂电话，我，老孙，党委的。以为定是又在开玩笑，我未及他说下去便质问道，你，老孙，就可以乱打电话？对方的语气竟一时间就能平静下来，却不失责备地说，你怎么这样打电话？等着，我这就过去。故伎重演，我怕什么，来吧。说实话，要不是那天我迷于书，这种毫无意义的斗嘴确让我度过了那段难耐的浮躁期。
他真的来了，不想这次竟真的是老孙，我们乡的一把手书记，我那时还只见过他一面，或许他对我没什么印象，但我对他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一把手哪，那时我认为的天一样大的官。或许一把手都该如此，这是一个不拘言笑严肃的人。
我登时慌乱起来，象无意违反了课堂纪律的公认的一惯的好学生咋见到了老师那样，不知是该先藏禁书还是先语无伦次地辩白。
他显然没容得我辩白，只瞟了一眼桌上的书，脸色已缓了下来，不经意地翻了翻我特意地经常堆到桌上不为了看莫名其妙地只为了彰显自己因好学而必定与众不同又常遭同事反感的形象的书（没办法，这是我当时最崇拜的一种形象。反感？那是因为他们不行，是嫉妒。其实，我又何偿在读？即便如此，也是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想出的办法，智商低的人想不出自要做不屑的表示），不仅没有想象中的愤怒反而难得温柔地问，你也有熬夜读书的习惯？我老老实实地答，嗯。但情绪绝对是可以感染人的，他的温柔让我终于鼓起仍难免要小心翼翼地反问的勇气，怯生生地问，您也是吗？他答非所问地说道，读书是个好习惯。说着，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又道，不过，没办法，没时间，烦心的事太多。
他指的是自己加班的事，据说他经常加班，所以说他是一个敬业的领导。我信，他的政敌不信，说那是因为他做教师的经历让他养成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陋习，累死了活该，因为无能，没有金刚钻就别拦瓷器活。念及次，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的疲惫——那时不象现在有微机尽可以玩，到深夜，即使玩也没人愿的。
我的思想在飞快地转着，感觉似乎该说点儿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安慰？领导是不需要安慰的，有哪个领导肯掉这个价？不过，当时我还远认识到这个事实，只记得自己莫名其妙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受甚至家长里短都不分主题不辨真假且语无伦次地一古脑倒给了他。
他居然能认真地听，一次也没打断过我。不打断别人的谈话，而且认真地听，应该是领导者最优秀的品质。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仅如此，而且认真地思考了好长时间以示重视，才又开始说道，若要有地位，必先有作为，而要有作为必先读书，不学无术永远都不成。……脚已迈出了门，他又回头叮嘱道，太晚了，快睡吧。随即象是突然记起了似地说，有问题，只管找我。知己！那时的唯一感觉。
得领导如此夫复何求？之后不久，为了表现自己，我迫不及待地向他交了两个现在看来绝对幼稚可笑的甚至没来得抄清的调研报告。没想到竟被采纳了，他说，这个人是棵参。
据说是他到安宁乡后唯一的一次对人的至高评价，耐心品味倍受鼓舞之后，我觉得他竟是如此可亲可敬，总想见到他跟他争论问题，却非有所图，有所图的情便不纯了，因为加了欲望，欲望能让任何东西变混。然而，以我当时的境况确是不可能的，我便开始羡慕秘书，因为我看到他经常有这样的机会。这便是崇拜，崇拜是一种超感情的类似于忘年交的感情。能得此，是领导者最大的成功。
恰如书记所说，干部的任免权虽不在乡镇，但使用权在我这里，上面该怎么任命就怎么任命，我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由于他的原因，在经过了安宁乡无论哪级干部只要来就必须首先到最偏远的管区的惯例锻炼后，我被安排到乡工委，当时正大兴乡办企业，工委由书记亲自挂帅，工业副乡长具体靠上抓。必是因为我能够及时发现并当面指出一些当时容易脱离实际的失误，他安排给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便是摸清全乡三个已相对成规模企业的家底。到这里，应该再啰嗦两句：
当时，我误认为别人都没有发现问题，大错特错了，其实，大家都懂，只是不说，说才傻呢，非把人得罪肿了不可。我不这样认为，又不是个人恩怨，怎么会呢？所以，我成了乡工委唯一多余必须靠边站的人，无论诸如说一些毫不相干的话等之类的如何屁大的小事都在背着我，渐渐地，连话也没人跟我说了，因为无人愿受工业副乡长的脸色和眼神明显瞟向我的“万一泄了密便如何如何”的恐吓。至于工业副乡长，按时下流行的“关系可以无限拓展至天下一家人”的观点深究起来，我们之间还颇有些渊源，所以，我不信善意者的告知，并非完全因为工业副乡长那保持不变的笑容可掬的模样。岂非在搬弄是非？然而，果真如此。
若要细辩，大概因为那个小事故：由于听信了关于工业副乡长的一些传闻，而且这些传闻无疑因为自觉丰富实际单薄的想象地加入而更加坚定起来——要不然，对他一贯信任的书记为什么会破例地绕过他而直接安排我呢？事情往往这样，越想越觉得象，便把加班加点清出来的底子直接报给了书记。却不料与他所报的数据差距过大，他眼神愤怒地盯着我向立马把他找来的书记分辩道，我不知道啊，都是下面报上来的。书记转向了我，我本该理直气壮，因为我的数据准确无二，但那一刻我眼前却突然尽是他的愤怒和他睚眦必报的传闻，竟莫名其妙地说，或许我弄错了。书记虽没有说什么，却阴着脸转身而去。或许这竟成了他在我任免问题上摇摆不定的原因之一？或许……？
现在，我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的或许，但当时我是不在乎此类小事的，说完全不在乎也不对，只不过存有太多莫须有的侥幸。凡事切不可侥幸，更不可小瞧了貌似细小事件的作用，我便因此失去了彻底改变人生走向的机会——乡党委秘书提拔后，在书记心目中，我是最符合“学历高、年轻、文字功底好”的秘书人选，由于工业副乡长竭力反对，我落选了。******，副职虽起不了决定作用，尽使拌子也了不得。我垂头丧气着，因为现实和好意者在不停地向我灌输“千万不要小瞧了秘书这个没有级别的小官儿，那才是真正的干部的摇篮。”
随后，书记与我的谈话，更让我陷入了谷底。他说，党委研究并报县里同意决定，由县里任命你做副所长。你们所的所长任免权在县里，所长由农业副乡长兼任。看得出来，他对我还是满怀希望，热切地看了我一会儿才又说道，同时决定由党委任命一名所长，你协助他，希望你好好干。我说，副职，我不干，要干，就干正职。或许还没有走出低落，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但我干脆地回答显然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又说，你再考虑考虑，这既是农口同志的意见，也是我的意见。农口同志，其实就是指农业副乡长，由于我编制在农口却没有做过一天农口的工作，他对我早有意见，而且据说他与即将任命的那位有亲戚关系。现在的人，只要用尽心思要找你的歪脚印，便没有找不到。可，书记……一时激愤，我说，不用再考虑了。说着，眼泪差点儿要掉下来。他没再犹豫，语气变得异常坚决，直接干正职不可能，那就暂不公布了，以后再说吧。
果如他所说，谁也没有公布，我当然也没有调离让我无所事事的工委。有事干的时候嫌累，无事干更累。所以，虽然他没有让我彻底绝望，但对他那种强烈地渴望还是渐减了，或许我开始沾染了官气，官气能够让人更多地关注自己。不过，我当时的官气尚弱，遇有顺境极易崩溃，或许我就是那种不易沾染官气的人，所以便难进步。
勿需表白，事实是最好的证明，还是回到咱们的讲述顺序。
2
虽只有不到半年的间隔，已是恍若隔世。——我居然做了所长，意料不到，梦一样似是而非。梦不是真的，终究要醒，而现实永远象梦一样。我没有让梦持续太久，依然说报恩的思想倒不如说对于进步的渴望让我迅速地并拧紧了发条的闹钟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那时，我还不懂技巧，只知拼命地干，幸而有书记无论对错地支持。支持不等于包办，也不等于放任不管，而他总会在关键的时候投我一票，至少会有一两句足以让人摆脱颓废的鼓励。
我没有辜负书记的期望，一年后，我不仅理顺了所里的内部管理，而且在全额增加工资负担的情况下第一次实现了盈利，净利润相当于我所成立以来总收入的两倍，执法量化考核也跃居全县首位。作为奖励，书记为我们所特批了交通工具。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在乡机关内部的民主测评中，我和我们所居然都处于最末的位置。我似乎意识到了点儿什么，但隐隐约约甚不清晰，我无暇也不屑去追究，只觉能够有一片发挥作用的天地就比什么都好，仿佛连因别人戏说而偶尔地泛起的进步的渴望也淡了许多。
想干事而且有事干的人便充实，充实便少非分之想，二者似乎存有某种因果关系。我们所要讨论的显然不是这种因果关系，单说人若充实了，即使有不如意，时间也会过得飞快。三年的时间仿佛眨眼间便过去了，在乡镇区划调整中，因产业结构类似，安宁乡与浏河镇被合并为新的浏河镇。书记因年龄原因被调入县直部门，而我则继续担任所长。我努力地实践了书记临走才留给我的“谋事固然重要，谋人更重要”，豁然开朗，由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工作异常顺起来。真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便具有这样的功能。
五年后，都说是该我提拔的时候了，三十而立，我也这样认为。镇里的领导却突然走马灯似地频繁调整起来，那年春天，一个吉利的季节，县领导或许为了彻底解决浏河的问题，竟破例同时换了书记和镇长两个一把手。或许我真的如人们所说而非吹嘘的那样进步了不少，至少我也能象别人那样独立地感受到县委的决心，既感庆幸又隐隐觉得不妥且能够不故作高明地抢着说出口。按说不该发生问题了，偏又出现了意外，起因便在两个一把手身上：书记，清明如水，古板，性如烈火；镇长，平易近人，严谨又不失灵活。这本不是我该评论的两个人，但离了他们，咱们的故事就无法讲下去。实实在在地，矛盾在不经意间就发生了，我，居然稀里糊涂地卷入了这场纷争——感情上，我倾向于镇长；而道义上，则倾向于书记。摇摆中，我认为，感情终不该取代道义。书记调走后，镇长接任书记，我被调整到已名存实亡的农技站。
农技站编制十人，因搞实体巨额负债，大家纷纷找门路转行，只剩下了终日抱着一堆烂账的会计，与正蒸蒸日上的我们所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认为，烂单位正是出政绩的地方，或许这是领导对我的重用，领导也这样说，当然不肯去信传得几乎要让我相信了的“领导要整我”的传言，他们便讥笑我想浑水摸鱼。鱼指好处，事实上，越烂的单位漏洞越多。然而，农技站已到了漏洞多得没有漏洞的地步，这并不说明没有工作可做，我认为，至少可以通过解剖那堆烂账来找出镇站所搞实体的成败得失。这个选择，不仅别人，连我自己也觉新鲜。
一个单位，要说敏感，当属财务，于是，有自觉与我有情的朋友便劝我，算了，还是象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守摊吧，你难道真的没有觉出你出乎他意料的决定已让他看你的眼神都变绿了？怎么会呢？我说，这可不仅是对我有利的事。
偏这天下便没有不会的事，让你干不了，你就绝对干不了。选择还没来得及实施，新一轮改革就开始了——严重超编？大家都知道，又都说不清。怨谁呢？或许谁都不怨。就这么一个熟视无睹的事实，突然被作为改革的目标提出来，习惯成自然的力量竟会让人惊讶，漫无天际地去分析原因。再分析原因，也比不了保住自己的编制实在，据说失去编制的人将象工人一样下岗。领导不这样说，领导的话该信，但领导的话总模糊，即使不模糊，也只有傻子才会百分之百地相信，若是领导所说当真，有编也比无编好。于是，难免要有许多的猜测、慌乱和不计成本地竞争。
作为中层干部，我极自信，不象别人那样去运作便能没有编制了吗？我问自己。书记鼓励的脸色无疑更坚定了我的自信，然而，我真的没有编了，事实和过程都简单：上面定是重视农技工作的，编制定的比任何站所都多，而我尽管可以在农技站干，但就象他们编制在农技站人却不在这里干一样。既要理顺，我必要回原站所，原站所的编早被人占了，就这样，我成了全镇乃至全县唯一没有编制的中层干部。
早有预谋，绝对地早有预谋，黑！我愤怒了，背着一麻袋的荣誉证书去找书记。我连话也懒得说，根本勿需说，这便是最好的证明。书记并没有我事先曾无数遍想象过的尴尬，只平静地说，荣誉只能代表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代表未来。一怒之下，我向县纪委告发了他，他被降为另一个镇的镇长，而我则被调到全县最偏远的思乡镇。
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追求，也算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倒不太在乎思乡镇的艰苦环境，因为我坚信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最令我无法忍受的，无疑是与同事们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领导们那阴晴不定的脸色。我们县是小县，必是关于我的那些传闻已先我而来。或许我真的错了，人是不该犯错的，一次也不行，因为这世上独缺后悔药，哪怕你悔绿了肠子。因此，若要追求完美，便后悔不得。这大概也是有的人始终谨小慎微的原因吧。谨小慎微是对人性的摧残，真是没办法，不谨小慎微又是对人的摧残。矛盾！恰如我，无法更改的现实与有所改变的渴望的激烈碰撞。
实在无法，反正闲来无事，我便读书，这似乎是唯一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事情。已许久不读了，刚开始还无法深入，渐渐地，对于自己盲目孤傲的责备占据了我——原来还有如此多的未知。这虽然未能让我的处境有所改变，却让我平静了许多，因为我似乎又隐隐感觉到了刚参加工作时才有的那种冲动。
赶巧，县里选拔干部开始兴考录，我先后考取了国家公务员和县级优秀年轻干部。我预感自己的处境可能会有所改变，至于怎么变却是朦胧的，否则便不叫预感了。我相信预感，事实上也对，只是非因为我引以为荣的考取的那些身份，而是由于我一位小学同学的到来，或许就是迷信所说的贵人。
他比我参加工作晚三年，调来做党委副书记，是人们常说的不瞒级一步一步干起来的那种。或许出于同学的考虑，他常给我找事做，尽管受他的领导让我感到别扭却终究有事做了。
什么是机会？有事做就是机会。因为若是真的有本事，必要让人感觉到，没办法，这是小人物改变命运唯一的办法，而要让人感觉到必要有让人满意的做事效果，或者说，必要做事的。
现实往往是，凡事立难破易。刚做了几件还算令人满意的事，又出了一个小插曲，或许人不该对自己过于苛求，越苛求偏容易出错，且不说错，单是苛求能够极大地调动人追求完美的天性这一点儿，便足以让你少有满意的感觉。——同学兼着纪委书记，党委那段主抓中午饮酒，他便带我去查。中午吃饭的时候，村支书极为热情，我竭力反对，他竟敢上了酒，而且没人推辞都满上了，连同学也这样。我实在气不过，轮到给我倒酒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书记同志，这酒是不是咱不该喝？同学书记的脸肿了似的，一声不吭。热烈的场面登时冷了下来，亏了村支书荤话连篇的玩笑解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那天，同学跟人治气似地喝大了，含混不清地说了这样的话：别以为这世上独我自清，若那样的话，便大错特错了，因为官场本不需要太过锋芒毕露的人，即使你当真有本事。你，就为此，还不汲取教训。教训？我没有教训，我汲取什么？我想着，但没有说出口，我是那天唯一没喝酒的人。见我不服，他的嗓音低了下来，却又忍不住说，这世上什么都可以试验，唯独人不能，因为一实验，便超龄了，自然就该出局了，为了别人的成功制造教训，岂非太不值了？试验？他竟然会认为我在试验！不欢而散。之后，他再没有主动找过我。
真正想干事的人会没事干？我偏不信邪，显然地，他的话强烈地刺激了我。醉了酒，我去找一把手书记。这也是酒的一桩好处，清醒的时候思念着说不出口的话顺口就说了出来。啰里啰嗦地说了一大堆，我的意思却也简单，就是要活儿干。我相信书记能懂，他先是面有难色，经不住我酒后的缠功才勉强答应我做管区主任。后来听说，因为最落后的那个管区的主任正想调回来，他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才安排了我。
且不说这些，单说这个在干部序列中根本不存在的“小官”毕竟为我提供了活动的空间。经过三年的摸索，山区丰富的资源终于从沉睡中被唤醒而成为巨大的经济优势——不仅全区的经济实力跃居全镇的首位，而且有几个村庄开始向工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然而，提拔的事儿总是与我擦肩而过，管区村的支书常为此愤愤不平。我劝他们，人要懂得珍惜，有事干就足够了。说是劝他们，其实也在劝自己。
那年的换届选举大会上，我意外地当选了思乡镇的镇长。当选的时候，我正陪一村支书在上海与外商谈判。这事太突然了，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不象村支书那样欢欣鼓舞，反而一下便懵了，说不清是喜是忧。
关于这类事儿，之前也曾听说过，但那都是副镇长。据说，上次换届就出过，说某经济发达镇的某人想趁区划调整的混乱之机浑水摸鱼，却不料被正保持高度警惕的一把手书记探知了，虽得了不少票，却终没能成事，选举结束的第二天就被调去了偏远镇。当时听说后，曾为他鸣不平。其实，如果抛开我那些或许有点儿特别的观点而完全按照正流行的现实的看法，他跟我或许是一样的命运，不，他该比我还好，至少他曾为自己努力过。现在轮到我了，而且是实行等额选举的镇长，太离奇了，看你咋办。
意料之中地，当我急匆匆地赶回思乡镇时，迎接我的是县委调查组的同志。但当我看到书记和调查组长审犯人一样的脸色时，原先还惴惴不安尽想着辞职的心反倒坦然了，固执地说，既然人大代表选我，我就非干不可。他们的脸都青了，灰蒙蒙一片，但他们没有找到我贿选的证据，我成了全县唯一的不是副书记的镇长。可以想象，我镇长当得并不顺利。
几个月后，我被调离思乡镇，到县文化局做了一名闲职副局长，倒是解脱了。
连续制造爆炸新闻的，原来是你啊。乡丁林一凡正要结束自己的讲述，政治家郑存智突然插话，你知道你当时的告状信为什么查得那样迅速吗？
乡丁意外且疑惑地反问道，怎么，你知道？
对，那时，我在县纪委办公室干主任。你们县纪委办公室主任跟我是无话不谈的要好，他曾跟我提起过你。不过，对不起了，我们提及你时是当作教训来谈的。要知道，按说那种信通常是不直接报书记批的。那天，我莫名其妙地想恶作剧，也是为了考验我们之间的友谊，就不停地撺掇他，甚至事后我仍打电话催他，撒谎说你是我亲戚，他信以为真，才有了那个“从速查处”的批示。真的，他后来又专门给我打过电话，叫我请客，我知道事成了。
竟是这样。乡丁感叹道。
千万别小瞧了秘书的作用。政治家满脸得色，卖弄道，听你讲述中也有关于秘书的事儿，但我觉得你的认识太片面了。其实，做秘书最不易。如不能好好把握，做了还不如不做。里面有个“六要”，说着，看了乡丁一眼，见鼓励他说下去，才饶有兴趣地说下去，所谓“六要”：
一要腿勤，为领导的事不辞劳苦，大到提拔升官，小到吃喝拉撒。
二要嘴严，对领导的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明白的就装糊涂，一问三不知。
三要脑活，因为领导不可能把什么话都讲明白，对领导的往往含意丰富的眼色、手势、表情等肢体语言，必须及时捕捉，善于揣摩，准确把握，迅速落实。
四要敢于承担错误，大到坐牢，小到放屁，凡领导无法推脱或推脱不了的，都要不惜揽到身上，丢车保帅。
五要会摆架子，架子就是权威，该摆的时候不摆，千万要不得，因为失颜面的不是你这个毛毛虫而是领导。
六要会装孙子，必须懂得“孙子肯定是为了长大了当太爷才出生”的道理。
可以肯定地说，把握不好“六要”，正是并非所有秘书都能平步青云的根本原因。
好了，别卖弄了，快说说你自己吧。见他还要说下去，教授催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