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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背面是汞或粗糙的平面，它永远是一切事物的真相。写这个东西之前，你们或许还不知道这部小说的真相。知道了真相后你们会有上当的感觉，或许会说：“原来怎样杀人是一部垃圾”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结论取决于你作为作家或读家的成熟程度。因为在文字中预设的迷宫与骗局，比现实更容易，而且让人有种享受艺术的快感——恐惧。大笑。陷阱。猫捉老鼠。上下进出。一切让人麻醉。
一、关于怎样系列
中篇怎样杀人是杜鸿怎样系列的第一部。在写它之前，他计划写上三部怎样：怎样爱弟弟、怎样泡妞和怎样杀人。昨天他又生了一个灵感，想加写一部怎样自杀。这让他因为灵感的来临而喜悦。或许，这正是他创作停顿的开始也未必可知。但是他想，这四部小说之间，虽然名字接近，内容却是大相径庭的。那种很表象的蠢事他是不会做的。除非他的智力成心想愚弄他，一个自以为是写作者。
怎样爱弟弟可能写的是关于父权沦丧与警界。是男人作为父亲，一次次被背叛和颠覆的屈服和屈辱。
怎样泡妞可能是一部爱情至上的小说。它将爱情分成了游戏与娱乐，可有可无和似是而非，至真至诚与无三种方式。虽然结果都会被彼此的肉体终结，但是我还是想写它。把它献给我前段时间因为吃药带来的一次抑郁症。也许它将是一部既教会你如何勾引女孩子的秘藉，还是一部让你对爱情更加绝望的文本。
怎样自杀或许是一部青春期的盲动，是一部内部强力激素遭到压制后的症侯。一个人一生至少有过三次以上想到自杀的可能性。小时受到父母或亲人的委屈，把自杀当成一种对他们的惩罚——和刀朗的歌一样，是对包括亲人在内的“自我”进行一种“冲动的惩罚”最简单的自杀方式就是赌气，以一种闭气的方式试图让自己死去的冲动。再就是初恋时示爱过程中的冲动，把自己置身到一种情感的极致，最可能多的想法是：他（她）不答应我的爱，我宁愿意自杀。当然，这只是一种潜意识，而且是一种没有力量的潜意识。但是毕竟它们已经发生，已经形成了想法。最后可能就是生命停止生长之后，人成熟了，事业也趋于不变时，一阵秋风就会让人滋生一种可以走掉的想法。表面上看，这种想法很平淡，实际上它让其他任何困难对人的摧毁力量都大。失去目标的船，在河中心茫然。就会渴望一次撞毁。这是人一生至少有过的三次自杀动机潜因。加上人们在事业和生活中遇上磨难，甚至出现“将军”现象，认为自已已经走投无路时，所产生的想死的念头。
——所以，一方面，自杀离人们并不遥远。真相正如杜鸿一个十三岁的朋友所说的：我站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左眼望透光明，右眼望透黑暗，然后自杀。
——所以，自杀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事情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自杀在天天发生。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它确实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也许它产生在一秒种之前或之后。
——所以他决定写它。并且想把一个人n次死而复生的体验写出来。每一次都与上一次不同。这一次与那一次不同。上一次与下一次不同。
二、关于“评论小鞋”（三寸金莲）
让我创作谈成了说他的创作计划谈。还是回到杜鸿的怎样杀人上来。在说这个小说之前，我仍然想说说现在文学及其文学评论原创性丧失的现状。
当下，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说到小说或者说到什么创新的文本时，往往会去陈年老柜里去找评论资源，然后找出一二顶不知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的刮皮帽，一一给自己或别人的东西戴上。甚至还会发生这样的笑话，戴着戴着，某个评论家会突然对他说：杜鸿，你他妈的脑袋太大了，而且还是一个男人的头。我这顶帽子是女人的帽子。你必须把头变小，然后再变成女人才配戴这顶帽子。
这样的笑话偏偏就有人干出来了。说到底，创作好比一个一天长一个高度的孩子，而那些评论资源和手段正是他们昨天穿过的衣服。现在，他们长大长高了，原来的衣服自然就不能穿了，可他硬要孩子穿上，那衣服只能被绷坏的份儿。
所以，杜鸿做评论也好，谈创作也好，都是捂着盯着人家的文本看，把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透，看明，看烂。然后再以它们作养料，把一些评论资源作基础，发酵之后，重新生长出我的新感觉——非常感性的感觉。因而，他的评论往往很多时候更像散文。也许他评的作者的东西很一般，但是他的评论不会跟着掉下来。正如他正写着的这个关于杀人创作谈一样。杀人或许是狗屎，可是他这个评论提供给读者的东西不会少，并且已经远离那个小说文本自己活起来了。
如果他像先前伟大的评论者或创作谈作者一样，说一番高深的理论，把人弄得云里雾里，他认为没有意义。并非堆一堆理论就让人认为你有学养。他也会把黑色幽默和超现实主义或者后现代甚至魔幻现实搬出来，一方面会吓跑他的读者，另一方面又会给那些善于做“身攻”工作的人留下口实。什么时间碰上了，又来一句：“某某，你确实需要回去读读书，练练笔，如果你真要学某某主义的话。我师大爷说你行了你说行了。”——简直就是一幅上海流氓杜月生的嘴脸。而且还是皮笑肉不笑（据统计，上海的色情业全国第一，可是那儿的网络文人极不愿意提到他们的脸，他们有一句口头禅：不是上海婊子的都是乡下人。）
三、关于杀人骗局背后的真相
又扯远了。这次真回到杀人上来。
说到杀人，至少它是一部杜鸿没抱任何指望的小说。刚写完它时他确实想写点关于它的话语告诉人们真相。可是这几天醉心于小说特写和宜昌文坛的游戏，便记不清当时的冲动了。如果虚伪一下，就把他肚子里关于后现代或加斯的“元小说”之类的理论掏一些出来，舞弄一番，可能会让它无疾而终。但这不是他的风情。他写每个字追求一种“文字的肉身”包括评论。在他眼里，每个文字，每个词，都是一位美丽的少女或少妇。他让她们来到她们的情人——读者面前，他就得努力按照它的真相，按照他所设想的“性感”度来诱惑她们的情人。这就是他的目的。与真正的女人不同的是，一旦她们的情人被她们的美丽所征服，她们这时就会变成一种强势的霸权地位。她们原先所在位置，此时绝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地说，此时她们变脸了，她们成了他们。这些很多读者都能感觉到。
在她们诱惑之外衣的内部，是一种进入读者心灵的力量，而非仍然固有的柔软。这个他们就是文本所要进入的地方。他们至少是一种比物质还要坚硬的质问。这让我想到一把刀和一句质问。一把刀也许搁在脖子上没人会胆怯。而一句直抵心灵的质问，则会让他慌乱，让他出汗，让他失去常态。这就是某种事物内部的力量。或许是文字的力量。
他不知道杀人在表面上做到这一点没有。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是杜鸿惟一没有写性爱的小说。而且在写它之前，他甚至怀疑，自己离开了性还写不写得好小说。他对自己的信心产生了动摇。事实上，从本能的文字感觉，他觉得它离他的出发点有很大的距离。它是一出发就背离了他的方向。因为在这之前的2003年，他写了一年中篇，在三家刊物了发了一堆中篇之后，又写了一部叫性爱床的长篇（贴在小说特写上）。这个长篇他自认为是成功的。它在纵横网上一个周的点击率是十三万人次，在天涯上的点击率是四万人次。他自认成功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他内心的小说标准与评判。
写这部小说时，他正获得了一个“n+1小说技术”的专利。安徽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是他的网络女儿。他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她的小说达到一种水平。她明白了他的技术之后，第二天出来的小说与昨天的就天差地别。我这样说，是因为这项技术确实有点石成金的作用。前提是那个学习者必须是石头。如果是泥巴他就见鬼了。可以这么说，从宏观上杜鸿的长篇性爱床就是这种技术的结果。不过那是一种自发的结果。
正当杜鸿准备自觉地进行这类n+1的小说创作时，一个朋友当上了一个网坛的版主。他决定把杀人送给她当礼物。这样他就陷进这部小说里面去了。不过方向恰恰恰与最初的想法相反，它与n+1小说技术无关。他故伎重演。所以人们读起来很欢畅。没有多少障碍。而且，里面没有了性，读起来也不会脸红，还可以给自己社会层面的朋友说一说这个故事。似乎它就成功了。而且在天涯，红袖，耕读等地，凡是它到了的地方都是一片叫好声。他开始也有些自以为是。
可是——后来清醒之后，他发觉了它的真相：它只是一次非常无效的写作。即使它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杀气十足，那么一本正经，那么大义凛然。可是，那一切只是假相。（如果硬要给它贴上某种理论标签的话，写完之后，我感觉它似乎有一点儿超真实后现代视界——比真实更真实的虚构，将最平淡的现实变成高于现实的审美幻觉里。这还是受伟大而固执的广东评论家恳纳的启发。这个话题留学生给他。）我想重点说说杜鸿在这个文本中，文字骗局背后所隐藏的真相——原创性是如何却位的。
一句话，杀人骗局背面的真相，就是原创性却位。
类似这方面，有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就是某年获茅盾文学的长篇尘埃落定。那是一部看上去非常好看的小说，可是看完之后，至少我觉得非常无聊，那是一种非常无效的写作——一个老话题，一个老故事，一些老习俗。给人的心灵没有提供更新的诗意栖息地。
杜鸿的杀人也正是类似的东西。这一点，他在一些地方曾经暗示过朋友们，但是因为他们对它太热爱了，忽视了他的提醒。一个作者能否成熟，就看他的文本有没有原创性。一个读者的成熟与否，就看他能否读到原创性。这是真正作者和真正读者的标杆。传统说法是，一个文本至少要有探索和否定作为其文学基本精神。这话主要是针对过去宏大叙事和主流写作而言的。现在，更宽泛的写作，必须紧紧抓住一点：对原创性的阅读（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如此众多的文学贴子中一眼看透作者的秘密武器）。现代的读者已经是不简单的故事或情感或小说技法的阅读虫子。他们更需要你把他们的带到一个充满心灵象素的新境界。而不仅仅是后现代超现实的镜象或一种视觉平面。有人说，文学在丧失。杜鸿一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是真正的作家在丧失。没有真正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作品，自然谁去读你的垃圾。还不如听听何勇的摇滚垃圾场：你知道就是不知道。
无论从文面或文本，还是从内容或技法上，杀人都进行了一个对自己无可逃脱的复制。对杜鸿以往创作的复制。
我的理由有三：
首先是它所尊崇的内容：文化，美与善良，似乎让社会道德元素占了主导，终极与本质的因素不多。比如对文化而言，有一种盲从的感觉在里面，即使那个鸡胸想维持一种文化道义，可是我不敢保证他所维护的文化就是真理就是值得依赖的。说不定它就是一种假相，一种为另外的体系所工具的东西。再就是它所说的善者升天，恶者下地狱的观点，是非常庸常的观点。没有新意。而且这种道儒哲学内容元素走到今天，一方面很简单，另一方面如果让一个小学生来拷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敢保证，中国现有哲学资源是没有办法来回答的。或许有人能够用马列主义来解答，然后又会用道儒哲学来解释。结果或许是思维的混乱。中国已经一个多世纪没有进行自己的哲学建设了。全是在摇晃中前进。所以，一道一加一的数学题，陈景润可以弄清楚，而一道善与恶的本质定义，可能是一千个人有一千条答案。所以，杀人把话题落到这上面，套用“文革”中的一句话，叫自取灭亡。至少这个话题的标准是靠不住的。
其次就是小说技法上，没有新意。它与杜鸿研究出来的在中国目前可能是最先进的，可以说是他的专利的小说技术的方向，是倒行逆施的。所以，我也不喜欢这种“本位主义创作”小说除了引进了杜鸿惯性的伎俩“鬼魂和虚设（虚构内部的非真实性的真实）”比如让鸡胸和思春思秋和马灯的介入，让一枪两弹的不可能变成一种千真万确的可能（这一点几乎没有读者置疑），带来了一些局部效果，实际上它整体上非常老调。小说里他写了——一本书，杀一个人养一头猪，与母猪成亲，鬼魂夜访促杀，女犯唱歌送张虎，张虎刑场觉醒，杀警夺妻等至少七个非常好的细节，这正顺利了传统小说创作说中篇至少要多少好细节，长篇要多少好细节的说法。所以，它老掉牙。
与此同时，它借用了大量恐惧小说的手法，比如不写“现怕”而去写“后怕”把事情放到最末稍，也就是最危急最牵动人心的杀场和时刻来写。这些都是一种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翻版。以前他一说到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就恶心。现在他居然在这样写。也许他开始老了。
最要命的是，杀人的平庸，还表现在它的众人独醉我独醒的人物设计上。在这一点上，杜鸿也许就做到了两个字：敢写。一是别人不敢写杀手，写武警行刑时代的生活，他敢写；二是别人不敢写与母猪成亲，新娘嫂嫂如此粗野泼辣他敢写，别人不敢写连长动歪心眼维护自己的权威而且将自己的心理与主人关联他敢写；别人不敢写杀一个人养一头猪、天生就有恋猪情结他敢写；别人不敢写人性在一个机器一环上依然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他敢写。正如红霜所说的，一个狗咬人了，本来它是没有借口的，可杜鸿给它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他的良苦用心或多或少有些媚态。
正如评冯绪旋有月亮到位与却位来显示作者的立场一样。杜鸿在如此众多的文字面前，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更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正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穆齐尔所写的一百二十万字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一样。所以，杜鸿一方面在寻找在西影里频频出现的妖艳美女葛洛丽亚，一方面让自己进行了一次平庸而无效的写作，作品的名字叫怎么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