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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的木门被人轻轻推开了，一个头戴钢盔拿着钢钎的人，我仔细一看，他竟然是三哥，对我厉声吼道：“野种懒东西，快起来！”
他手里的钢钎上沾着血，那是我的血吗？我爬过盖着一层被子肚子隆起的大姐，战战兢兢地想下床。结果被三哥一脚踢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翻滚，手臂擦破皮，出了血，痛得直想哭，可我吭也未吭一声。
他手中的钢钎，很像楼下屋门后那根。那年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着，参加全国大串连，去了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后来带回钢钎，说是他的战利品。
父亲在堂屋发出我从未听见过的笑声：“哈，哈，哈。”我吓得毛骨悚然。
于是我朝房门口跑，三步并作两步往通向堂屋的长梯奔去。身体腾空而起，想飞下楼梯。我下到堂屋，穿过腐臭难闻的天井。身后传来远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我朝院子的大门跑去，可是那门有两道左右对插的门闩，紧紧闩着。我够不着门闩，着急得浑身流出大汗。这时，我的头被一只手挤转过来。
“打死她，打死她！”(喊声响成一片。
“看你往哪里逃，这么小丁点，就不得了。”三哥把钢钎往我胸口插来，我倒在了地上，死了过去。
母亲在叫我名字，是的，不错，是母亲的声音。我的意识慢慢回到身上。母亲在说：“怎么搞的，睡了一觉，发烧了。”
她的手从我的额头上移开，呼吸急促，嗓音里似有刺卡着，说得很不畅快，还添了焦急“赶快做得什么东西，给她喂喂，摸上去烫成火球了。”
我很想让她的手就放在那儿，柔软又清凉。“不行，叫你们做，能做好？得了，我自己去做。”
听着她出门下楼的声音，我心中充满了失望和哀伤。“不，妈妈，我不要你走。”我心里如此叫唤，嘴里却只会说出“不，不”这样的字来。声音轻弱，母亲听不到。
父亲刚出院门，就被一群穿着绿衣戴着红袖章的人推倒在地，要他老实交代。父亲问交代什么？
戴红袖章的人说，每个人都有秘密，得一五一十坦白出来。
我跑下楼去，把父亲扶起来。四姐走过来把我扯开，骂我，还脱下臭布鞋朝我砸来。
我醒了，原来是个梦，是个不肯再回想的梦。母亲把一块湿毛巾搭在我额头，轻声轻语地说：“你发烧了，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放心！”
经过了一天一夜，我还是未退烧。母亲只好叫三哥把我背到区联合诊所打针。为了我，母亲破例未去上班，抓了草药在家里用小火熬。
二姐回师范学校去了，夏天似乎从这天开始，空气里弥漫着草药奇怪的香味。每年夏天开始到涨水季节，白沙陀造船厂都是最忙的时候，母亲是搬运工，周六才回家来，周日晚走山路回造船厂，回来也很少和我说话。母亲有一天时间为了我而忙，着实少见。她不时上楼来照顾我，给我喂绿豆汁和草药汤。
我心里暖和。躺在床上两天，身体好多了，母亲也去上班了。我和四姐一人睡一床。夜里我们不必担心彼此挤在一起撞着了。
下午太阳未偏西，我听见楼下屋子里进出脚步声不断，说是滑竿抬了大姐回来，又听见有人在向父亲祝贺当外公了。
我迅速走到阁楼门外，看到大姐头上包了条毛巾，胸前抱了个小娃娃。她从接生站回来了。她抱着小娃娃上阁楼，经过我身边，看看我，便走进去，把小娃娃放在床上，自个儿也躺下了。
四姐在堂屋对我说：“不要再装病了，还不下楼倒垃圾去。”