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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年级这一排，除了毕业班师生的几间房，就只有一个体育器材室兼办公室了。体育组有两个老师，程学刚负责中学，还有一个叫宋学谦的半大老头教小学，宋老师是程学刚的领导。除了开运动会，以前和宋老师几乎没有接触，只觉得这是个挺随和的人，面相也善。有时候他去水房，会扒一下初三办公室的门：“有水吗，我给你们捎一壶，顺手的。”人蛮好。
程学刚没课时，闲得难受了也很少进我们办公室，经常看见他从门口路过，到后排找一二年级组的老师去。看来毕业班真的是一块净土了。
办公室里，很少有人聊闲天儿，大家好象都有忙不完的事，备课、判卷、批改作业、提审和辅导学生，忙得不亦乐乎，呲喇呲喇刻钢板的声音是不绝于耳的伴奏。白露虽然总说这些孩子不可救药，但工作起来丝毫看不出松懈，放学以后总要留下一两个学生开小灶。小果正在进修，又不能耽误教学，显得尤其紧张。
我也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经过一些天的考察，我发现两个班学生的水平的确有不小差距，慢班简直就是一个智障班，有真笨的，也有真不学的，我不得不开始调整教学策略，分别备课，练习和小测的卷子也刻两种，一张基础卷，一张提高卷，不管是谁，只有基础卷过关后，才能领提高卷。这样我就做了两手准备，慢班的学生掌握了基础，毕业应该不难，快班的学生也可以从两种练习中确立基础知识和重难点的概念；同时我企图借机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慢班的学生萌发自尊心，也努力争取能一睹提高卷的风采。
而且我一直记得李云虫老先生的教诲，他说一个优秀的老师不能只会敦促学生学习，要教会他们怎样学习，方法才是一生进取的利器。所以每堂课上，我都引导他们培养有序的学习思路，努力让他们相信厚厚的一本教材其实可以用几张小巧的活页笔记概括出它的脉络来，掌握了方法，学习就会变得轻松许多，脑子也清晰起来，不会再象现在这样，好象灌了一脑瓜知识，晃荡两下，才发现全是糨糊。
看着学生们没有个性一脸迷惘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怜悯：多好的孩子，都给糟蹋成这样了，中国这教育体制真是恐怖啊。我晚上在日记里痛心地写道：“同学们，我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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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栋去开年级组长会，回来后给我们传达，说学校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要求每个老师都要选定一个主题，分理论依据、备课思路、课堂教学实施、反思教学效果等几步进行教学研究，最后要形成文字，由校长亲自审核；而且，同科目的老师之间还要进行听课交流，互相写出一篇评课文章上交。
曾月红立刻发难，污蔑佟校吃饱了撑的，说您真觉得难受，就绕桑树坪跑两圈去，别拿我们这些老师消化食呀！
小果笑着给她来了一针，笑眯着眼儿问苏家栋：“佟校是不是还让你们把老师的意见反馈回去啊？”
苏家栋还没说话，曾月红就破口道：“反馈去吧，我才不在乎，反正谁也不敢扣我一分钱。”
苏家栋说：“说心里话，这个事弄得意义不大，就这帮老师的素质，还搞教研？最后还不是胡编乱造，你抄我摘地糊弄，正面效果没有，还耽误正常的教学，咱也不知道领导是怎么想的。”
苏家栋不坚持“两个凡是”的路线，我挺欣赏，这一点比傅康上档次，傅康就是犬儒——我以为傅康就是犬儒并不含蔑视，他对工作全心付出的精神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对比而言，邵主任门下的华中良，教着好几个班级的生理卫生和动植物，整天走马灯似的忙，却让大家都觉得他不用心，虽然这和没有人重视他的学科成绩有关，但从本质上，大家还是觉得他操蛋，颠来颠去只是忙着糊弄，还摆出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其实进了办公室就跟邵主任穿上了一条腿裤子，所以我从大家嘴里听得最多的评论是“走狗”两字，不过我对此人暂时还没什么感觉，他教他的书，我教我的书而已，道不同不相为谋。
二十分钟后我和佟校在厕所不期而遇，蹲在脏脏的茅坑上，佟校突然问我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入党问题了，我说还真没这打算，佟校说：“你看你们年级组啊，除了曾月红，连小果都在写申请书，那玩意还不好写吗？你抓空写一个，回头交给章书记，我跟尤校给你当介绍人。”
我说我真没这想法，我的理想就是当一老百姓，有文化有道德有良心有滋味的老百姓。
佟校正面对的墙上，是一首已被涂抹得模糊不清的“诗”只有后两句还隐约可辨：“不见牛羊来吃草，常有和尚来洗头”我们都装做不见，佟校一边使劲拉，一边吭哧道：“这事儿我先不强求，你再考虑考虑，入党就是追求进步嘛，将来也有用，可能你一时还意识不到，咱抓空儿再聊。”
佟校又问我苏家栋是否把教研课题布置下去了，我说布置完了，大伙都觉得您这想法挺好，有利于督促老师认真教学。佟校看看空空的门口，笑道：“你就不用搞了，我就要你用心教学就成了。”
我说怎么我就不用搞了？佟校说你看不出来吗，我才不相信他们能认真弄，我就是给他们找点儿事忙活着，省得一群混世魔王跟弱智老娘儿们生闲事。
我笑了。敢情高人在这儿蹲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