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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家说，人要懂得变通，一旦进了死胡同，要么借把梯子爬过去，要么倒回去绕过去。否则，撞死了那才叫活该呢。
我是一个穷光蛋富翁。真的，别笑。我不是那种玩“穷的只剩下了钱”的高雅的时髦人，实实在在地，我欠了我父亲三百万人民币，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我父亲执行协议严着呢。我知道有不少人羡慕我，嫉妒我，总以为我有如何风光。其实，我哪里有半点风光的感觉。人嘛，酸甜苦辣恐怕只有自己知道。不信？不妨耐心地听我说。
在这里，我必须首先介绍一下我父亲。不要认为我父亲拥有这么多资产便是什么大人物，在他那一代人中我父亲纯粹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村里人都这样说，连我爷爷也这样说，我常想，或许因为爱还是我奶奶说的客气也更客观。她只轻轻地说，明他爹没有正经干过一天庄稼活儿。作为母亲，她当然不会提我爹猥琐的形容，凡母亲都不会，在她们心目中子女即使再丑陋也永远是最可爱的。但要说我父亲精于算计懂得变通，应该不假，我奶奶也承认。早在那个割尾巴的年代，他就偷偷地倒腾油料加工，居然练就了一手绝活，他的油不仅出油率高，味道那才叫绝呢。因此，改革开放不久他便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眼光又迅速地瞄向了小商品市场，依托我们家位于乡驻地的优势，办起了小商品批发，生意那才叫做火爆呢。
别急嘛，总得让我把背景说完。总算有一天，我们乡政府终于搞懂了“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个最浅显的道理，其实，原也不是不懂，只是没人肯说，有吃有喝的犯得着冒那风险吗？别不信，真的要冒风险的。这便是压的功效。人的热情最经不得压，一旦释放，便洪水般蔓延开来。别不信，确如我父亲事后所形容的那样，热情如同急芯的爆竹似地炸裂看来，几乎在一夜间，“消灭工业空白村”便成了当时最流行最时髦最响亮的口号，似乎只要办起了工业钱就会水一样流进来。确切地说，我的乡人们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钱这东西确是个好东西，实实在在，并不烫手，便强烈地渴望着。就在那一年，我们乡换了新乡长，提出了能人经济的概念，非要我父亲做我们乡办化工厂的厂长，我父亲推辞不掉勉强做了副厂长。正因为他的这种不张扬的处事风格，他跟厂长、乡里的领导甚至厂里的普通工人都相处的非常融洽。
按照高考的成绩，在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我自不敢有非分之想，那时正兴委培，我父亲便让我读了我们乡办化工厂的委培。委培，尽管当时仍是新生事物，也不是一般人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当时虽觉不出什么，现在却不得不佩服父亲，不仅因为他办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他的眼光，他没有让我留下遗憾。到我毕业的时候，不要说乡办工厂，即使乡政府机关有大专学历的人也屈指可数。顺理成章地，我被借调到乡工业委员会帮助工作。
在乡工业委员会帮助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父亲几乎每年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感觉好吗？我第一年的回答是：用这么一帮连工业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在办工业，早晚得玩完。父亲没有吭声，只轻轻地摇了摇头。第二年的回答是：虽然都不说，但矛盾太深。父亲还是没有吭声。第三年的回答是：大家就象围着一个大蛋糕，都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紧紧地盯着，却谁也不肯先伸筷子。父亲仍旧没有吭声。第四年的回答是：无所事事又相安无事。父亲叹了口气，说道，该做点事了，从政，还是做事？我问，从政与做事有什么区别吗？父亲没有回答，只说还是做点儿事好，做人不可太张扬。
无疑地，帮忙的这段时间只是父亲对我的历练，这段历练显然还不够，直到父亲对我完全放手后我才真正有所体会。做厂长经理确是不易，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足以令你功败垂成。但我还算幸运，经过一年的打拼，濒临倒闭的村办塑料制品厂由我承包后终于又有了生机，我认为，这不单纯体现在那五万元的利润上，重要的是我拥有了部分固定客户。某县一个体海水养殖场便是其中之一，那一年，跟我签订了400万元的扇贝盘供货合同，只一个季度，我就实现利润20万元。然而，还没等我从成功的喜悦中完全解脱出来，意外发生了——养殖场海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海啸，养殖场的投入全部付之东流，场长因巨额债务投海而去，我的应收货款全部成了坏账。之后，塑料行业全面滑坡，塑料制品厂很快就撑不住了。
“跌倒了，再爬起来。”帮我解决完塑料制品厂问题的父亲虽满脸疲惫却并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只轻轻地提醒了一句。这显然不够，人在极悔状态时最渴望的应该是被与己与事紧密相关的人痛快淋漓地骂一通或者打一顿，似乎这样反而畅快些。只图畅快，显然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爬起来？如何爬起来？由“当初为何不……要是……就好了”的悔意快速转化而来的颓废紧紧地罩着我。人在颓废的时候缺少的往往恰是问题，如何爬起来，也是一个问题，问题便是启示，只要有启示，颓废便不会绝望，只要不绝望，人便会有思考，只要还有思考，问题的解决就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我开始反思，一年后，我做出了一个父亲绝没有想到的决定——建废品收购站，说俗了点儿，就是捡破烂的。确切一点儿讲，关于这个选择，连我自己也总觉底气不足，因为这在择业观念依旧庄重严肃的当时是根本不入流的。但路既已选择了，必要走下去。应该感谢父亲，他不仅没有反对，而且在因塑料厂倒闭引起植物油厂和小商品批发商场不小震动的情况下，他仍然与我续签了50万元的借款协议。废品回收，虽然利润偏小，风险自然也小，慢慢地，我的境况逐步地在变化着。
人生确有许多事情不易说清，往往越困难越艰难，一旦出现了转机，又似乎勿需太多付出便能够坐享其成。——我的一个一向资信极高的客户犯了事急需用钱，他提出以积压在手中的铁板折半价抵顶我的货款。那可是50万哪！铁价正狂跌且不说，那样的话，我必陷入资金捉襟见肘的地步。但看着客户因焦躁而魂不守舍的样子，心一软，我咬了咬牙答应了。客户的困难解决了，自是千恩万谢，千恩万谢和因此而来的声誉缓解不了我资金上的困境。挣？折？我无疑在为自己轻率的决定后悔着，挣？是不可能的，铁仍在跌，或许这压根就是一个骗局？悔的标志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着便揪心似地。或许天佑善人，熬过了四个月后，铁价开始攀升。做生意就这样，跌的时候卖不了，涨的时候又舍不得卖。到价格翻了三番的时候，我才带着惋惜狠了狠心出了手。庆幸！我出手的第二天价格又开始回落，我因此成了有产者，有产者的感觉真好。我没有急于归还父亲的借款，尽管我知道一贯提倡自给自足的父亲负债经营已高达上百万元，我必须如父亲所期望地全面规划我的事业。这应该是人在顺境最通常的表现：精力充沛又信心十足，忙碌而不觉疲劳。忙碌，人便充实，充实便不紧张。那，实是我少有的一段。
好了，不啰嗦了，就让我用一段关于“红眼病”的插曲来结束我的讲述吧。
大家知道，我的废品收购站是在我们村办塑料厂的基础上改建的。应该说，在我承包塑料制品厂落魄的日子里，我的乡邻们给予了我极大地同情，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护着我、帮着我。但当我的废品回收站渐成规模，特别是我的兴高酒楼落成开业后，一场因心态严重失衡而引发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高明废品收购站占用了咱们村塑料厂的地吧？当时的合同规没规定可以随意改建？这几年的承包费是多少？到底交了没有？在一次村民代表会议上，我堂兄首先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村民代表们一致支持。在这方面，我问心无愧。按时足额缴纳承包费是父亲对我的一贯要求，他常说，挣钱不能亏心，尤其不能亏自己的乡亲。但，以我二大爷为首的村民理财小组几乎翻遍了我们村所有的账册，偏没有找到我交承包费的记录。村里一下子乱起来，当我被神神秘秘地强行请到村办公室交代问题时，我猛然间看到了村文书忐忑的、游移不定的目光。这是一个最不令我待见的村干部，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那副太监相。正欲“坦白”，却突然改变了注意，故作可怜地说，我没交，前两年手头太紧。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们都知道，因为塑料厂的倒闭。不过，我可以马上交，我愿意多交一万元的利息。多交岂有不好的？一场激烈的冲突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化解了。
当天晚上，村文书就提着两瓶“二锅头”上门了，满脸愧疚，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承包费叫我挪用了，害你多交了钱。没办法，手头紧哪。我知道，他老婆常年害病，便大度地说，无所谓。他甚激动，语无伦次地说，不过，你放心，算我借的，必定要还的。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不是赖账，而是因为无力。索性好人做到底吧，想着，我又说，不急，有困难，只管开口。他开始不知所措起来，只指了指忘记了放下仍提着的酒。我岂能要他的酒？我知道他好酒，每天必喝，但只要自己掏钱，瓶装酒从不舍得喝，好在这几年村里办招待多了，他也不缺酒喝，只是逢喝必醉，村里人都叫他“酒官儿”，他也不恼，嘴里只含混不清地说着据猜测大概是“口福”两个字。不过，看来今天他是断不肯带回去了，任怎样劝都不中用。我便说，要不然，喝了吧。他中午就有点儿多，想了一会儿才勉强同意了。确是海量，一人一瓶，我已烂醉如泥，而他却依然清醒。直到现在，提及此事他仍津津乐道。不要总嫌有人提及你走麦城的经历，其实，只要他不是偶尔地而是经常地提，那么，他必定不是在揭你的短处，而是用来表示他对你的关爱。不信？不妨想一想，是不是你最亲爱的老婆揭你的短最多？
太潇洒了。高明刚讲完，乡丁林一凡就感叹道。
抓紧时间，该你了。赵晓晨催促道。
该我了吗？林一凡自言自语着，那，大家可不许笑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